书城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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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中国近代哲学(5)

孙中山出身于贫苦的佃农家庭。1878年,他因哥哥在檀香山经营农业而到那里去读书,开始接触资本主义社会,遂产生“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883年7月回到家乡,在村里推动政治和社会风俗的改革,开展扫盲,捣毁神庙,为村中劣绅所不容,被迫再次离开,到香港求学并以优等成绩毕业于香港雅丽医院附设的西医学院。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激发了他的爱国意识。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其流”的主张,期望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上书未获理睬,孙中山到檀香山创建了革命团体——兴中会,首次提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纳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确立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信念,并积极准备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因事情泄漏而失败后逃到香港、日本。1896年在英国伦敦被清朝驻英使馆诱捕。此后,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898年孙中山再次抵达日本,对康有为保皇派的实质予以揭露。1905年,他发起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正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同年10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民报》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新觉醒,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领导下爆发了武昌起义,推翻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成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提出了继续“扫除专制流毒,确定共和,普列民主”,并坚决排除种族革命的偏见,建立一个“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的多民族统一政府。1913年至1916年间,孙中山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打破革命党所谓“法律解决”的幻想,坚决发动全国人民讨袁反复辟的斗争。此间他认识到,除了必须继续革命斗争之外,还必须从事哲学理论研究,破除人们“心理”之大敌。1917-1919年间,孙中山致力于哲学理论研究,着有《建国方略》,力图从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三个方面提出扞卫与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论。1921年,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将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三民主义。

1924年在总结辛亥革命没有成功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了旨在推翻军阀和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北伐战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不治,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发表了着名的《遗书》和《致苏联遗书》,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认为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热切盼望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富强的新中国的诞生。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在“五四”运动前,在反对改良派的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中,宣传了进化论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知行观。“五四”运动后提出了民生史观,他的哲学体系转向了二元论或唯心主义。孙中山的着作收录在建国后出版的《孙中山选集》中。

二、唯物主义宇宙观与进化论思想

孙中山系统地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世界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为人类进化之时期。”在具体阐述这三个进化阶段时,孙中山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成果,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与西方近代物理学观念相结合,在宇宙自然观方面提出了“以太-星云”说。

孙中山依据进化论观点,认为在世界进化的第一个时期,是由太极初生电子、元素、物质的演化时程,他说:原始之时,太极(此用汉译西名“以太”)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

这里,孙中山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太极”与近代西方物理学的“以太”对接,用“以太”来阐释“太极”,把“以太”看成是原始物质的始基,认为万物都是根源于“以太”的运动变化。孙中山用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解释了宇宙生成。他说:地球本来是气体,和太阳本是一体的。始初太阳和气体都是在空中,成一团星云,到太阳收缩的时候,分开许多气体,日久凝成液体,再由液体固结成石头。

他肯定天体化是一个过程,肯定了人类之前的物质性的气体,体现出唯物主义特点。在宣扬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基础上,尤其强调了整个世界的进化特点,强调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目的是为他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的社会政治思想作论证。孙中山认为每个国家和民族,其进化的阶段虽有先后之别,但却有共同的进化趋势。他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说明这一点,并由此指出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使中国发展落后了,但只要适应世界发展趋势,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实行三民主义,“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能够赶上欧美国家。“突驾”就是以飞跃的速度超过日本和西方国家。孙中山坚决反对康梁的改良主义主张,主张革命和飞跃,这表明他的进化中含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因素。

进化的第二个阶段,是“物种进化时期”,就是从生命出现到人类产生的时期。孙中山提出了“生元”概念,并以此来解释进化原因。他说: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

在他看来,“生元”是生命之始,就是“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就是作为原始生物的单细胞,是从无机界中发展而来的,其性质是“乃有知觉灵明”、“乃有动作思为”、“乃有主意计划”。这就把“生元”看成是有主观意识和自觉的东西。

关于第三个时期的人类进化,孙中山认为这是逐渐摆脱“兽性”而形成“人性”的过程。他说:人类初生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

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与动物不同,其法则是“互助”而不是“竞争”。他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自然界的进化原则同于人类进化原则的思想,指出物种进化是人类早已超过的阶段,那么人类进化的原则“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因此不能将“物竞天择”的原则搬到人类社会中来。孙中山受当时流行的互动论的影响,指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

既然互助是人类社会的原则,那么人类社会通过进化,最终将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就是为了实现世界之大同。

三、“行易知难”的知行学说

孙中山的知行学说是在他总结反对袁世凯复辟失败的教训时提出的,既是他从哲学高度对知行问题的思考,也是他进行政治斗争的理论武器。

孙中山从批判中国传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观点的影响入手,并把它看成是革命失败的认识根源。他指出这种学说毒害甚深,使人既不求知,又不践行,将建国方略视为“理想空谈”,放弃了建设的责任,于是造成军阀专制的“假共和”局面,他把传统的“知易行难”观点视为“平生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孙中山认为只有推翻“知易行难”说,提倡“行易知难”说,打破人们不求践行的态度,激励人们去行动、去实践,中国才能实现“真共和”。

孙中山从“先”、“后”和“难”、“易”角度具体分析了知和行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如下三个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然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

每一个时期“知”和“行”的关系是不同的。从总体而言,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从“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的过程。就先后而言,孙中山认为人类的进步,是从“不知而行”开始的。所谓“不知而行”,是指“行其所不知而致其知”,也就是说,“知”是由在先的“行”所得到的。他说:人类之进步,毕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

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

所谓“行而后知”,是指“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这就是通过“习练”、“试验”、“探索”、“冒险”等行动后达到相应的认识,即“知”。所以,无论是“不知而行”还是“行而后知”,都是指人通过“行”而获得“知”。这就看到了“行”对于“知”的重要意义。

就难易而言,孙中山认为“知”和“行”二者的关系是“知难行易”。他说:天下事惟患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知,则行之决无所难。

孙中山通过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等十项具体事物,论证了“知难行易”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做了许多事情,做起来并不难,但很难透彻了解其中道理;如果透彻知晓其中的道理,做起来更就容易。孙中山阐述“行而后知”和“行易知难”的观点,其目的在于提倡“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勉励、劝诫革命党人不能在实践面前惧怕畏缩,而应勇于探索和付诸行动,获得科学知识和革命道理。这就在认识根源上批驳了资产阶段右派的消极、投降主义路线,批判了对革命动摇、丧失信心的错误倾向,表现了勇猛进取的革命态度和宏大气魄。这对当时的革命党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四、民生史观

民生史观是孙中山1924年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提出的着名哲学观点,是他历史观的集中表现。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的讲演中,把“民生”问题当做历史观的重大课题加以探讨,明确提出了“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的观点。他说: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是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

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

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民生”的具体内容,在孙中山看来,“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这里,“民生”既包含了社会经济生活和生产,也包含了人们对“生活”、“生命”的要求。他看到社会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把“民生”即群众的生命、国民的生计等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重心、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可见他的历史观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孙中山之所以将“民生”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来探讨,是由于他看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民穷财尽”的落后国家。在如何解决“民生”问题方面,孙中山受当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思想的影响,孙中山指出:“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就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他认为“要安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要同时注重的。”他还就经济方面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项具体办法,并期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超过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坚信历史是发展进化的,把经济生活、民众的生命看成社会发展的重心,这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重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孙中山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是“倒果为因”,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社会中各种变态都是由于民生问题才出现的,认为“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

由此可见,孙中山不赞成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的主张,表明了他思想的矛盾特点。

1.中国近代社会状况总的特点是什么?

2.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生了何种变迁?

3.严复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4.康有为哲学思想包含哪些内容?

5.谭嗣同的“仁学”哲学体系有何特点?

6.梁启超群变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7.章炳麟的“俱分进化论”有何特点?

8.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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