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取学名为绍伊，莫非是寄望他能像合阳的商朝名相伊尹一样，成就一番伟大事业。相传任圣伊尹，他曾躬耕于古有莘国，因看不惯夏桀的暴政，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身为奴隶的他，以庖宰之特殊身份随商汤夫人有莘氏陪嫁到了商朝。天生颖悟异常的他，以调和五味为喻，向商汤陈说取天下之道，深得商汤赏识，被委以辅政重任。时夏桀暴虐荒淫，民心积怨；商族崛起，欲向西发展。伊尹深知人心向背关系国家兴亡，辅佐商汤以“修德”为首务，对内清政和民，争取广大民众支持，对外施仁伐暴，促使各方诸侯国、部落归心于商。又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略，剪除夏朝羽翼，使夏处于正面受敌的地位。在此期间，曾奉命两次入夏都探察政情、军情、民情，并离间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以削弱其实力。为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出谋停止对夏朝的贡纳，以试探夏桀及各方诸侯国、部落的反应。在鸣条之战中，乘夏桀孤立无援之时，佐商汤率军与夏桀决战，一举灭夏。商汤死后，先后辅佐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太甲继位，不遵祖法，伊尹放逐太甲，摄行天子事，待其悔过而归政。他辅佐商朝长达八十余年，为三朝元老，享寿一百二十岁左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宰相，卒后被后人尊为“元圣”。知此，可见其父兄对大师的一片厚望之情。
关于表字子任，第一个“子”则是修饰辞，说明是在弱冠之年所取的字。“子”，一般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尊称。那么第二个“任”字，才是大师的表德之字。难以猜想大师当时之所以取此字的真正用意，只能胡乱地摸象而言之。关于这个表字，在《论语·泰伯》中有言曰：“仁以为己任。”又大师在《人字发隐》中说得更为透彻，如文云：“人之德能，大端有四：人者，仁也。仁慈恻隐，自利利他，故名为人。人者，忍也。忍劳忍苦，担当柱地撑天之事，故名为人。人者，任也。力任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俾无所歉缺，故名为人。（此八事，匹夫匹妇皆能为之。此乃参赞化育，继往开来，撑柱天地之大事。若一疏忽，或亡一二，或八字俱亡，则成冒名之伪人，非与天地并名三才之真人矣。若能类推，则希圣希贤，学佛学祖，有余裕矣。）人者，尽也。尽儒教伦常之道以敦伦，尽佛教心性之道以证心，故名为人。人之义，大矣哉。愿一切同伦，各各担荷人之四义，岂独吾国之幸，实天下万国之深幸也。”由是可知，从大师的学名、表字来看，大师从小发愤读书，其志并非在功名途次上，也非在文章学问上，而在于道德的培植与胜任，彻底做一个世间之好人，出世之圣人也。而这正与他平日所倡导的“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深信因果，发菩提心；具足信愿，持佛名号”之十六字箴言相吻合。我想，这才是大师当年所起学名、表字所表诠的真正涵义。
2.家庭成员与背景
从现存有限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赵家只是薄有田产的佃农，并非拥有百亩良田的大富户人家；又大师在与其信众往来之书信中，亦很少谈及俗家之事。所以，对其家庭成员及背景，只能是略说一二而已。
大师的父亲赵公秉纲，知书达理，仁和德劭，耕读传家，为乡里所推尊之长者；其母张氏，系清初礼部尚书、雍正之师张大有之后裔，读书知理，向善崇佛，慈和淑慎，乡里相敬。查阅大师的书札文钞，并未见谈及家中祖父、母的事迹，想必在大师出生后，其祖辈已不在人间。因为大师为家中之最小者，这是很有可能的。
按理说，大师受其父母之言传身教是不浅的，从大师的为人敦厚平实亲切处可窥见其父母之德行节操之一斑矣！可以想象得到，其父是闾里有德望的长者，其母是有相夫教子之女流师范、贤良慈仪者也。
大师自己也曾在《复邵慧圆居士书一》中说：“至于吾家，则光绪十八年有同乡由京回家，敬奉一函，仰彼亲身送去。否则无法可寄，此时未有邮局，而且不在大路。（今虽有邮局，若无人承转，亦无法可寄。）次年来南，消息全不能通。至民十三年一外甥闻人言，遂来山相访，始知家门已绝，而本家孙过继。（此事在光为幸，以后来无丧先人之德者。即有过继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孙也。）以故亦不与彼信。”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大师对自己父母的嘉言懿德是何等的崇拜与景仰，是予以十分的肯定。这也无疑道出了大师对于如何继续先祖的遗愿，完成先祖未完成的事业，乃至如何发扬光大先祖为人师范的知恩报恩的本怀；这也更加坚定了大师一心一意地以“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毅力与绝志。所以，他对家中的绝嗣是没有一点惋惜的，这也同时说明了他的二位长兄的修养、品质也是非同一般的。大师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孝亲思想是慈悲与智慧的自然流露，是出自佛法熏陶的伟大人格与优良品质的结晶，是对自己父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激与赞叹。真可谓是：惟有非常的父母，才能培养造就出非常的子女。观大师一生之节操，诚然如是。
大师家中多男少女，父母只生了三个男丁。在传统的中国农村，一家能有三个男子出生，这势必意味着当时家中的人丁兴旺，也说明了祖上积有阴德。
大师在家中排行第三，自然是父母所娇惯宠爱的“晚来子”。长兄名折桂，字从龙；次兄名秋桂，字攀龙。大师的长兄是当时村中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自合阳老家往返于长安从事公务，究竟干何公务，亦未能详悉。自古长子有辅佐、代替父亲担当家中经济命脉的责任，是家中的主梁骨，大师的长兄亦不例外，里外一切事务皆由他料理，在光绪七年前一直奔波于长安。其次兄则主要料理家务、兼顾农事，似乎生来就缺少读书的天赋，再加上家中缺少劳力的缘故，就一直死守在家中种庄稼。而大师却恰恰因年纪最小，上有父母的宠惯，下有二位兄长作臂膀。所以，他因天生颖悟异常，又因从小疾病缠身，既不事生产劳动，也不操持家务，便以读书而自任。家中也把扭转家族命运的希望全寄托在了大师身上，希望他能够将来科举成就，仕途畅达。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缘故，才在当时家中经济并不景气的情况下造就了苦读十年寒窗的大师，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家中父兄给了他早年的求学机会与生涯，也奠定了他后来的以“文字三昧”弘宣佛法的基础，问根寻源，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父兄。
3.生甫病目
红颜命薄，天才寿促。大师既非红颜，又非天才，然而大师命运却几多坎坷、数番挫折，并非一帆风顺。或许，这也正说明，凡是一代伟人的诞生，必将伴随着比其他平常人更为不幸的遭遇与磨难。惟有在这饥寒交迫的艰苦境遇里，方能铸造出超乎常人的卓越智慧与顽强毅力。可谓是“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一般来说，刚出生的孩子在三天内是没有奶喂的。在大师出生的那个时代里，一般普通人家刚刚出生的孩子，是请不起奶妈的，大多都是吃邻里附近别人家孩子的奶的。如果村里没有喂养孩子的妇女，就只能是熬点甘草汁当奶喂了，因为甘草汁有股淡淡的甜味，并且还能冲洗婴儿口中的杂秽痰唾。那时没有现在的奶粉，如果做母亲的十天内还不下奶的话，就只能炖炒面汤汁喂养了。但因为炒面汤汁里拌有糖，往往容易导致婴儿闹肚子。所以，刚出生的孩子总是啼哭不止的，这哭声意味着要奶吃，往往引不起父母的重视，这是司空见惯的了。
大师在《文钞》中，并未谈及自己当年是怎么度过初生的三日的。想必也是比较艰苦的，因为那时大师的家境不是十分宽余的。但大师曾多次谈到，他一落地就哇哇哭声不止。他往往以此警告行人说，之所以初生小孩啼哭不止，是说明人来这个世界受生苦不堪忍。应以此为端的而深悟身为苦本，领会佛说四谛法的真实意旨在于“知苦断集”、“慕灭修道”。知此道理，则自当专修净业，厌离娑婆，欣求极乐。
大师的童年应该是很不幸运的，病魔一直缠绵着他，也使他的性格从小变得孤僻好静，不愿与人往来、交游。而这种不同常人的好静性格，却为他后来潜心研读探悉浩瀚的佛典增上因缘。特别是在大师出生六个月后，即罹患急性结膜炎，几乎丧明。后虽治愈，但目已不能久视，久视即模糊不能见物。在大师的一生中，眼疾一直困扰着他，这对终日必须与书本文字为伍的读书人而言，的确是沉重的打击。
然而，是否还有其他的疾病？在现存的资料中，并未发现。但他在《复邵慧圆书》中云：“光乃犯二绝之苦恼子，二绝者：在家为人子绝嗣；出家为人徒亦绝嗣。此二绍也。言苦恼者，光本生处，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者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从这“厌厌多病”一语中，可以猜测到目疾等种种病患都一直困扰着他，使他深刻地体悟到“吾有大患，因吾有身”的哲理，从而促发了他对“生死”二字的思考。
他在《复郭汉儒书一》中又云：“光宿业深重，生甫六月即病目，经六月之久，目未一开，除食息外，昼夜常哭。以此因缘，目不如人。”又在《护国息灾法语·自叙》中云：“印光乃西秦百无一能之粥饭庸僧，宿业深重，致遭天谴。生甫六月，遂即病目。经一百八十日，目未一开，除食息外，昼夜常哭。承宿善力，好而犹能见天，亦大幸矣！及成童读书，又陷入程朱韩欧辟佛之漩涡中，从兹日以辟佛为志事。而业相又现，疾病缠绵。深思力究，方知其非。”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知道大师一生最痛苦的就是目疾的困扰与缠绵，这种病魔一直伴随到大师往生西方。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大师曾经在普陀山法雨寺隐居三十余年，足未出户一步，朝夕遍阅三藏十二部经典，从未懈怠。特别是在最后数十年如一日的弘化时期，他是昼夜不息地为信众回复书信，解答疑难，还帮人校对各种书籍，作序写疏题辞，编辑《四大名山志》，重刊《净土十要》等书。往往是回复书信至三更天，只能是晚课与早课一起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目力始终是能够支撑得住的，要不怎能有今天一百二十万余言的《文钞》刊行于世呢？当然他是在手、眼二镜，或三镜的帮助下回复书信的，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大师平时从不戴眼镜，除非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才用。他生甫六月就病目，但至晚年依然丝毫看不出目有病相，给人的感觉始终是双目炯炯有神，慈光奕奕。关于这一点，张觉明居士在《印光大师画像记》中有详细的一段记录，今摘录如下：
“自民国廿三年春皈依大师后，屡思赴苏叩聆教诲，而久未如愿。廿五年春，忽梦有人导行赴苏礼师，见上坐者法相庄严，祥光四照。醒而怀疑，以为大师年逾古稀，且素有目疾，决不似所梦之僧丰颐广颡，目光奕奕也。后有同仁十八人，嘱介绍皈依大师座下，是时小疾未愈，懒于握管，稽迟数日，犹未禀闻。乃在六月晦日，又梦大师，常服立檐下，手握念珠，庄容诏余云：‘明日可介绍来。’乃于七月朔日力疾作书，末复详述二次梦境之奇，并询二次梦中瞻仰师容，何以均见双目无病。盖当时尚疑梦境难凭也，乃蒙大师覆谕云：‘明居士鉴：所言以文字书画音乐，接引初机，入佛法海，乃菩萨大愿。然须自审有不随境缘所转之定力，则于己于人均有大益，否则一味向外事上用心，恐于了生死一着子弄得难以成就也。（中略）学佛之人，必须要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方为真佛弟子。《净土五经》，须于前后两序注意，自知净土法门之广大微妙，庶不被他种知识所摇惑。所言做梦，乃汝诚心所现，非光能为人现身于梦中也。光博地凡夫，然每有言梦见或有训饬者，此皆由彼之诚心，感观世音菩萨应机为现，正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菩萨尚现山河大地、楼台殿阁、桥梁道路、什物器具，况人乎哉？光目无病相，祈慧察！’”
古德曾有言曰，疾病苦难等逆因缘，亦可作修道的有力增上缘。看来真是如此。大师自生甫六月病目，后来虽则治愈，而又屡发不止。如后来在陕西兴安县（今安康）竹溪寺受戒期间，因书写过多而导致目肿发红；又后来因在灯下校书过多而伤目。就这样，过度的用目劳累而使大师的目力一天不如一天，最终导致他后来不得不用手、眼二镜、或三镜而笔耕。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始终以炯炯有神之熠熠目光示现世人，毫无病目之破绽。我想，这是大师“竭诚恭敬”地专修净业的感应与明证，也是他警告世人修学佛法的秘诀在于“竭诚恭敬”四字。
4.幼承庭训
大师幼年时期，因生甫六月的病目及其后来的“厌厌多病”故，其性情犹若闲云野鹤般之孤僻、娴静，爱幽独处之习惯养成了他后来的天然禀性。其喃喃自若、兀兀独坐之举动，已是出尘脱俗之预兆。
或许，正因为大师从小不愿与人来往的缘故，再加上体弱多病。其父母未将大师送进私塾去读书，而是留在了自家跟随长兄读经识字，乃至广阅诸子群书，向未从塾师读书。关于这点大师在《文钞三编卷二·复邵慧圆居士书一》中也说：“光未从师，始终由兄教之。”大师这种特殊的求学生涯是值得探讨的，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