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从文明交往的角度来分析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的传播历史，可以看出一些更为深刻的特征。彭树智先生在《文明交往论》中提出，人类文明交往是由一系列的属性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特别强调了实践性、互动性、开放性、多样性、迁徙性等五种基本属性[3]。通过对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基本属性在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文化的交往过程中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关于实践性，笔者在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传播的各主要阶段的论述中，均辟出专节对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在中国人接受之后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情况作了专门的考察，因为实践性成为观音信仰深入中国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体现了“不断探求、不断更新的文明交往的实验性和体验性”[4]。没有实践性，观音信仰就只能停留在经典教义的输入，从而不会有接受，不会有真正的理解和把握，不会有发展，不会有中国化，也就不会有观音信仰在中国的生根，从而也不可能最终实现观音信仰向中国的输入。关于互动性，则表现在观音信仰因中国文化的促动而在中国得到超出其印度本土的许多重要发展，并在发扬光大之后扎根、繁荣于中国，特别是这种文化在其本土遭到衰亡的命运，就更加显示了中国文化对其促动历史的可贵。而中国文化也因为观音信仰的传入而在许多方面发生重大改变，没有观音信仰的输入，我们尚不得而知中国是否会出现影响巨大的慈悲善神，因为如此善良、伟大、全能的神灵在中国的文化中原来是没有的。而观音信仰对中国文化其他方面的巨大影响更展示了印度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互动性的辉煌成就。关于开放性，中国文化接受古代印度观音信仰过程中，虽然也有过对部分信仰成分的暂时排斥，但这不是保守，而是文化环境的差异造成的，虽然也一直存在着诋毁、拒斥观音信仰的人群，但这没有形成主流。总体上来看，中国文化是开放的，是善于吸收外来各种文化的。而观音信仰作为印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它传入中国后，也是开放地面对中国文化，从而形成许多在其故乡印度所没有的信仰成分，进一步丰富了观音信仰的体系。于是，对印度文化来说，其观音信仰深入中国并在此得到继承；对中国文化来说，观音信仰已经完全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就像彭先生所譬喻的那样，开放性的文明交往是实现“能量交换”的过程。关于多样性，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的传播既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交往的诸多形态中的一种，其本身也是由各种相互不同又相互联系的信仰形态组成的，所以，它与中国文化的接触既有不同于印度文化其他形态的交往形式，其自身各种不同形态在与中国文化交往过程中也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救难型观音信仰在中国立即引起反响，而净土往生型和般若解脱型观音信仰却受到冷遇；净土往生型后来在喜欢哲学思辨的人群中受到欢迎，而般若解脱型则在喜欢悟空人群中引起共鸣，至于密教型观音信仰则主要在强调作法与持咒的人群中得到流行。所有这些不同的表现方式其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显示了文明交往在联系形式上的多样性。关于迁徙性，彭树智先生认为，“迁徙性是人类群体在文明交往过程中的空间位移变迁”[5]。笔者在考察印度古代的观音信仰在最初向中国传播时，曾经特别提出一个特征，就是从西域各地迁徙中原的外来人群对推广观音信仰的影响。这批人来自信仰佛教的地区，他们在故乡时或者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在来华之前，可能都已经是观音信仰者，如西晋时期的竺长舒，“其先西域人也……晋元康中，内徙洛阳。长舒奉佛精进，尤好诵《光世音经》”。竺长舒的观音信仰后来感染了周围的人，出现了“邻里乡党，咸敬异焉”[6]。至于当时直接传译观音经典的人，几乎都是从西域各地来华的迁徙僧人。这些人迁居中国内地，也带来了新的信仰。这种迁徙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断绝，这也成为佛教向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现象，体现了文明交往的迁徙性特征。
总之，从汉魏时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最早输入，到西晋时代救难观音信仰的正式传入，从东晋南北朝时代印度观音信仰的全面输入和中国人的选择吸收，到隋唐两宋时代的补充性输入和中国人的进一步接受，古代印度所有类型的观音信仰几乎都输入到中国。经过长期的适应性、多样性的交往历程，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最终都得到中国人的理解和接受。在此历史进程的基础上，中国人对来自印度的观音信仰做了符合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心理的解释和发挥，完成了对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涵化”。所以，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传播的历史同时也伴随着这种外来宗教信仰不断被中国文化“涵化”的历史。
以上我们对中国观音信仰历史第一阶段的三个时期进行了说明，下面我们再对第二阶段的进行说明。这一阶段划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元明清的演变期，主要特点是宋代开始萌芽的、宣传女性观音身世的妙善公主的传说，经元代的加工完善而定型，并迅速普及，女性观音信仰成为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主流，与此同时，中国式的“三十三观音”等造像作品纷纷出现，中国的观音主道场普陀山逐渐成为朝拜的中心，观音信仰成为民间宗教的一个主要崇拜对象，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外在表现体系最终形成。
第二，民国以来的持续期，主要特点是观音信仰与现实人生的结合更加密切，于是从原来纯粹依靠观音的被动型修行实践发展成依赖观音的同时效法观音的精神与行为，人人争做观音的主动型修行实践，观音宗教文化和观音世俗文化得到进一步弘扬。
从总的趋势来看，在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的传播终止以后，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变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由于被视为权威的印度佛教经典的终止输入，中国人在理解观音信仰方面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自行处理，这为中国人创造了自由发挥的更广阔的空间，于是，古代印度观音信仰中国化的历史便开始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程度中展开。其次，中国人将来自印度的各个系统的观音信仰进一步综合起来。这种综合是以中国人最热爱的救难观音信仰为基础进行的。通过这种综合，西方的观音和此方的观音合一，来世的观音和现实的观音合一，人间的观音和地狱等其他五道的观音合一，密教的五花八门的观音和显教的观音合一，怪异威猛的观音和慈祥柔和的观音合一，寻声救苦的观音和般若观悟的观音合一，接引西方的观音和精神解脱的观音合一，未来成佛的观音和现在修行的观音合一，作为古佛的观音和倒驾慈航身为菩萨的观音合一。观音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明显的系列划分，一个观音的概念完全树立了起来。第三，观音信仰进一步走向民间，并在民间发展出一种不同于正统佛教的新的信仰形态。由于民间没有经典的束缚，没有职业佛教人员的指导和限制，加之民间有不同于正统文化圈的特殊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民间文化的随意性、松散性、通俗性、生活性、功利性、实用性等特点，逐渐塑造出一种既不同于印度观音信仰，也不同于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的新型观音信仰形态。在这种产生于民间土壤的信仰形态中，既有佛教文化的因素，也有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影响，它是多方文化因素相互影响、彼此综合而形成的民俗文化，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文化形式对中国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四，适应中国文化传统，观音由印度的男性特征不断演变成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的女性化形象。伴随这一历史进程，还出现了新的观音身世的传说，妙善公主的名声远远超过了古代印度观音身世说中的“不眴太子”、“莲花童子”。与此同时，观音的显化信仰得到进一步中国化，中国特色的“三十三观音”取代了古代印度的“三十三身”，获得更为热烈的欢迎和更广泛的传播，“杨柳观音”、“鱼篮观音”、“水月观音”、“洒水观音”、“白衣观音”、“送子观音”、“施药观音”、“延命观音”等许多完全中国化的观音形象相继涌现出来。第五，观音信仰同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特别是孝道、仁善、长生、子息、神灵等方面不断向中国文化倾斜，观音越来越褪去印度的色彩，成为与中国文化完全融合的一种信仰对象。第六，在观音信仰越来越具有民俗文化特征和伦理教化特征的同时，观音的宗教修持法门也更加完善，尤其是在宋代天台宗的推动下，与观音有关的很多宗教仪轨制作出来，形成一套完备的观音修道体系。比较著名的有请观音忏法、大慈忏法等，另外在其他各种佛教仪轨中，观音也广泛被吸收进去，赞观音、念观音、拜观音、诵观音经、持观音咒、结观音印等都成为各种佛教仪式中的常见内容。第七，适应观音与中土的密切因缘，本来位于古代印度的补陀落迦山被移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梅山，宋以后逐渐兴盛起来，至明清时期遂成为中国特色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与此同时，遍布全国各地的观音显灵应化之地不断出现，新的观音圣地也不断增加。第八，在中国神仙、卜卦等传统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解疑释惑型的观音信仰形态。人们把预测吉凶、决疑问事等功能赋予观音，形成了观音签、观音阄、观音课等各种形式的观音卜测体系，观音成为灵验无比的神仙。以上八个方面成为印度观音信仰终止输入后中国观音信仰的基本历史走向。
三、观音文化的基本结构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终于演变成中国化的观音信仰，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来自印度但却实现了中国化的观音信仰，我们可以称之为汉传佛教的观音文化。
从宏观上看，中国的汉传佛教的观音文化可以划分为观音宗教文化与观音世俗文化两部分[7]，其中观音宗教文化就是观音信仰的基本义理和修持仪轨，它又可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观音所具神力的崇信；二是为获得观音神力加被而进行的修持。前者又分为因地观音和果地观音的信仰；后者则是信众所修的观音法门的主要内容。因地观音信仰的主要内容是观音的身世和观音初发心以及修道的历程与方法等；果地观音信仰的主要内容是观音的品格和能力，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智慧如海，这是观音救世度生一系列神力的基本前提，其二是慈悲无边，其三是神通广大，尤其是显化之力和感应之力。显化之力指观音为救度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众生而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随时变化其身，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身相来。感应之力指观音对任何时期、任何地点、任何环境下的任何众生，在按照观音法门进行一定修持的前提下产生的形形色色的乞求，均能以种种灵活的方式予以满足。为获得观音神力加被而今进行的修持可分为义理的观悟、功夫的修炼和福德的积累三个方面，这是观音宗教文化中的内在形态，而观音宗教文化的外在形态则表现为六种信仰形态并立与相互融合。对此，我们下面还要作详细论述。
观音世俗文化就是观音信仰的世俗化或以世俗文化方式表现出来的观音信仰，主要表现在哲学、伦理、文学、艺术、民俗、养生等方面。观音世俗文化中的哲学内容是观音法门中的般若思想普及化、世俗化的结果，对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禅宗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观音世俗文化中的伦理思想主要来自观音法门中的福德积累说教。福德的积累在观音法门中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解决当世之苦和当下之困（也有解决转生善道的问题），二是为种下善根从而为证得般若圣智，实现最高解脱打下基础。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福德积累的过程却是一样的。在福德的积累中，除了大量宗教的内容外，利益众生、服务社会、慈悲仁善、无私奉献、见义勇为等也属于福德积累的重要内容。观音世俗文化中的文学内容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其一是具有文学色彩的各类观音经典；其二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类观音应化显灵故事；其三是各类观音赞、观音偈、观音颂以及观音像题记、观音寺游记、观音殿堂厅阁楹联以及丰富多彩的观音变文、俗讲等；其四是各类文学作品中对观音及其有关角色、有关场景的描写；其五是比较成熟的观音文学，主要指宋元以后形成的各类观音传记以及专门表现观音菩萨显化济世事迹的中短篇小说、戏剧、说唱作品。观音世俗文化中的艺术内容体现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几个方面[8]。观音世俗文化中民俗方面的内容大致有四类：一是由观音节日产生的庙会；二是由观音显化故事而形成的民间节日或其他形式的风俗习惯，如云南大理的三月街；三是由观音法门中的某些义理或仪轨产生的风俗习惯，如观音忏、大悲水法、观音七、观音素等；四是受观音神通信仰产生的风俗习惯，如观音签、观音阄、观音课等。
观音宗教文化是观音文化的主体，是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观音世俗文化是观音宗教文化的副产品，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观音宗教文化就没有观音世俗文化，而观音世俗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观音宗教文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