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为汉传佛教初步形成做出突出贡献的译经大师主要有支谦、康僧会。“支谦和康僧会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汉地，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8]（P.1]3）“支谦、僧会之注释者，注经之始。”[12]（P.17）此二人是汉传佛教经典的奠基人。
“支谦生于中国，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艺术，多所综习。遍学异书，备通六国语言。”“献帝末，汉室大乱，避地于吴。”“谦慨大教虽行，而经多梵语，未尽翻译之美。于是广收众经旧本，译为汉言。”“自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凡三十余年间”译得“大小乘经，约三十部。”“前已由支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谦更努力试义译之。”[12]（P.16-17）译成《大明度无极经》四卷，“使大乘佛教的般若系思想开始传行于中国。”[14]（P.153）黄忏华评价支谦所译经典说：“辞旨文雅，曲得圣义。”[12]]（P.16）任继愈先生评价支谦所译《维摩经》：“塑造了一个理论上‘不二’，实践上‘权巧’的‘居士’形象。这一形象的社会意义，主要在于：他为一切剥削阶级的自我美化（以至神化），树立了‘榜样’，提供了依据。而他的历史意义则在于：通过维摩的言和行，正式宣告了小乘佛教的衰落、大乘佛教的隆兴。从此，声闻弟子逐渐退出了佛教的历史舞台；而‘菩萨’者流，则逐渐成了佛教历史舞台的主人。整个佛教，从此也就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变化。表面上，佛教好像更加‘发扬光大’了；而其实，佛教已从内部开始了它的质变、瓦解过程。”[15]]（P.132）支谦对佛经的“义译”以及“曲得圣义”的效果，实际上是佛经汉化的体现，这意味着汉传佛教在法宝方面汉民族本土特征的体现。而其“质变”、“瓦解”即指印度佛教在汉地的发展历史的终结，随后开始的应该是发生了根本“质变”的汉传佛教的发展史。另外，从佛经翻译的表现方式来说，“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也起了不少作用”。“为了更好地畅达经意使人易解”，“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要是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来说，由质趋文，乃是必然的趋势；支谦开风气之先，是不能否认的。”[11]]（P.11）这也是支谦译经在汉传佛教发展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在促进佛经实现汉化的过程中，康僧会前进的步伐更大。“康僧会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兼有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人。”“在佛教方面，康僧会步安世高阐学之后尘，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他把安世高的阐学从小乘提高到大乘的地位”，“还综合了儒家的仁、义、理、智、信的‘五常’和佛教戒杀、戒盗、戒淫、戒妄、戒酒的‘五戒’内容，提出了‘慈仁不杀、清让不盗、贞洁不淫、诚信不欺、奉孝不醉’的‘五教’。另外，康僧会还把‘无名’当成世界之本，道家的思想在他那里表露无遗。”[15]]（P.133-134）任继愈先生的上述论断足以证明康僧会在译经时已经全面注意到调和佛、儒、道三家思想，这则成为汉传佛教佛经方面的汉化特征的端倪。
尽管支谦、康僧会为汉传佛教佛经方面的本土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他们毕竟不属于汉民族，汉族第一个汉传佛教经师应是朱士行。前文已经论证朱士行是汉族第一个接受戒律的严格意义上的沙门，而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意义却不仅止于此，还在于他是汉土僧人西行求法之始。更重要的是，他所求得的般若系佛典经后人翻译，已经鲜明地体现了汉传佛教佛经的本土化特征。黄忏华说：“然讲经之始，朱士行也。”“尝于洛阳讲竺佛朔译《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觉文句简略，意义未周。每叹此经为大乘之要典，而译理不尽，誓远求大品。”“是为此土沙门西行求法之始。”[12]]（P.17-18）这说明，“朱士行之开西行求经先驱，系源于汉译般若经典之不完备。”[14]]（P.155）朱士行西行至于阗，求得《放光般若经》，由弟子弗如檀送回洛阳。虽然“求得的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一种，译文也不完全，但对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译本风行京华，凡有心讲习的都奉为圭臬。”[11]]（P.12）后来，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人都翻译了该经，使“佛教界研究《般若经》的风气达到了全盛时期”。“般若学说于此时代之流行，对佛教中国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4]]（P.160）而士行西行求得大品并被广译，正是佛教经典已在汉地被选择性汉化的有力证明。
据以上分析可知，汉传佛教经典的汉化特征在三国时期已基本具备。
3.从汉传佛教的传播载体来看
佛教的传播载体主要包括寺庙、佛像（画）、仪轨制度等多个方面。
首先，就寺庙而言，“此土有寺院之始”应始于白马寺。[12]2]（P.5）但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论，“汉代也有少量的佛寺。主要是为了满足西域来华胡裔的宗教信仰，法律上不允许中国人出家做和尚。”[15]]（P.3）换言之，汉代的寺庙是为适应外来文化现象而建立的，并不服务于汉民族的文化需求。从中国汉地佛寺的布局特点来看，“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布局形式，最早出现的是廊院式”。“据载，献帝时笮融在徐州所建寺院即是廊院式布局的。”[16]22（P.14-15）赖永海认为“中国历史文字记载中较具体地描述一个佛寺的最早文献”见于《后汉书·陶谦传》，“公元二世纪末，汉末三国之际，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采’”。[16]（P.4）这一材料也说明，笮融之举实为建塔之举。“可知建塔在中国是很早的事”，而“塔是佛教纪念物”，“传到中国，与中国楼台建筑形制相结合，才形成中国式塔。”[5]]（P.20）
上述材料说明，从建筑目的及其民族特色等方面来看，汉传佛教的寺庙最早出现应在汉末三国之际。
其次，就佛画而言，汉民族最早的佛画家应是三国时期的曹不兴。“旧传康僧会来到吴地传播佛教时，还带来印度佛教画本，当时画家曹不兴，即据以绘画佛像，成为名家。”[8]（P.14）“三国时吴国曹不兴是最早接受西域影响的知名画家，谢赫评论他‘虽不该备形似，而妙有神韵’。其弟子卫协被尊为‘画圣’，后人评论其佛画冠绝六朝。”[5]]（P.196）曹不兴、卫协则与顾恺之“并称中国最初的三大佛画家”[8]]（P.27）。
再次，佛教的课诵、浴佛、梵呗等重要礼制也出现在汉末三国之际。王新认为“关于课诵的最早记载，见于《吴书·刘繇传》附记后汉笮融的事迹里，该记说：‘笮融者，丹阳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诵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17]]（P.353）。
林子青指出，“随着佛教的输入，浴佛的仪式很早就在中国流传了。《吴书》卷四《刘繇传》附记笮融事迹说：‘每浴佛，多设酒饭……费以巨亿计。’这样大规模的佛教仪式，大概就是中国‘浴佛会’的滥觞”[18]]（P.371）。
林子青说：“或称梵呗与印度之赞法并不相同，因为梵音和汉语的构造有异，无论用梵腔以咏汉语，或用汉曲而歌梵声，都有困难。故而佛教传入中国之初，译经事业虽渐发达，而梵土歌呗却未获传播。”“中国赞呗的起源，相传始于曹魏时代，陈思王曹植尝游鱼山（一作渔山，在今山东东阿县境），闻空中有一种梵响，清扬哀婉，独听良久，深有体会，乃摹其音节，写为梵呗，撰文制言，传为后式。”[18]（P.378）高观如又指出：“魏陈思王曹植曾依梵僧歌咏的声调，运用佛经的题材以汉地文辞制造梵呗，为中国佛教音乐文学的开始。”[19]P.162）
综合全文可知，汉传佛教汉化后的僧宝特征即汉族僧人的最早出现应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就法宝的汉化特征而言，汉传佛教系统崇尚的大乘经典以及其适应汉民族文化的表现方式等应归功于三国时期的支谦、康僧会及朱士行等人。再者，汉传佛教的寺庙形式、佛画艺术及仪轨制度等的全面汉化也出现在三国时期。“自汉末至三国时期，是佛教输入中国内地并在中国社会扎根发展的时期。”[14]]（P.155）而“三国时期佛教的传弘，虽然范围还不广阔，但已逐渐和固有的文化相结合”[8]]（P.13）。三国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汉传佛教的形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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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萍：浙江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