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寒山寺佛学(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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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中国近现代佛教论丛(8)

人间净土是太虚大师用佛教化世俗的又一基本理念。这一理念是太虚大师针对民国社会混乱的现实而提出的救世之方,其经典依据是隋三藏法师达摩笈多等译的《佛说起世因本经》[21]和《佛说无量寿经》。[22]太虚大师主张,在“人间设想一美满之治境,期以改善之方法建立之”[23]。即把人间净土的中央机关———“三宝功德海”设立在浙江的普陀山或湖南宁乡大沩山,“由国家舍为佛教无税地”,“可敷数万人至二万人衣食”,并“在山高深平稳之处,建一大寺”,“共住苾刍、菩萨约五百至一千”人。[24]隶属于“三宝功德海”是僧界,由沙弥堂、沙弥尼、比丘尼组成,“约四百人至八百人,修学以律宗、净土宗为主,得按时参学于苾刍僧海”。[25]隶属于僧界的是信徒界,它是联系僧界和世俗社会的纽带,由十善村、五戒村、三皈村三级组成,每级十村,每村三十余户,每户有八口人。[26]在此基础上,太虚大师还想进一步将全球化为世界净土村,为此,他提出以下八点主张:

一、本道场常为各国及各地方政府人民修息灾、增福、和平、安宁之祈祷法,令尽大地人均沾化益。二、如各国各地方遇有特殊灾祸时,本道场得受各国各地方政府人民代表之别请,为特修息灾、增福、和平、安宁之祈祷法。三、各国各地方之家属各个人,因得其特殊之意愿,请求本道场为修特殊之祈祷法。四、由本道场特派住山修持十五年以上之菩萨苾刍众,率领十善、五戒、三皈级众,以建设人间净土之善法,游化大地人众。五、欢迎各国各地方政府代表,或人民代表团,及个人等来本道场参观,殷勤招待,为之说明一切。六、于特定时期内,欢迎各国各地方佛徒,来本山各宗道场随喜参学。七、由本道场与各学各地方佛徒为全世界之大联合,谋佛法之宣传,及人民之游化。八、劝请全球人众,各个为保安身命资产及将来之永生极乐计,施舍一部分财物,建设人间净土,由本道场为按时之救济及永远之超荐。[27]

以上八点就是太虚大师把汉传佛教全球化的设想。从这个角度而论,太虚大师所说的“人间佛教”有全人类的含义。到此,太虚大师人本佛教的理念就很清楚了,即:人本佛教包括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两个方面;人间佛教又包括佛教伦理的社会化、佛教信仰(来世往生净土)的人间化、佛教经忏的全球化。

3.印顺导师把太虚大师的人本佛教解释成人间佛教

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导源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念,时间是1931年在闽南佛学院求学时,正如印顺导师所说:

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对我有重大的启发性。[28]

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念是“去鬼化”的佛教,而印顺导师所说的“人间佛教”是“去天神化”的佛教。为此印顺导师花了10年时间,进行理性探索,他在1942年的重庆所写的《印度之佛教·自序》里提出了“人间佛教”理论,是对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念的重新诠释和系统论证,即:

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也欤!我不是复古的,也决不是创新的,是主张不违反佛法的本质,从适应现实中,振兴纯正的佛法。[29]

这是印顺导师从印度佛教史的演变规律中“择而洗炼”出来的佛教精华。印顺导师在1967年夏所写的《谈入世与佛学》一文里列举为三点:一是要“重视其宗教性”;二是要“重于求真实”;三是“应有以古为鉴的实际意义”。同时还强调“真正的佛学研究者,要有深彻的反省的勇气,探求佛法的真实而求所以适应,是佛法有利于人类,永为众生作依怙”。[30]

如果说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旨在破除明清汉传佛教的“鬼化”传统,那么,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就在于排除近代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的冲击。藏传佛教有浓厚的神化色彩,在汉地的传播,无疑会使汉传佛教天神化。在印顺导师看来天神化的秘密大乘佛教是佛教在印度灭亡的原因,他想把这段佛教历史揭示出来,引起汉传佛教的学问僧的高度重视,不要再把天神化了的藏传佛教羼杂在本来就很衰弱的汉传佛教,也许是出于对太虚大师和法宗法师的尊敬,印顺导师没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藏传佛教,而是放在了对印度佛教史的批判继承上。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印顺导师在四川汉藏教理院跟法尊法师学习了有关藏传佛教的历史与教义。

二、当代台湾人间佛教运动的几个典型个案研究

1.星云大师与人间佛教全球化运动

星云大师,江苏江都人,1927年生,12岁在南京礼志开上人出家为僧。1957年在台湾创办佛教文化服务处,后改为佛光出版社。经过50多年的全球弘法的实践,功德卓著,被誉为当代汉传佛教史上的“马丁·路德”和“创意大师”。[31]星云大师在1967年创建佛光山,树立“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四大宗旨,致力于推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业。在1975年4月连续3天在台北志莲精舍演讲了3场以“佛教与生活”为题的人间佛教讲座,说明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运用佛法”、“用佛法指导人生”。“第一天谈的是生活的空间(以退为进的佛教生活)、生活的时间(以短为长的佛教生活)、生活的人间(以众为我的佛教生活);第二天分别从佛教的物质生活、处世生活、精神生活谈衣食住行、人我相处、思想见解上的佛法;第三天则谈感情生活、经济生活及道德生活。”[32]这应该看作是对台湾人间佛教运动的首场呐喊,声音虽然还很微弱,但在当时的威权体制下却是对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事物”的勇猛呼唤。1977年4月,51岁的星云大师经过30多年的佛教体验,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在台南以《如何建设人间佛教》为题进行演讲,明确为人间佛教运动从以下六个方面定位:

(一)建设生活乐趣的人间佛教

1.苦是增上缘,不是真目的

2.人间有欲乐,世人所需求

3.我有妙法乐,不欲世法乐

(二)建设财富丰足的人间佛教

1.黄金非毒蛇,净财作道粮

2.外财固然好,内才更微妙

3.求财要有道,莫取非份财

(三)建设慈悲道德的人间佛教

1.自他和社会,普济重利人

2.五戒应受持,人成即佛成

3.人天三福门,善德堪尊敬

(四)建设眷属和敬的人间佛教

1.眷属因缘好,相处在和敬

2.自由应尊重,利害要看轻

3.若要人赞美,多付苦与辛

(五)建设大乘普及的人间佛教

1.应有仁爱心,要发菩提愿

2.乐结众生缘,喜作佛法事

3.原代众生苦,普济一切众

(六)建设佛国净土的人间佛教

1.没有三恶道,更无怨和亲

2.世界满欢乐,忧烦一切除

3.心净国土净,大同世界现[33]

这是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为了“革新保台”,推行“本土化政策”,大力发展经济时期,正在崛起的台湾中产阶级的佛教伦理宣言,逐渐成为台湾资本主义的灵魂。同时,也为威权体制转型后勃兴的台湾人间佛教运动吹响了进军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星云大师从佛光山开山宗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全心全意地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汉传佛教的全球化运动。

星云大师经过二十多年佛光山以四大职业为标志的人间佛教实践,验证了在青年时期“就意识到明清以来,弘法工作囿于寺院山门里,以出家僧侣为主,导致佛教逐渐与社会脱节”[34]的弊病,“乃有成立教会组织,动员在家信众,以与出家信众相辅相成,共同肩负弘法大任之构想”[35]。随着威权体制的转型,《人民团体组织》和《集会游行法》的订定,使星云大师创办教会组织的“构想”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性。1991年2月3日,星云大师创办的中华佛光协会正式成立。[36]

中华佛光协会成立以后,迅速地向全球蔓延,演变成一个国际民间组织,“在美洲有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大洋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有法国、英国、德国;亚洲有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香港;非洲有南非、刚果等六十多个国家地区也随即成立佛光会,并于同年九月,首先以通信的方式举行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第一次筹备会;十月中旬假台湾佛光山召开第二次筹备会,世界各地均派代表来参加”[37]。在如此有利的时节因缘催驱下,来自全球54个国家的4000多位佛光会代表,在美国洛山矶音乐中心参加“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成立大会,标志着星云大师发动的汉传佛教全球化运动的开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跻身为世界四大社团之一。[38]由此可见,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胸怀是包容五大洲,把汉传佛教全球化。汉传佛教自唐武宗灭佛以后,一直萎靡不振,尤其是到了清朝,历代皇帝用行政手段干涉禅宗传灯,废除度牒制度,把汉传佛教推倒“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地步以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等同封建迷信,内地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视为麻醉“人民的鸦片”,“文化大革命”中又把僧尼判为牛鬼蛇神,列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的横扫之列;就是在威权体制下的台湾同样受到了压制,把内地去的僧人看作是中共的特务,或逮捕坐牢,或监督审查佛教著述,或把汉传佛教作为反攻大陆的精神武器,强迫僧伽参政,加入国民党。在台湾的星云大师正是在这种威权体制下为了续佛慧命,而忍辱负重,锻炼出了开创佛光山的人间佛教品质,磨练出了包容五大洲的人间佛教胸怀,借台湾政治转型的时节因缘,不失时机地创办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汉传佛教的全球化运动:[39]

第一、就文化方面而言,向世界知名大学赠送51册的《佛光大藏经———禅藏》;亲撰10册《佛教丛书》及12册《佛光教科书》,由国际佛光会流通发行;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成立“国际佛教翻译中心”总部,大量翻译各种语文的佛书,向欧美国家发行;在全球举办汉传佛教梵音乐舞巡回演出;出版有声书籍、梵音乐舞的卡带、录影带;发行《佛光世纪》,联络会员的感情,提供会员的资讯,促进会员的认知,增加会员的修学;2000年4月,向全球五大洲同步发行第一份由佛教创办的综合性报纸———《人间福报》。

第二、就教育方面而言,(1)对僧伽举办台湾佛教寺院行政管理讲习会;举办国际僧伽研习会,促进国际佛教组织之交流与合作,研讨国际佛教趋势之现状与未来,提升国际弘法之知识与能力,建立国际佛教发展的共识与融合;1998年2月在印度菩提伽耶举办国际三坛大戒会,向南传佛教界和藏传佛教界传授比丘尼戒,恢复了失传已久的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比丘尼制度。(2)对青少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佛光青年会议,把全球各地优秀的佛光青年聚集起来,交流经验,交换心得;为培养大专院校社团干部的领导才能而举办青年领导人讲习会,促进校际间社团经验交流和资源分享,以期达到社团永续发展、个人健康成长的理想;为了让青少年认识到成年长大的特征在于心智的成熟、自我的肯定,而举办佛光成年礼,培养青少年的明理、包容、守法、尊重、承担、负责、感恩、慈悲的人生观;为了让青年人通过参与活动、服务奉献来认识自我、肯定自我而举办佛光青年团。(3)对儿童举办佛光儿童快乐营;积极筹办佛光希望小学;佛光童军团、佛光幼童军团;(4)对成人举办佛光大学兴学运动;全国教师研习营。(5)对妇女举办世界佛教杰出妇女会议。对会员举办佛光学研究发表会;国际佛光金刚会议。

第三、就弘法方面而言,首创“檀讲师制度”,为在家居士定位,让有学有证的在家佛教徒在全球登台说法,扩大佛法的弘传与影响,建立师承的伦理与制度,实践平等的教义与教团,达成僧信的融合与尊重;在1992年7至9月举办“把心找回来”系列活动;在1993年举行的国际佛光会第二次世界会员大会中,开展旨在净化人心的戒烟毒、戒色情、戒暴力、戒偷盗、戒赌博、戒酗酒、戒恶口的“七戒运动”;针对台湾大型案件不断发生,在1997年5月20日—10月5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慈悲爱心人运动;1998年4月,在台北开展“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的“三好运动”;自国际佛光会成立以来,每年都举办禅净密三修万人献灯祈福法会。

第四、就慈善方面而言,为统领世界各地的慈善工作而设立了世界慈善委员会;效法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的精神,本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理念而设立世界急难救助委员会;1992年设立“九二一救灾中心”,是在9月21日台湾发生百年来规模最大的地震以后,救灾行动最为持久、动员人力为数最多、荐亡度生两皆得利、身心健康两相兼顾的民间救灾中心。

第五、就宗教交流而言,每年元旦邀请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摩门教、日本净土宗等各宗教团体及社团代表共同参加,举办“祈求世界和平法会”;1977年应邀访问梵蒂冈,与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会谈后,还分别访问普世博爱运动总会、回教清真寺,与各大宗教展开“世纪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