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站发生爆炸案。爆炸发生后的数小时，在博客检索网站Technorati（跟踪1300万个网站和130万个链接）上，已经出现了几千条日志。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转帖了目击者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卫报》也登出了目击者提交到博客上的现场回忆。在国内，2005年8月8日，台风麦莎刚过，家住青岛沙子口附近渔村家的段广珠从他家阳台上拍到了农民工魏青刚三次跳进大海救人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这段录像很快送到青岛电视台播出，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三进三出急浪中救人的小伙子，成了青岛市家喻户晓的救人英雄，后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一些传统媒体不仅刊登公民新闻，还创办了公民新闻频道和栏目。2006年8月15日，CNN正式推出了公民报道的新栏目“I-Report”。2006年11月，拥有90家报纸的甘奈特集团宣布不仅正式合并它的网络和印刷媒体的员工，而且计划利用公民记者为它的出版物提供内容。2006年12月份，雅虎网站与路透社合作推出了一个栏目叫做“You Witness News”（你目击的新闻），可以让新闻目击者上传照片或者视频短片，由路透社负责对公众提交的新闻进行选择、编辑，并提供给其他新闻媒体。以这个事件为标志，网络巨头与老牌传统媒体开始携手涉足“公民新闻”这个全新领域。2007年2月，路透社的非洲网站（Reuters Africa）开设了公民博客的新闻报道。这些举措收到了实效——在2007年4月弗吉尼亚校园枪击事件中，全球观众看到的唯一一段手机拍摄的有枪声的现场影像就是一名美国人贾马尔·阿尔巴古蒂（Jamal Albarghouti）通过CNN的“I-Report”上传的，而NBC从msnbc.com上得到了大约500份观众提供的与受害者有关的故事。2007年4月，作为中国台湾地区唯一的非商业无线电视台，公视创建了台湾公民新闻平台PeoPo，倡导公民赋权下的新闻自主。在内地，《成都商报》推出了“QQ记者”。
2006年12月1日，《成都商报》在社会新闻版面上打出了“每个公民都是记者，网友都来发布新闻”的口号，推出“QQ记者”公民报道专栏——“城事e闻”。该专栏有两个新闻来源，一是《成都商报》“城事e闻”QQ群，加入QQ群的成员即成为QQ记者，二是成都全搜索（cdqss.com）龙门阵博客，在网友发言中筛选新闻报道。每天，QQ记者与报社专业记者在QQ上进行交流，两个专职记者兼任QQ群管理员。QQ记者和网友以第一人称的报道方式，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专职记者对新闻进行筛选，核实新闻的真实性，经审核后在社会新闻版“城事e闻”栏目中刊发，QQ记者的名字也附在正文之后。“城事e闻”专栏是专业记者和业余记者的一种合作型报道，即“专业新闻＋公民新闻”的混合形式。
其次，公民新闻改变了传统的舆论形成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权，公众在民意表达和舆论监督中实现传媒接近权。
传统媒体是“点”对“面”的传播，传播主动权掌握在媒体手中。而公民新闻主要通过网络传播，特别是博客具有的自主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为政府部门理性看待民意，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平台。同时，有了大众的参与，主流媒体的报道也会变得更加客观理性。新闻不再是几家媒体的发言，而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声音，公众的传媒接近权得到极大的保障。2001年广西南丹矿井特大事故、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2005年的吉化爆炸污染松花江事件等，几乎都是公民通过网络媒体发起议论的，先在网民中形成强大社会舆论，而后引起传统媒体的介入，最后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事件得到妥善解决，相关人员得到应有惩处。
这样的事例在国外同样存在。2004年，一群“穿着睡衣的半吊子写手”通过博客终于使美国CBS电视台和CNN的老牌新闻主持丹·拉瑟被迫承认在CBS公映的关于布什总统在德州国民警卫队服役履历的真实性“经不住推敲”。这群“写手”中有律师、海军退役军官、前IBM技术工程师以及其他“民间独立研究人员”。
公民新闻的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对现实进程产生的影响有三：一是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特权，二是使个人意见获得有力传播，三是社会弱势的意见和声音有了表达空间。
4.公民新闻的规范
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公民新闻在实现传媒接近权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公民新闻的载体一般是“草根媒体”，比如博客。这些媒体又被称为“自媒体”“个人媒体”，没有传统媒体那么多的把关人，因而时常良莠不齐。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曾经关闭了其下一个博客的评论功能，因为该博客的某政治性文章引来大量不太合适的评论。在网络上经常出现的博客PK事件中，也充斥着各种谩骂、诽谤甚至是虚假信息等。
长期以来，传统主流媒体占据了社会主导权。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和公民新闻的兴起，传统的新闻传播管理制度受到挑战。要将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与公民新闻传播行为有机结合，需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不过，有学者认为，“根本性的解决途径不是加强规制，而是让网民们明确公民媒体的真正要义，要让网民知道，他们写博客本身也是一种新闻的补充”。公民媒体是一种责任媒体，传媒接近权的实现不能妨碍其他公民的权利。在公民新闻刚刚起步的中国，如何培养负责的网络公民（Netizen），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国外公民媒体的成功之道值得效仿。如维基新闻网实行“博客道德规范”，包括真诚公正、最低伤害和承担责任三项原则，规定严禁剽窃、准确展示和避免误导；韩国ohmynews网站实行公民记者实名制，公民必须提供身份证件才能成为网站的记者，通过专业编辑和市民记者个人声誉担保来双重把关。
中国的公民新闻实践还有自身的独特性。公民新闻的产生和发展，不能仅仅着眼于Web2.0时代的技术语境，而忽视公民新闻在西方产生的历史语境和制度语境。“中国公民新闻的发育缺乏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历史根基，中国并不存在公共媒介体制，也没有经过充分发育的另类媒体，因此，缺乏与西方国家类似的精神上和实践上的传统支点。从媒介管理制度上讲，中国的普通网站和个人不能自办新闻，韩国的ohmynews模式、美国wikinews模式以及德拉吉新闻博客的模式在中国无法复制，而必须在有新闻发布权的传统新闻机构上寻找生存空间，公民新闻的运作方式也不能复制国外公民新闻的现成模式，而注定了将以更为本土化的形式来展开”。
因此，在中国，要通过公民新闻实现公民的传媒接近权，首先需要激发公民记者的积极性，不要以某些所谓的专业性扼杀了公民新闻中天然去雕饰的草根性。另外，要建立一种传统媒体和公民记者对话合作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方式，以弥补一些公民新闻存在的随意性、片面性、偏激性，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等缺陷，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尤其是在灾难性和遭遇性事件中，公民记者具有巨大作用，主流媒体更应积极与公民记者建立通力合作的平台。公民记者与专业记者并肩作战、共同报道的情景将会成为今后新闻采访报道的新模式和新趋势。
第三节 数字鸿沟与数字机遇
一、什么是数字鸿沟
现代社会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同样的发展机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接受数字化浪潮的机遇是不同的，即使大众传播将同样的计算机和因特网知识传送到每一个家庭和社会每一个角落，人们在接触和利用的机会上并不存在平等与否的问题，然而它所带来的社会结果却并非如此简单。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产生了数字鸿沟。
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定义：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指的是一个在那些拥有信息时代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数字鸿沟体现了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这种差距，既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特别是由网络技术产生的差距。数字鸿沟现象存在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产业与产业、社会阶层与社会阶层之间，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成为在信息时代突现出来的社会问题。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数字鸿沟”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球发展和应用，造成或拉大的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距。它的产生，从世界范围看，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及信息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从发展中国家看，就是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等差异，存在着的信息不对称。
“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在英文里面，数字鸿沟大多统称为“Digital Divide”，也有时候叫做“Digital Gap”或者“Digital Division”，本意是数字差距或者数字分裂。数字鸿沟最先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于1999年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随后，数字鸿沟最早正式出现在美国的官方文件里面——1999年7月份美国官方发布的名为《填平数字鸿沟》的报告。2000年7月，世界经济论坛组织（WEF）向8国集团首脑会议提交专题报告《从全球数字鸿沟到全球数字机遇》。当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数字鸿沟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问题。
数字鸿沟是我们在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国家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严峻事实。先看南北差距，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300台电脑，发展中国家仅为16台。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7％，但网络用户却占世界总量的80％。发达国家平均68人有一人为网络用户，而发展中国家平均440人才有一人上网。在因特网作为全球数字化经济的载体正在全面地对社会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管理行为和交易方式、管理体制等诸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的今天，全球90％的电子商务额被发达国家垄断，发展中国家只占10％左右的份额；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活动的产值已经超过GDP的50％或接近50％，对GDP的增加值更是远远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中国的数字鸿沟问题也十分严峻。从国际范围来看，中国信息化水平低。中国国家统计局1999年曾对世界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能力进行测算，结果发现中国的信息能力指数与美、日、澳等信息发达国家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国得分仅为6.17，仅为美国的8.6％、日本的8.82％。中国信息化水平较低，将影响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并且不利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加强。
在同一国家内部也存在着数字鸿沟。发达国家的国内分化表现在：（1）阶层差异。据调查，美国年收入7.5万美元的家庭87％拥有电脑，68％的家庭上网，而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家庭中，只有7％有电脑，2％上网。（2）种族差异。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家庭的电脑拥有率和上网率要比白人和亚裔低60％左右，在美国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仍有99.5％的非洲裔、98％的拉美裔不能使用网特网。（3）行业差异。美国信息技术业工人的平均年薪比其他私营部门工人工资高85％，1992年至1998年，信息产业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万美元。（4）年龄差异。英国使用因特网的人口中有50％以上属于15～24岁群体而这部分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5％，超过64岁的人口中每25人中只有1人上网。（5）男女性别之间、城乡之间及不同教育背景人群的信息化差距也日益明显。
在中国，研究资料表明，数字鸿沟造成的差别正在成为中国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其本身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网络用户虽然持续增长，但其普及和应用主要发生在城市，网络用户中只有0.3％是农民，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的740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大于东部。信息产业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到2000年6月底，西部农村固定电话普及率仅为1％。在青海，目前还有21％的乡镇和65％的行政村不通电话。全国最后20％不通电话的行政村，绝大部分都在西部地区。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2年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分布是华东（36.0％）、华南（24.3％）、华北（17.7％）、西南（9.0％）、东北（8.4％）、西北（4.6％）。排在最前五位的省（直辖市）分别是：广东（10.40％）、北京（9.80％）、上海（9.20％）、江苏（8.00％）、浙江（6.60％）。最后五位是：贵州（0.60％）、海南（0.50％）、宁夏（0.30％）、青海（0.20％）、西藏（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