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来，劳动者可能就会供不应求，于是，雇主们只好靠相互竞争来雇用更多的劳动者，从而抬高了一部分劳动的货币价格及真实价格。
在突然的大荒年里，情形则刚好相反。这时，雇主用来雇用劳动者的资金会比前一年还少，从而使得许多人都失业了。失业者为了获得职业，只好相互竞争。这样，有时难免会压低劳动的货币价格与真实价格。譬如在大饥荒的1740年，许多人都愿意做仅能糊口的工作；而在此后的几个丰年里，雇主要想雇用劳动者和雇工，就比较困难了。
当食品涨价时，劳动价格会随之提高，劳动需求也会因为物价昂贵而减少，从而使得劳动价格重新降低。相反的，当食品跌价时，劳动价格则会减小，劳动需求也会因为物价低廉而增加，于是劳动价格又会重新升高。而当食品价格的变动幅度不大时，这两种对立因素的作用似乎会相互抵消。所以，劳动工资一般都比食物价格要稳定、持久得多。
一旦劳动工资增加了，许多商品的价格必然也会按照工资中增加部分的比例而抬高，国内外这些商品的消费也会随之减少。但是，当资本增加时，劳动生产力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即使劳动量减少了，也可能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如果一个资本家雇用了很多劳动者，那么他就会出于自身利益而妥当地给他们分配业务，并力图把他和工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好机械供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生产出更多产品。
发生于劳动者之间的事情，既可能发生在某一特殊工厂内，也会因为同一理由而发生在大社会的劳动者之间。随着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也会更加精密。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去从事最适用机械的发明时，这种机械就容易被发明出来。这些改良机械出现之后，只需要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就可以生产出更多物品。这么一来，减少的劳动量除了能抵偿劳动价格的增长之外，还会有一部分剩余。
资本与利润
社会财富的增减不仅决定了劳动工资的增减，也决定了资本利润的增减。
但是，财富状态对二者产生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资本增加提高了劳动工资，同时也降低了雇主的利润。如果许多富商都在同一行业投入了资本，那么这一行业的利润势必会因为激烈的竞争而降低；这种资本增加如果扩大到社会各行业，那么所有行业的利润也都会因为竞争而降低。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容易确定某一特定地方在某一时间里的平均劳动工资，只能确定普通劳动工资。可现在，我们甚至连普通资本利润都很难确定。
因为，资本利润的变动非常大，即使是让某一特定行业的一个经营者说出他每年的平均利润有多少，他也未必能够说得出来。影响利润的因素，不仅有商品价格的变动，还有竞争者的多寡、顾客的购买欲望、商品在运输或储存过程中遭遇意外事故的多少。所以，利润率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动的，我们很难确定一个大国各行各业的平均利润，更不可能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资本平均利润。
我们虽然不可能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利润，却可以由货币利息而略知其梗概。当使用货币能够获得较多利润时，通常可以提高货币的利息率；当使用货币所获得的利润较少时，则可以降低货币的利息率。由此，我们可以确信一点：一国市场一般利息率的变动，必然会影响该国资本的一般利润，使得利润随着利息率的升降而同步地升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利息的变动情况略知利润的变动情况。
亨利八世在他在位的第三十七年，用法令将一切利息都规定在了百分之十以内。由此可见，以前的利息曾经达到过百分之十以上。其后的爱德华六世，由于热心宗教，所以禁止了一切利息。不过，据说这种禁令就像其他各种相同性质的禁令一样，不但没有减少高利贷的弊害，反而增加了高利贷的弊害。于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第八条法令中，又重新恢复了亨利八世的法令。
此后，法定利息率一般都是百分之十，直到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才降到了百分之八，复辟后不久又减成了百分之六，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甚至减为百分之五。这些法律规定的市场利息率，都是在信用良好者借款之后而不是之前规定的，因而看来极其适当。自安妮女王时代以来，法定利息率是百分之五，似乎要高于市场利息率。在最近的战争发生之前，政府的借款利息率是百分之三，而首都及其他许多地方一些良好信用者的借款利息率，则达到了百分之三点五、百分之四、百分之四点五。
自亨利八世以来，我国的财富与收入似乎在一天天地逐渐增加，而且增加得越来越快。在这期间，不断增加的还有劳动工资。不过，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逐渐减少了。
在大都市经营一种行业所需要的资本，往往比乡村更多。这么一来，投入大都市各行业中的资本就会比较庞大，于是都市资本利润率就会在众多富裕竞争者的相互竞争中，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但在劳动工资方面，都市却高于农村。
因为，在繁荣的大都市，劳动者往往供不应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为了雇到他们所需要的劳动者人数，只好抬高劳动工资来相互竞争，于是资本利润就降低了。而在那些偏僻的地方，由于雇主没有充足的资本来雇用全体劳动者，所以一般人民宁愿压低劳动工资也要获得职业，这样就增加了资本利润。
在苏格兰，法定利息率和英格兰一样高，而市场利息率却比英格兰高一些。在苏格兰，即使是良好信用者借款，其利息率也不能少于百分之五。比如，在爱丁堡，随时去私立银行兑现全部或部分期票，都可以享受百分之四的利息。而在伦敦，存入私立银行的资金则没有利息。在苏格兰，几乎所有行业的经营资本都比英格兰少。因此，苏格兰的普通利润率要高于英格兰。我们知道，苏格兰的劳动工资是低于英格兰的。不仅如此，苏格兰还比英格兰穷得多；尽管它也在明显地前进，但它前进的速度却比英格兰要慢很多。
本世纪的法国，其法定利息率一般是不受市场利息率支配的。法国的法定利息率，在1720年从二十分之一落到了五十分之一（也就是从百分之五落到了百分之二），而1724年则提高到了三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三点三），1725年又恢复到了二十分之一。在拉弗笛执政的1766年，这一法定利息率又减到了二十五分之一（即百分之四）。再后来，掌握政权的神父特雷，又把这一法定利息率恢复到了原来的百分之五。
政府这么强行抑制法定利息率，一般目的在于减低公债利息率，而且有时也的确达到了这一目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国或许不像英国那么富裕。一般情况下，法国的法定利息率低于英国，市场利息率却高于英国。究其原因，是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有办法安全而又容易地回避法律。就像在英、法两国做买卖的英国商人说的那样，法国的商业利润要高于英国。正因为如此，许多英国人都不想在本国投资，而甘愿去轻商的法国投资。
同时，法国的劳动工资却低于英国。你如果到过苏格兰和英格兰，就可以从这两地普通人民的服装和面色的差异中，充分了解到这两地社会状况的差异；而假如你是从法国回到英国的，则会觉得这种对比更鲜明。明显地，法国的富裕是苏格兰所不及的，但法国进步的速度也似乎没有苏格兰快。跟苏格兰相比，法国一般甚或普遍被认为正在退步。但是，这种见解明显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一个人在时隔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又到苏格兰视察，那他绝对不会抱有这种见解。
反之，从领土面积及人口比例方面比较，荷兰的富裕程度要高于英格兰。
在荷兰，政府的借款利息率是百分之二，良好信用者的借款利息率则是百分之三。据说，荷兰的劳动工资也高于英格兰。我们知道，荷兰人的商业利润在欧洲国家中是最低的。现在的荷兰商业，在有些人眼中是正在衰退的。这种情况，也许确实在某些商业部门中出现过。
但是，从上面所说的征候中，我们能看出该国的所谓“商业衰退”似乎又不同于一般的商业衰退。商人们之所以会埋怨商业衰退，是因为利润减少了。可是，利润减少恰恰是商业繁盛，也就是所投资本比以前更多的自然结果。荷兰人趁着近期的英法战争，获得了法国全部的运输业务，直到今日也没有完全退出。此外，荷兰人还拥有英法国债这一大宗财产。据说，单是英国的国债，就大约有四千万镑。不过，我认为这一数额可能没有这么大。而且，荷兰人还以高于本国的利息率，把巨额资金贷给外国的私人。
从这些事实来看，荷兰无疑是资本过剩。换言之，他们投在本国适当生产上的资本，已经超过了这些资本能够得到相当利润的限度。这种衰退，并不是商业衰退。当经营特定行业所能获得的私人资本，增加到再投入到这一行业也不会获得更多利润时，也仍然可能有更多资本继续投入。这种情况，在大国比较常见。
跟英格兰相比，我国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的劳动工资、货币利息及资本利润都更高。在各个殖民地，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大致都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在新殖民地，还同时存在着高劳动工资和高资本利润。不过，这种现象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的，其他地方很少见。
在一定期间内，新殖民地资本对领土面积的比例、人口对资本的比例，必定会低于大多数国家。农业家所拥有的资本，必然不够用来耕作所有的土地。
所以，他们只好把资本投在土壤肥沃、位置适宜的海滨，以及可航行河流的沿岸各地上。此外，这类土地，往往能够用低于其自然生产物价值的价格购买得到。所以，如果购买并改良这类土地，就可以获得极大的利润。这时，即使利息非常高，农业家们也能够支付得起。于是，农业家们就能靠投在这种有利用途上的资本，迅速地积累起更多的资本，并使新殖民地的雇工供不应求。这样，农业家们付给新殖民地劳动者的工资也就会很高。同时，资本利润则会随着殖民地的扩展而逐渐减少。
由于土壤肥沃、位置适宜的土地被全部占用，一部分农业家只好耕作较差的土地，所以其所能获得的利润也就少了。而用在土地上的资本利息，也自然较低。正因为如此，本世纪我国大部分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都大大降低了。利息率在财富增加、工作改良及人口增长等的影响下，明显降低了。
与此同时，劳动工资却没有跌落。劳动需求是随着资本增加而增加的，它丝毫不受资本利润的影响。尽管利润降低了，可是资本却比以前增加了，而且增加得更快。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勤劳的国家还是勤劳的个人，都是一样的。跟高利润的小资本相比，大资本的利润虽然更低，但利润的增加速度也更快。
俗话说，钱生钱。哪怕是用极少的钱，也能赚得更多的钱。最困难的是如何得到最初那点儿极少的钱。资本增加和业务增加（即对有效劳动需求的增加）的关系，我在前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说明，后面我还将在论述资本积累时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哪怕是财富正迅速增加的国家，也会因为获得新领土或开发新的经营行业而提高资本利润、增加货币利息。由于该国的国家资本满足不了这些新领域的需要，所以它就只能选择那些利润最大的行业去投资。而能够满足这些新行业的资本，必须是以前投在其他行业、现在又被撤回来的一部分资本。这么一来，旧行业的竞争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激烈，各种货物的市场供应量也会跟着减少。
货物的供应量减少，势必会或多或少地抬升货物的价格。于是，经营者的利润就会更大，其借入资金的利息率也会比以前更高。在战后不久的近期，良好信用者，甚至是伦敦一些大商号，借款的利息率一般都是百分之五。而他们在战前所付的利息，一般都没有超过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点五。这种现象，并不是我们英国资财减少的结果，而是因为我国在占领北美和西印度之后，我国的领土与商业都增加了。由于增加了很多新业务，而资本还是原来的那些旧资本，所以很多行业的资本量必然会因为增加的新业务而减少。结果，那些旧行业的竞争就会趋于缓和，所以其利润也必然会增加。所以，我相信大不列颠的资财并没有因为近期战争的巨大费用而减少。我为什么会这么确信的原因，我以后再说明。
用来维护产业的社会资财的减少，会降低劳动工资，增加资本利润以及货币利息。由于劳动工资降低了，剩余的资本所有者以货品形式向市场提供的资金就比以前少了，而且他们出售货物的价格也更高了。花费的工资较少，货物的售价反而更高，这两个方面就使得农业家的利润大幅增加了。于是，利息也就跟着升高了。
在孟加拉以及东印度的其他英属殖民地，就可以非常容易而快速地获得巨大资产。这一事实证明，贫苦地方有非常高的劳动工资、非常大的资本利润、非常高的货币利息。在孟加拉，农民借入资金的利息率往往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六十，此外，还要用下一期的收获物当抵押品。地主要想获得这种高利息的利润，必然要预先垫付几乎全部地租和大部分的利润。罗马共和国衰亡以前的各地方，由于总督竭泽而渔的暴政，利息似乎都一样高。
我们从西塞罗的书简得知，即使是有道德的布鲁塔斯，也曾经在塞浦路斯岛借过款，而且利息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