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无论某地木柴的价格是多少，烧煤炭的费用都几乎等于烧木柴的费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确信煤炭价格在该地达到了最高水平。这种情况，在英格兰内地的某些地方（尤其是牛津郡）可见。在牛津郡，普通人民通常都混用木柴与煤炭。由此可见，这两种燃料的费用差异不可能太大。这种最高价格，比产煤国家任何地方的煤炭价格都要高得多。如果煤炭价格不够高，就不足以担负由陆路或水路送往远地的运输费用，也就不能卖出更多分量的煤炭。煤矿采掘者及所有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情愿以比最低价格略高的价格卖出更多煤炭，而不愿以最高价格卖出少量煤炭。
另外，一切煤矿的煤炭价格都受附近产出力最大的煤矿支配。那些产出力最大的煤矿只要以略低于附近煤矿的价格出售煤炭，就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地租和利润。不久之后，附近的煤矿也会被迫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煤炭，即使这样会削减甚至剥夺它们的地租与利润。结果，有一部分煤矿停止经营，另一部分煤矿因无法提供地租而由所有者收回并独自经营。
煤炭和其他商品一样，它能长时间持续的最低售价，就是仅够补偿它上市所需的资本及普通资本利润的价格。在一般情况下，那些因无法提供地租而只好由所有者自己经营的煤矿，其煤炭价格必然大致等于这一最低售价。
有些地方的煤矿能够提供地租。不过，这种地租跟其他大多数土地原生产物价格中的地租相比，一般较小。土地地面的地租通常占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一份额一般不受收获上的意外事故的影响，因而比较确定。而煤矿地租则不同，占生产总额的五分之一的地租，就算是非常高的地租了；普通地租只要占生产总额的十分之一就够了。而且，煤矿地租很不确定，它会随生产额的变动而变动，有时甚至会变动得出人意料。例如，购买田产的普通价格可能会达到三十倍年租，而购买煤矿的高价才要十倍年租。
对煤矿所有者来说，决定煤矿价值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煤矿的产出力，二是煤矿的位置。金属矿山的价值则多数取决于产出力。那些从矿石中分离出来的金属（尤其是贵金属），其价值一般都足够提供长时间陆运和长距离水运的费用。这些金属的市场，从邻近国家一直扩展到全世界。例如，日本铜远销欧洲，西班牙铁被运往智利和秘鲁，秘鲁银被卖到欧洲和中国。
纽卡斯尔的煤炭价格，几乎不受西莫兰和什洛普郡的煤炭价格的影响，也丝毫不受利奥诺尔的煤炭价格的影响。所以，这些煤炭之间绝对不会产生相互竞争。相反的，那些相距极远的金属矿产却经常有可能产生相互竞争，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世界各地矿山的金属价格，必然都会或多或少地受金属产量最多的地方的金属（尤其是贵金属）价格的影响。例如，日本铜的价格必然会影响欧洲铜的价格；而秘鲁银的价格（即秘鲁银在当地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货物量），不但会影响欧洲银价，还会影响中国银价。欧洲的大部分银矿，都在秘鲁银矿发现之后被废弃。银价大幅下跌之后，那些银矿产物甚至不足以偿还开采费用；即使它们能够偿还开采时消耗的衣食住行用，也无法提供利润。自从波托西银矿被发现之后，古巴、圣多明各乃至秘鲁的旧矿山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如此看来，由世界各个矿山产出的各种金属的价格，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由当时产量最高的矿山出产的矿产价格的支配。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金属价格在支付完采掘费用后的剩余部分，基本上都无法提供很高的地租。
在大多数矿山所产的金属中，贱金属的价格中似乎有一小部分地租，贵金属的价格中的地租部分还更小。贵、贱金属价格的大部分，都由劳动和利润构成。
康沃尔锡矿以产量丰富而闻名于世。据该矿区的副监督波勒斯说，该矿区的平均地租高达矿产总额的六分之一，有些矿山的地租可能会超过或低于这一比率。苏格兰有许多产量极其丰富的铝矿，其地租也占矿产总额的六分之一。
据弗勒奇和乌罗阿说，秘鲁银矿的所有者会设立一个方便经营者磨碎矿石的磨场，代价就是经营者给予他一部分碎矿石。在西班牙，直到1736年，国王对这类银矿征收的矿税都是标准银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当时，秘鲁银矿是世界上产银量最大的矿山。所以，这种地租似乎就是当时秘鲁大部分银矿的真实地租。如果这些矿山不用额外缴纳矿税，那么这五分之一的地租自然就归矿山所有者，这样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矿山因负担不了矿税而未被开采了。
据说，康沃尔公爵向各锡矿征收的矿税，占矿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即二十分之一）以上。如果不用缴纳矿税，那么无论这笔矿税有多少，自然都属于矿山所有者。假如拿这百分之五去加上述的六分之一，那么康沃尔锡矿和秘鲁银矿平均地租的比例，才十三比十二。可现在，秘鲁银矿连这么低微的地租都负担不起，其银税也在1736年由五分之一减到了十分之一。
即使银税低微到这种地步，它也比二十分之一的锡税更能引诱人们走私。
而走私贵重物品，必定比走私大容积的物品要容易得多。所以，西班牙国王没有收到多少赋税，可康沃尔公爵的税收收入却很高。因此，锡矿真实价格中的地租，可能大于银矿真实价格中的地租。除去偿还开采这些矿物所需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之后，贱金属留给矿山所有者的剩余部分，似乎要大于贵金属所留的剩余部分。
秘鲁银矿开采者的利润一般都不怎么高。弗勒奇和乌罗阿这两位受人敬佩的作家，是最熟悉当地情形的人。听他们说，在秘鲁，如果有哪个人要着手开采新银矿，那么大家肯定就会避开他，因为人们都认为他会倾家荡产。由此可见，在秘鲁，采矿业也被看成了很难中奖的彩票。即使有几个大彩，也会诱使许多人冒着失去财产的危险去尝试。
不过，由于银税是秘鲁国王的大部分税收来源，所以秘鲁颁布了尽可能奖励发现及开采新矿的法律。这一法律规定，无论是谁发现了新矿，都可以得到一块按他看准的矿脉方向划出的矿区。矿区长二百四十六尺，宽一百二十三尺。新矿的发现者，可以在这块归他所有的矿区里自行开采，而不用向地主支付任何报酬。
康沃尔公爵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在他们的古公国里制定了类似的法律。例如，只要有人在荒野或未被圈定的土地里发现了锡矿，他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为锡矿定界，并占有界限之内的土地。如果他想自行或与他人合作开采这一矿区，不需要经过原地主的允许，只需要向地主提供微薄的报酬就可以了。以上两种法律的颁布，维护了国库税收的想象权利，却侵犯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
在秘鲁，新金矿的发现与开采也同样受奖励。而且，国王收取的金税，只占了标准金总产量的二十分之一。金税原本和银税一样，也是五分之一，后来又减成了十分之一。不过，根据开采的情况来分析，即使是十分之一的金税也非常重，所以又减到了二十分之一。据弗勒奇和乌罗阿说，很少有人能靠经营银矿发财的，靠金矿发财的就更少了。在智利和秘鲁，大部分金矿所支付的全部地租，似乎都是二十分之一。
走私金比走私银要容易得多。究其原因，一是金的价值高于同一体积的银，二是金有特殊的固有状态。银被发现时是和其他大多数金属一样的，很少是纯质的，一般都掺有其他矿物。把银从这些矿化物中分离出来的操作，是极其困难而烦琐的。此外，这种操作还得在特设的厂房里进行。这样的话，国王、官吏就容易参与监督了。相反的，金被发现时几乎都是纯质的。有时，还会发现一些相当大的纯金块。就算其中掺有几乎看不出来的砂土或其他外附物，也能用简单的操作把它们从这些杂物中分离出来。比如，只要有少量水银，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家里把它分离出来。因此，国王从金税中得到的收入，可能要远远少于他从银税中得到的收入；而且，金价中的地租部分，一定比银价中的地租部分小得多。
贵金属在市场上的最低售价（即贵金属所能交换的最小其他货物量），受制于决定其他货物价格的最低价格。这种最低价格，是由开采和运输这些贵金属到市场所需的普通资本（如衣食住行用的花费）决定的，它不但要能足够偿还所花费的资本，还要为这些资本提供普通利润。
不过，贵金属的最高售价，似乎只受制于它的实际供给量是否充足，而不受其他任何货物的影响。贵金属不像煤炭，它的最高售价不受其他任何货物的最高价格限制。煤炭就不同了，它的售价由木柴价格确定。一旦木柴缺乏，煤炭的价格就会上涨。在金非常稀缺的情况下，一块极小的金都可能比金刚钻还昂贵，更不用说用它来换取更多其他的货物了。
人们需求贵金属的原因，一是其效用，二是其美质。贵金属的效用，也许比除了铁之外的其他任何金属都高。比如说，贵金属不易生锈，也很容易保持清洁。所以，用金银制造的食桌等厨房用具，一定会大受欢迎。金制的煮器比银制的煮器清洁，而银制的煮器又比铝制、铜制或锡制的煮器清洁。
不过，美质才是贵金属的主要价值。这一美质，使得贵金属特别适宜用来装饰衣物和家具。镀金的光亮色彩，是任何颜料或染料都无法提供的。由于这些贵金属比较稀少，所以它们的这种美质也相对地大大增加了。大部分富人的愉悦，都是炫耀他们的富裕。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炫耀，就是拥有别人求之不得的、决定性的富裕标识。在富人们眼里，那些有几分用处或美质的物品的价值，会因为它们的量少而大大增加。换言之，因为相当数量的这种物品，需要花费很大的劳动量才能收集到，而能够支配这些劳动量的只有富人，所以这种物品的价值就大大增加了。即使这种物品没有普通物品那么美丽、实用，他们也情愿出比普通物品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它们。贵金属能够到处以高价换得很大数量其他货物的根本原因，正是它的稀少和它美丽的特质。贵金属早在未用作货币以前，就已经具有高价值了。正因为高价值这一用途，它才被用作了货币。不过，由于金银的这一用途增加了新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其被用于其他用途的数量，所以其价值后来就被保持或增加了。
人们需求宝石，全部的原因都是宝石的美质。宝石仅有的效用就是用作装饰。宝石由于采掘难度和费用都很浩大，所以非常稀缺，其美质也因此而大大增加。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宝石高价格的几乎全部组成部分都是工资和利润，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地租，而且往往没有地租。能够提供较大地租的，只有那些产出力较大的矿山。塔福尼埃是一位宝石商人，他曾到戈尔康达和维沙波尔这两地的金刚石矿山实地考察过。他说，当地开采矿山的目的只是为国王谋利。国王命令，只有那些能够出产高产、美质金刚石的矿山能够开采之外，其余矿山全部都要封闭。如此看来，其余矿山似乎都不值得开采。
由于世界上最丰富矿山的矿产价格决定了其他金属的价格，所以贵金属或宝石矿山能够提供的地租，只和它的相对产出力成比例，即和它优于其他同类矿山的程度成比例，而与它的绝对产出力关系不大。如果有优于波托西矿山的新矿山出现，那么波托西矿山就会像曾经的欧洲矿山一样没有多少经营价值，其银价也会比现在低得多。
在西班牙属西印度发现以前，欧洲最丰富矿山提供给矿山所有者的地租，也许就像秘鲁最丰富矿山提供的地租那么大。当时的银量虽然比现在少很多，但其换得的其他货物量却和现在相同；而矿山所有者用他们的所得份额，也能够换得和现在相等的劳动量或商品量。也就是说，今昔生产物和地租的价值，即今昔生产物提供给公众与矿主的实际收入，可能都是一样的。
富含贵金属或宝石的矿山，不会增加多少世界财富。因为，稀缺正是造成这类产品高价的原因之一。如果这类产品供给充足，它们的价值也必然会下跌。这时，世界人民从这些丰富的金银或宝石中得到的唯一利益，就是能够以比以前少的劳动量或商品量，购买到金银餐具及奢华装饰品。
可是，土地这一财产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土地生产物及地租的价值，与土地的绝对产出力成比例，与土地的相对产出力则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某块土地能提供一定分量的衣、食、住，它就一定能为一定数量的人提供衣、食、住。此外，无论地主从中得到多少收益，地主都能因此而支配相当的劳动量或商品量。而且，肥沃土地的价值不但不会减少附近贫瘠土地的价值，反而经常会增加那些贫瘠土地的价值。因为，肥沃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这就给贫瘠土地的许多生产物提供了更大的消费市场。而当两块土地都很贫瘠时，人口基本不会增加，因为人们的生活都可以用自己的生产物来维持，因而贫瘠土地的许多生产物也就找不到市场了。
如果生产食物的土地的产出力增加，该土地的价值就会增加，同时也给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开辟了新市场，从而使这些土地也跟着增值。随着土地的改良，人们自身消费不了的剩余食物越来越多，使得人们有能力追求衣服、住宅、家具和其他一切便利品，甚至是贵金属和宝石这类奢华装饰品。食物是世界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正是丰富的食物，才使得其他许多物品有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