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家畜肉市场，几乎都局限在国内。爱尔兰和美洲某一英属殖民地，有大规模的腌肉制造业。据我所知，现在还在经营此业的，就只有这两个地方了。也就是说，在今日世界，只有这两个地方能够输出本国的大部分家畜肉。
相反的，即使是在进行改良之初，毛革市场也很少局限于国内。只要简单地修整一下羊毛，略微调制一下生皮，就可以把它们极容易地送往其他国家。
因为，它们是多种制造品的原料，可以满足许多国家的生产需求。
在那些因耕作粗放而人口稀少的国家里，一头牲畜的毛皮价格占全部价格的比例，远远大于它在家畜肉需求较大的富国中所占的比例。由休谟先生的观察可知，羊毛在萨克逊时代的价格，大约占整只羊价格的五分之二。在休谟先生看来，当时的这一比例比现在的同一比例大得多。根据确切的记载，我知道在西班牙的某些地方，人们杀羊的目的往往只是采取羊脂、羊毛，却不要羊肉。无论那些羊肉是在地上腐烂，还是被肉食鸟兽吃掉，他们都听之任之。
如果说这种现象在西班牙是时有发生的，那么它在智利、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除西班牙之外的其他许多西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是习以为常的。这些地方的人们不断地扑杀有角动物，目的往往只是获得兽皮、兽脂。此外，当地海岛也经常被海盗侵扰。现在，虽然法国人的种植园已经延伸到了该岛的整个西部海岸，但由于该国的安定、改良和人口情况尚未改善到满足需求的状态，不足以提高岛上西班牙人的家畜价值，所以那里也经常出现扑杀牲畜并只取兽皮、兽脂的情况。西班牙人一直占据着该岛的东部海岸，现在又占据了该岛的所有土地和山岭。
整头牲畜的价格，必定会随着社会改良和人口增殖而上涨。不过，跟兽毛和兽皮相比，兽肉价格受整头牲畜价格上涨的影响要大得多。在原始社会状态下，兽肉的市场总是局限于国内。所以，当社会进步、人口增殖时，其范围也会按照一定的比例扩大。但是，兽毛和兽皮即使是出产于野蛮国家，也往往可以销往全世界，而且其市场基本不会随社会状况的变化而按比例扩大。由于一国的改良，并不能使世界商业状态产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即使是在一些经历了社会改进、人口增加的国家，商品的市场也可能会保持着以前的范围不变。
按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来看，如果社会改进了，那么商品的市场就一定会有一些扩展。比如，如果一国以某种商品为原料的制造业日益繁盛，那么这种商品的市场即使不能因此而大幅扩大，它也必定会向更接近于产地的地方转移。于是，这种原料的价格，就会根据运费的高低而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这时，兽毛和兽皮的价格，即使不能与兽肉价格按同一比例上涨，也必然会上升很多，而且绝对不会下跌。
虽然英格兰的毛织物制造业非常繁盛，但是羊毛的价格，却从爱德华三世以来就开始大幅下跌。若干的可靠记录显示，在爱德华三世时期（十四世纪中叶），英格兰每托德（合二十八磅）羊毛的普通价格至少是十先令（含陶衡六盎司银）。如果按每盎司等于二十便士来计算的话，当时的十先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先令。可现在，哪怕是英国最优质的羊毛，如果能卖到二十一先令每托德，就算是卖到好价钱了。照此推算，爱德华三世时期的羊毛价格对现在羊毛价格的比例，是十比七；而且，前者的真实价格更大。如果当时的小麦售价是六先令八便士每夸脱，那么当时的十先令，就可以购买到十二蒲式耳小麦；而如果现在的小麦售价是二十八先令每夸脱，那么现在的二十一先令，就只能购得六蒲式耳小麦。照此推算，以往羊毛真实价格和现在羊毛真实价格的比例，应该是二比一。换言之，当时每托德羊毛所能购买的食品量，是现在同量羊毛所能购买的食品量的两倍。在劳动的真实报酬相等的情况下，当时每托德羊毛所能购买的劳动量，也两倍于现在同量羊毛所能购买的劳动量。
羊毛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的跌落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以下三种暴力和人为原因引起的。一是禁止输出英格兰羊毛，二是准许免税输入西班牙羊毛，三是限定爱尔兰羊毛只能输往英格兰。自从有了这些规定之后，英格兰的羊毛市场就只能局限在国内，而不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步扩张了。在当地，他国羊毛主动与本国羊毛竞争市场，爱尔兰羊毛则被迫与英格兰羊毛竞争市场。由于一些不公平、不正当待遇的阻碍，爱尔兰境内的自产羊毛，大部分都被运往了英格兰这个唯一的市场，只留下一小部分供本地的毛织物制造业使用。
我没有找到记载古时生皮价格的可靠记录。当时的羊毛，通常是进贡给国王的物品，其价格至少与当时的普通价格相等。生皮的情况好像与此不同。不过，我们从弗里伍德口中得知了一些情况：五张公牛皮的售价是十二先令，五张母牛皮的售价是七先令三便士，三十六张二龄羊皮的售价是九先令，十六张小牛皮的售价是二先令。这是1425年记载的一份账单，上面记述的是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长与该院某牧师之间的交易情况。当时的十二先令含有的银量，大约等于现在的二十四先令。按照这份账单计算，每张公牛皮的价格折合成银之后，所含的银量等于现在的四又五分之四先令英币所含的银量。
当时每张公牛皮的名义价格比现在要低一些。但是，如果按照每夸脱小麦的售价是六先令八便士来计算的话，当时的十二先令就可以换得十八又五分之四蒲式耳小麦。现在的小麦价格是三先令六便士每蒲式耳，如果现在要购买等量小麦的话，就得花费三十一先令四便士。换言之，当时价值一张公牛皮的小麦量，现在需要花费十先令三便士才能购买到，即其真实价值等于现在的十先令三便士。
当时，家畜一入冬令就难免要陷入半饥饿状态，所以，设想它们拥有肥大的躯体是不现实的。当时，重四石，即常衡十六磅的一张公牛皮，恐怕就算是上等牛皮了；现在，等重的牛皮只能算是中等牛皮。据我所知，现在（1773年2月）牛皮的普通价格是半克朗每石。按照这个价格计算，当时一张四石重的牛皮的价值，只相当于现在的十先令。所以，当时公牛皮的名义价格比现在高，而公牛皮的真实价格却比现在低，其所能支配的食品量比现在少。
上述账单还显示，公牛皮的价格与母牛皮的价格大概保持着一个普通比例。由于羊皮也许会和羊毛一起卖掉，所以公、母羊皮的价格比例大大超过了这一普通比例。不过，小牛皮的价格比例却比这一普通比例要低得多。在家畜价格极其低廉的地方，人们一般都会捕杀那些不是为着延续畜种而饲养的小牛。这种现象，在二三十年前的苏格兰普遍可见。因为，小牛的价格往往比它消费的牛乳价格还要低，捕杀小牛可以节省牛乳。也正因为如此，小牛皮的价格才非常低廉。
现在的生皮价格比几年前低多了。这种情况，大概是1769年撤销海豹皮关税的结果。当时，允许爱尔兰及其他殖民地在一定年限里无税输入生皮。然而，本世纪生皮的平均真实价格，大概稍微高于当时生皮的真实价格。生皮和羊毛相比，不适宜远距离输送，为保存它而蒙受的损害也更大。可是，如果用盐腌渍的话，又会让它失去新鲜生皮所具有的品质，其售价自然也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国内精制的生皮价格，必然高于未经精加工而运往国外的生皮的价格。进步工业国的生皮售价相对高于野蛮国家，今日的生皮售价相对高于古代。另外，英国的制革业，并不能像毛织业那样深受国人的爱护。因为，人们相信毛织业的繁荣关系到国家安全，却没理由相信制革业的繁荣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
虽然生皮输出被禁止，并被宣称为有害行为，但是由海外输入的生皮却是缴纳过赋税的。虽然曾经（仅五年）废除由爱尔兰及各殖民地输入生皮的关税，但也不表明爱尔兰生皮一定要在大不列颠销售，它还可以不经精加工就运往其他国家。而各殖民地的普通家畜生皮，也仅仅是在数年以前才被允许只能在母国贩卖的。爱尔兰在输出生皮方面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像它在输出羊毛方面所受的压迫那么大。
在进步的文明国家里，无论是任何规定，只要它的目的在于降低兽毛或兽皮的价格，那么兽肉价格就很可能会因此而上涨。要想让农民在良田上饲养牲畜，就得保证牲畜的价格不但要足够支付良田所应缴纳的地租，还要足够支付良田所应产出的普通资本利润。所以，如果牲畜的皮毛价格降低，那么牲畜肉的价格就必然会上涨，这样才能鼓励农民继续饲养牲畜。在整个牲畜的价格当中，皮毛的价格越低，肉的价格就会越高；皮毛的价格越高，肉的价格就会越低。
地主只想获取地租，农业家只想获取利润，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毛、皮、肉的价格在整头牲畜价格中所占的比例。由此可见，耕作发达国家的地主和农业家的收益，不会受到上述规定的影响。由于上述规定使得肉价上涨，造成了消费者利益的损失，不过他们受上述规定的影响也仅此而已。但是，在田地荒芜的落后国家里，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了。在这类国家里，由于大部分土地都仅仅用来畜牧，而牲畜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又是毛、皮，所以上述规定将会大大影响地主和农业家的收益，极有限地影响消费者的利益。因为，既然该国的大部分土地都只能用来饲养牲畜，就算毛、皮价格下跌，也只得继续饲养同数的牲畜，所以肉价并不会因毛、皮价格的下跌而上涨。由于市场上家畜肉的数量不变，家畜肉的需求也没有增加，所以家畜肉的售价也基本保持不变。
当肉价保持不变，而皮毛价格却下跌时，整个牲畜的价格就下跌了。这么一来，就造成了以牲畜为主要产物的全部土地，即该国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润下跌。因此，永久禁止羊毛输出的规定，其实是当时最有害的规定。一般人都说，这一规定是爱德华三世制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规定的实施，不但降低了该国大部分土地的真实价值，还降低了最重要的小牲畜的价格，大大阻碍了土地的改进。
自从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之后，苏格兰的羊毛价格就显著下跌了。因为，自合并之日起，苏格兰羊毛就脱离了欧洲大市场，只能在大不列颠的小市场里出售。由于家畜肉的价格同时上涨，从而充分补偿了下跌的羊毛价格，所以这次合并，并没有对苏格兰南部各郡大部分养羊土地的价格产生很大影响。
人们依靠本国牲畜产量来增加羊毛和生皮产量的努力，功效是有限的；而依靠他国牲畜产量来增加羊毛和生皮产量的努力，功效则是不确定的。在他国的牲畜当中，人们能够利用的只是那些未经精加工就输入本国的羊毛和生皮。
上述努力的实效，还同时受到这类原生物输出本国时受限程度的影响。从外国输入毛皮，不像从本国操业者那里得到毛皮那么自主。所以说，人类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努力时，所取得的实效是有限或不确定的。
人类在努力增加鱼这种极其重要的原生物的上市量时，也收到了相同的效果。鱼的上市量，同时受到地理位置远近、内地江河湖泊数量和海洋江河湖泊产量的限制。当一国人口随着该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增多而增加时，购买鱼的人必然也会增加。这些购买者，会以他们拥有的大量其他各种货物作为代价来购买鱼。当市场扩大时，投入市场的劳动量也要以超过市场扩大的比例增加，这样才能满足市场的全部需求。比如说，如果鱼的市场需求以前是一千吨，现在却扩大到一万吨，那么投入市场的新劳动量，必然要超过以前的十倍，这样才能满足新增的需求。因为，鱼类大部分都是用较贵的捕鱼工具和较大的渔船捕获，再运到远地的，所以其价格自然较高。当社会改良增进时，它的真实价格自然会随之上涨。我相信，现在各国的鱼价多少都比以前上涨了。
一天的捕鱼量虽然很难确定，但是一年或数年的捕鱼量，却可以一般地确定。我们认为，人类努力捕鱼的功效一般是确定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这一功效大部分取决于地理位置，极小一部分取决于社会财富及勤劳状态。所以，即使两国的改良和进步程度有着极大的不同，两国人民在渔业上努力的功效也很可能相同；同样地，即使两国改良和进步的程度相同，两国人民努力捕鱼的功效也可能截然不同。由此可见，改良状态对捕鱼功效的影响是相当不确定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种不确定。
人类努力增加各种矿物（特别是昂贵金石）产出量的功效虽然没有什么限制，但也是完全无法确定的。
一国的地理情况，如矿山的肥瘠等情况，并不能决定所有贵金属的总量。
没有矿山却拥有大量贵金属的国家，往往有很多。一国贵金属的总量，主要由以下两种情况决定。一是该国的购买力，即其总体产业状态，其中包括其土地和劳动的年出产量。因为，该国能够投在开采本国金银，或是购买他国金银这类非必需品上的劳动与食品的量，是由以上因素决定的。二是金银矿的肥瘠程度。这会决定该国在一定期间内，可以向世界商场提供多少金银。金银比较容易运输，它体积小、价值大，运输成本是很低的。某个国家即使距离矿山很远，其金银储备也不会受距离的影响，而是直接受其矿山肥瘠的影响。美洲各个富饶的矿山，就曾经多次影响了中国和印度的金银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