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说过，财富就是权力。而事实上，并不是获得或承继了大宗的财产之后，人们就拥有了政治权力，不管这一权力是民政还是军政方面的。财产只是获得政权的一种手段，不是决定因素，人们未必能靠它获得政权。财产向占有他的人提供的权力，只是购买力，只是支配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劳动生产物的权力。而且，这种支配权的大小，恰恰跟他的财产多少成比例。也就是说，财产的大小，制约着他所能购买或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劳动生产物的数量。一种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与其可供人们支配的劳动量相等。
劳动可以用来衡量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却不能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我们往往很难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因为决定这一比例的因素有很多。
在分析时，除了要考虑花费在两种工作上的时间，还要考虑它们的困难度和精巧度有什么不同。同样是用一个钟头完成的工作，困难工作所包含的劳动量，也许要比容易工作所包含的劳动量要多。需要经过十年学习才能做的工作，即使做一个小时，它所含的劳动量也可能比普通业务做一个月所含的要多。
然而，要找到衡量困难度和精巧度的准确尺度，却不那么容易。人们在进行交换时，通过市场议价来大致调整困难度和精巧度，从而使它们在大体上两不相亏，而并没有用任何准确的尺度。这么做，虽然对日常买卖不够准确，却也足够了。当然了，人们在交换不同的劳动生产物时，通常都会考虑上述困难度和精巧度。
此外，当商品种类多时，交换通常在商品之间进行；而当商品少时，则是用商品交换劳动。因此，在估定某一商品的交换价值时，衡量尺度自然也就是它所购得的另一种商品量，而不是它所购得的劳动量。而且，“一定分量的特定商品”跟“一定分量的劳动”相比，前者更容易让人理解。因为，前者是一个物体，人们可以看得到摸得着；而后者却只是一个概念，非常抽象，即使可以被人充分理解，它也不像具体的物体那样明显、自然。
随着社会的发展，物物交换停止了，货币成了商品交换的一般媒介，人们开始用商品来交换货币。这时，如果屠户需要面包或麦酒，他会先拿着牛肉或羊肉去市场，把它换成货币，再到面包店或酒店去，用货币购买面包或麦酒。他所能购得的面包或麦酒的量，取决于他售卖牛羊肉所得的货币量。因此，对屠户来说，牛羊肉的价值，自然就是它能换得的货币量，而不是等量的面包和麦酒量。同样地，在说到家畜肉的价值时，用每磅值三四便士，比用每磅值三四斤面包和三四夸脱麦酒都更合适。所以，人们在计算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多是以货币量为尺度，而不是按它所能换得的劳动或其他商品的量。
实际上，金银虽然是一般媒介，却也跟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其价值高低、购买难易度都会随时间而变化。在一定时期内，决定金银可以支配的劳动量或他种商品量的因素，往往是当时已经发现的著名金银矿山的出产量。十六世纪，欧洲金银的价值大幅下降，几乎减少为原价的三分之一，就是由于人们在美洲发现了许多金银矿山。分析其原因，是因为发现大量金银之后，金银上市所需的劳动量相对减少，它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也就相应减少了。但是，这次大量金银的发现，只是金银价值史上最大的一次变革，却不是历史上唯一的变革。
我们知道，测定他物数量的正确尺度，其本身绝对不能不断变动。像是一步的远近、一把所抓东西的多少、两臂合抱的长度，都会因人而异，所以不能作为测定其他物品的尺度。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自身价值不断变动的商品。
然而，劳动却另当别论。因为，劳动本身是无差别的。
对于劳动者来说，无论何时何地，等量的劳动都有同等的价值。精力和熟练度差不多的劳动者，其劳动时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必然是等量的；他所付出的劳动代价，决定了他所能购买的货物量。
事实上，同样的劳动所能购买的货物量，在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会时多时少。但这种变动，只是货物价值的变动；而购买这一货物的劳动的价值，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只要是难于购得或者需要花费大量劳动才能取得的货物，无论何时何地都价值昂贵；相反的，只要某一货物易于购得或取得，它的价值也必然低廉。因此，只有劳动才能随时随地地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无论何时何地，劳动的价值都不会变动，它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至于货币，它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对于劳动者来说，等量的劳动一般都有等量的价值；但是，对雇用劳动者的雇主来说，等量劳动的价值却会因时而变。因为，在不同时期，雇主购买劳动所需要的货物量是不同的。因此，对他而言，劳动跟其他一切物品一样，经常会发生价格变动。某一劳动，如果需要花费多量货物才能购得，它的价格就高昂；反之，则价格低廉。换句话说，就是劳动价格高时，货物的价格低；劳动价格低时，货物的价格高。
因此，可以通俗地说，劳动价格也有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之分，这一点与商品是一样的。劳动的真实价格，就是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它们与劳动等量。劳动的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的货币，它不一定与劳动等量。只有劳动的真实价格，才能决定劳动者的贫富、劳动报酬的高低；名义价格则不具备这一功能。
劳动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别，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非常重要。一般情况下，同一真实价格的价值是相等的，而同一名义价格的价值则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往往就是金银价值的变动。所以，如果一个人要把土地永久地租出去，那么他就不能用一定数额的、可能会发生变动的货币作为地租。不然，就不能保证土地的价值永久不变。一定数额的货币的价值变动，一般分为两种。第一，随着时代的变化，同一名称的铸币所含的金银分量会有所不同。第二，在不同的时代，同一分量的金银价值也会不相同。
在国家的统治者看来，对国家有利的方法之一，就是减少铸币内所含纯金属的量。而增加铸币内所含纯金属的量，则不利于他们的统治。毫无疑问，各国都在逐步减少铸币内所含的纯金属量。就是因为这一变动，货币地租的价值才降低了。
欧洲金银的价值之所以会降低，就是因为人们发现了美洲矿山。当时，虽然没有确实的论据，却有许多人都作出了同一种推测：金银价值还会长时期地继续下降。在这一情况下，即使用货币地租的不是若干镑铸币，而是若干盎司的纯银或某种成色的白银，也不会增加货币地租的价值。就是这一推测，降低了货币地租的价值。
相较于货币地租，谷物地租更能保持原有的价值，即使是在铸币名实一致时也是如此。伊丽莎白在她在位的第十八年，就对地租作了这一规定：国内各学院的地租，三分之二用货币缴纳，三分之一用谷物缴纳。如果不愿意缴纳那三分之一的谷物地租，可以按照谷物的时价将其折合成货币缴纳。
在当时，由谷物折合成的货币，也就占全部地租的三分之一；但现在，布勒克斯顿博士却说，这三分之一的地租实际上是其余三分之二的两倍。照此推算，各学院的货币地租应该要减到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是原谷物的四分之一才对。然而，英国铸币单位至今仍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同一数量的铸币，无论是镑、先令还是便士，几乎都含有同一分量纯银。由此推断，是银价下降导致了货币地租价值的跌落。
这时，如果铸币内所含的纯银量也减少了，货币地租就会损失得更大。在含银量的变动方面，法兰西铸币比苏格兰铸币要大很多，而苏格兰铸币比英格兰铸币也要大。这么一算的话，昔日有价值的地租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而等量的谷物，也就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却不会出现上述情况。即使是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在购买等量劳动的可能性方面，等量谷物似乎都要比等量金银或其他货物大。因此，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等量谷物保持相同真实价格的可能性更大。换句话说，就是在购买或支配他人的等量劳动方面，有谷物者比有货币者更有优势。当然，在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方面，我只能说等量谷物比等量其他商品的可能性要大，而不能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因为，要用等量谷物丝毫不差地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是不可能的。
就像后文所说的那样，在不同时期，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劳动的真实价格）是大不相同的，进步社会最多，静止社会次之，退步社会最少。在一定时期内，用谷物之外的其他任何商品去购买生活资料，都可以购得相当的劳动量。因此，能够影响谷物地租的因素，只有一定分量的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的变动。但是，在用谷物以外的其他物品计算地租时，还要另外考虑这一物品所能换购的谷物量的变动。
不过，还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谷物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从世纪角度来看，比货币地租要少得多；可从年代角度来看，却比货币地租要多得多。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说明这一点：劳动的货币价格与谷物的货币价格，并不会逐年地同步波动。谷物的货币价格，会不时地偏离它的平均或普通价格，发生暂时或偶然的变动；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却不会有很大的波动，它似乎与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保持一致。影响谷物平均或普通价格的因素，有金银的价格、金银矿山的出产额、把金银运送到市场所必须的劳动量，还有整个社会必须消费的谷物量。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详细的介绍。
从世纪角度来看，银价的变动有时会非常大；但是从年代角度来看，银价的变动却很小，甚至经常是五十或一百年不变。既然银价在这么长时期内都几乎不变，那么在其他社会情况全无或几乎无变动时，平均或普通货币价格也就不会发生什么变动；而劳动的货币价格，无疑也保持不变。不过，由于谷物的货币价格会暂时或偶然性地发生变动，所以谷物今年的价格比去年高一倍的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比如，同样品种的谷物，今天的价格还是二十五先令每夸脱，明年则可能会涨到五十先令每夸脱。
可是，当每夸脱谷物的价格由二十五先令涨到五十先令时，谷物地租的名义价值和真实价值也会相应增长，而且比以前高一倍。换句话说，就是谷物地租跟以前相比，它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或其他货物量又增加了一倍。然而，劳动和其他大多数商品的货币价格，却并没有随着这些变动而发生变化。
由此可见，只有劳动，才是衡量价值的普遍和正确的尺度。换句话说，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以劳动为标准来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所以，衡量某一物品的真实价值的尺度，在世纪范围内就不能是它所能换得的银量，而在年的范围内则不能是它所能换得的谷物量。但是，如果用它所能换得的劳动量作为尺度，那么无论是以世纪还是年为期限，都可以极其准确地确定它的真实价值。在世纪范围内，等量谷物支配等量劳动的可能比等量白银更大，所以谷物更适合作价值尺度；而在以年为期限时，等量谷物支配等量劳动的可能又比等量的银更小，因此白银更适合作价值尺度。
在制定永久地租或缔结长期租地契约时，区分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还有些用处；而在日常的普通买卖中，则没有必要对这两种价格进行区分。
只要是时间与地点相同，一切物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都是成正比的。
例如，在伦敦市场上，如果售卖一种商品所得的货币越多，这一商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也就越多；而售卖这一商品所得的货币越少，这一商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也就越少。所以，当且仅当时间和地点相同时，货币才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
当两地相隔很远时，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就不再成正比例了。对往来贩运货物的商人来说，商品的货币价格更重要。也就是说，他只考虑购买与出卖同一商品所花费的金银数量的差额。同样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在中国广州只需要花半盎司白银就可以购买得到，而在伦敦却需要一盎司甚至更多。所以，广州商人以半盎司白银出售的某一物品，也许比伦敦商人以一盎司白银出售的这一物品更有价值、更重要。这时，如果广州的这一商品被伦敦商人以半盎司白银购得，然后又以一盎司白银的价格在伦敦出售，那么这笔买卖就使伦敦商人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利润。此时，伦敦银价和广州银价几乎完全相同。不过，对这个商人来说，就算广州的半盎司白银比伦敦一盎司白银更能支配较多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便利品，那也不是最重要的。他所希望获得的，只是在伦敦花一盎司白银，就能支配两倍于广州半盎司白银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便利品。
名义价格（货币价格）决定了日常生活中几乎一切买卖行为是否适当，所以自然地，人们大都只注意名义价格，却不注意真实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