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的发展，哲学修辞学逐渐成为流行的科学。社会上流的人为了让子女学习这种知识，于是将子女送到那些哲学家和修辞学家设立的学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对于这些学校都只是予以默认，但没有给予过任何支持。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对哲学和修辞学的需要非常少，于是，这个专业的教师无论在哪个都市都找不到稳定持久的工作。例如，埃利亚的曾诺、普罗塔哥拉斯、戈吉阿斯、希皮阿斯和其他许多学者的情况，都是如此。后来，随着社会需要的增加，教授哲学和修辞学也有了固定的学校。雅典以及其他许多城市，都设立了这样的学校。然而，国家不对这些学校提供任何奖励，只是为它们提供一定的场所，例如柏拉图的学园、亚里士多德的讲学地、斯多噶学派创建者基齐昂的之诺的学府。有时，有些学校的场所都是私人支持的。例如，伊壁鸠鲁的学校，就是他自己的花园改建的。一直到马卡斯·安托尼阿斯时代，所有的教师都没有在国家那里领取过薪水，他们的全部收入都是来自学生交的谢礼或学费。鲁西安曾经说，马卡斯·安托尼阿斯皇帝非常爱好哲学，他曾经给过一位哲学讲师以奖励金支持，但在他死后这种奖励金就停发了。从这些学校毕业的人们并没有什么特权，在这些学校学到的东西对他们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也没有什么帮助。法律既不强制人们进入这些学校，但也不会为进入学校的人提供任何好处。因此，这些学校只能依靠舆论来吸引学生前来就读，并且由于那里的教师并没有权利管辖学生，因此教师们只能凭借自己优越的德行和才能来获得学生的尊敬。
在罗马，少数特定家族将民法的研究视为教育的一部分。那时并没有一个公立的学校为那些渴望获得法律知识的青年提供教育，他们只能从熟知法律的亲戚朋友那里获得一些知识。需要指出的是，在希腊，法律从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虽然十二铜表法的很多内容抄袭了古代希腊某共和国的法律。然而在罗马，法律很早就是一门科学了。所有知晓法律的市民，都能获得较高的荣誉。
在古希腊各共和国，尤其是在雅典，法院都是由很多人民团体组成的，他们不但没有秩序，而且所做出的判决也经常被一些宗派意见所左右。不过，在那里，错误判决的不良后果是由法院所有的人来承担的，无论是五百人、一千人还是一千五百人，因此每个人所承担的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与之相反，罗马的主要法院是由一个或少数几个裁判官组成的。如果裁判的结果不公正，尤其是在公开审理的情况下，裁判官的声誉便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法院在遇到疑难案件时，为了避免世人的责难，总是会遵循以往的裁判官所做出的先例来审理案件。于是，罗马法形成了遵循判例的体系，并且这种有规则的体系一直流传下来了。其实，如果其他国家的法院也采取相同的做法，那么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坡里比阿和哈里卡纳萨的狄奥尼西阿斯曾极力认为，罗马人的性格要优于希腊人。我认为，罗马人的这种优越性，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好的法院制度。罗马人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性格特征，那就是非常注重对誓约的遵守；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与那些在没有秩序的集会上宣誓的人相比，在勤勉且受人尊重的法官面前宣誓的人，更会遵守自己的誓言。
希腊、罗马人的行政军事能力，可以说和现代国家人民的能力差不多。虽然我们经常会因为偏见而高估他们的这种能力，但是我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说到了，希腊的音乐教育对于这种能力的培养并没有多大作用，而除了军事训练外，国家没有提供别的支持去促使这种能力的形成。但是，如果上流社会的人民想要学习所有有用的科学技术的话，他们也还是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老师。
正是这种教育的需要，才产生了满足这种需要的才能，而自由的竞争又使这种才能达到了完善。与近代的教师相比，古代哲学家似乎更懂得如何吸引听讲者的注意、了解听讲者的意见、关注听讲者的行动和言论。然而在近代，公立教师的生活环境降低了他们勤勉的必要性，他们并不是很关心自己在工作上是否成功，以及是否有名望。在目前的情况下，那些私人教师和他们相比，就好像没有奖励金的商人与那些得到很多奖励金的商人竞争一样。当前者用同一价格出售商品时，并不能获得相同的利润，反而会更加贫困潦倒，甚至是破产；而当他将货物定价过高时，购买者就会减少，他的境遇还是无法得到改善。
在许多国家，人们从公立学校毕业之后就有一定的特权，对于多数从事学问的职业的人或者需要教育的人来说，这种特权对他们非常重要。然而，想要获得这种特权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听公立教师的讲课。如果私人教师讲得很好，学生们也很愿意去听他们讲课，但学生去听私人教师讲课并不能获得毕业的特权。因此在近代，有些人认为，那些讲授大学课程的私人教师是最卑微的，他们的职业也被认为是最无利可图的职业。最后，普通学校和专门大学的捐赠基金造成了两种不良的后果：一是降低了公立教师勤勉的必要性；二是减少了优秀的私人教师人数。
试想，如果没有公立学校的话，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人教授那些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学科知识，也不会有人教授那些没用的、不流行的知识。因为，私人教师绝对不会为了卖弄学问而去教授那种已经被推翻或没有用的科学，他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于是，这种陈旧的科学知识就只会留在公立学校里了。因为那里的教师，其收入和他们的名声以及勤勉程度没有什么关系。并且，就算没有公立学校，一个勤奋好学的人也还是能接受到完全的教育。当他与别人探讨问题时，他的知识是足够的。
当时，由于没有对女子教育的公立学校，因此在女子教育的课程中也就完全没有那些没用的、不合理的内容。女子接受的教育，就是她的父母或监护人认为她必须要学习的东西，并且是有用的东西。之所以说她所学的东西有用，是因为这些东西不仅可以促进她身体自然的丰姿，而且可以使她形成内心谨慎、谦逊、贞洁及节俭的美德，最后让她学习妇道，将来成为一个家庭主妇等。
女子在她的一生中，都会感受到这些教育给她带来的各种利益。然而，男子教育与女子教育不一样，男子接受的都是极辛苦的教育，并且在一生中并不能感受到这种教育带来了多大的便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那就是难道国家不应该对人民的教育加以注意吗？如果应当注意的话，要注意哪些部分呢？应该如何注意呢？
在某种情况下，即使政府不关心人民的教育，社会的自然状态也会为大多数人创造一种环境，使他们形成社会所需要的能力和品德。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社会并不能为大多数人创造这样一种环境，这时，为了防止人民的堕落或退化，政府就应当开始关注教育问题。
人类的大部分能力都形成于日常的工作中，而分工的进步则使大多数劳动者的工作被局限在了少数甚至一两个简单的操作上。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进行少数相同的简单操作，那么他基本上碰不到什么困难，这样他也没有什么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寻找解决困难的方法了。于是，他逐渐没有以前那么努力了，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愚钝无知的人。由于精神上的无知，他不仅不能理解一些正常的谈话内容，而且缺少高尚宽大的情感。最后，他甚至没有能力来判断许多日常生活上的一般义务，更不用说要他判断国家的重大利益了。即使在战时，我们也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教会他如何作战以保卫国家。单调的生活，不仅磨去了他精神上的勇气，使他不习惯士兵不规则的冒险生活；也磨去了他肉体上的活力，使他不能坚强从容地从事任何别的工作。从这些方面来看，他牺牲了所有的社交能力和尚武品德，才获得了自己工作中的技巧和熟练。因此，在所有的文明社会里，如果政府不加以注意人民的教育，那么大多数的人民就将会陷入上述这种状态。
在那些被称为野蛮社会的狩猎社会、游牧社会，以及制造业和国外贸易不发达的初期农业社会里，就不会发生上述情形。因为在这些社会里，每个人的工作多种多样，他不得不具备各种能力，随时想出应付不断发生的困难的办法。于是，发明会层出不穷，人们的精神也不会像文明社会的底层群众那样呆滞。前面曾经提到过，野蛮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战士，并且也可以称得上是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能够正确地判断社会的利益以及统治者的行动。每个人几乎都能明白酋长平时是一个怎样的裁判官，战时是一个怎样的指挥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明社会的人们的确比野蛮社会的人们拥有更多的大智慧。这表现在：在野蛮社会里，虽然每个人的职业多种多样，但社会整体的职业却没有多少种类。一个人所做的工作其他人都能做，虽然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和发明天赋，但这种能力并不是很高。当然，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所具有的能力是足够应付社会的所有领域的。
相反，在文明社会里，虽然大部分个人的工作单调得没有任何变化，但社会全体的职业却种类繁多。对那些愿意去研究自己没有从事过的职业的人来说，这些种类繁多的职业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研究者必然会花费很多心思，观察比较这些又多又杂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会变得更加聪明并且眼界开阔。然而，如果这些少数聪明的人不能在社会上拥有一种特殊地位的话，那么他们的这些能力就仅仅是对自己有用，而无法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最后，这些能力很强的少数人也将逐渐淹没在人群之中；人类的高尚品格也逐渐地消失在社会中。
在文明的商业社会里，相对于那些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国家更应当关注普通人民的教育。这是因为，那些有钱人在从事职业之前，有充分的时间或者说准备时间去学习各种知识。正是这些知识能够使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
一般来说，他们基本上是在十八九岁以后才去从事他们想要从事的特定职业的。并且，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也都非常希望他们能学习到各种知识。在大部分情况下，父母们总是会豪不犹豫地支付这些学习的费用。所以，那些有钱人如果没有受到合适的教育的话，那么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支付不起费用，而是因为费用花费得不当；并且其原因不是因为教师太少，而是因为教师都不够勤勉能干，或者是当时找不到更好的教师。另外，有身份的有钱人，并不像普通人那样一成不变地度过自己大部分的职业生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都非常复杂，动脑多、动手少。他们的理解力不会因为脑力太少而变得迟钝，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很繁忙。因此，他们有大量的空余时间来专研并掌握自己已有基础的各种有用或无用的知识。然而，普通人民则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接受教育。在幼年期间，他们的父母可能都无力抚养他们。因此，一到可以工作的年龄，他们就马上去工作了。他们的工作一般都很简单，不需要动用多少脑力，并且他们的工作很繁忙，因此他们根本没有空暇的时间来做别的事情。
在文明社会里，虽然普通人民不能像有身份的有钱人那样受到那么良好的教育，但他们在早年还是可以学会一些基本的诸如读写和算术知识。这个时候，可以说他们就在为那些最低级的工作做准备了。因此，国家其实只需要花费很少的费用，就能让全体人民接受这种基础教育，而无论他们是自愿还是被强制的。
在各地教区，国家可以建立教育儿童，并且收费低廉的小学校，这样，普通劳动者就能够负担费用，从而人们就能够便利地获得基础教育了。对于这种学校教师的薪酬，国家只应当支付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如果国家负担全部或者大部分的话，教师就容易变得懒惰。例如，苏格兰的教区学校，所有的人民在那里都学会了诵读，而大部分人都学习了写算；英格兰的慈善学校也是如此，只是建立得不像苏格兰教区学校那么普遍，因此其效果也不如苏格兰的教区学校。
试想，与现在学校用的普通读物相比，小学教育儿童的读物变得更有意义了；并且，在他们的课程中，几何学和机械学的初步知识替代了那些没有什么用的拉丁语。这么一来，这一阶级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就可能达到较高的程度。由于任何普通的工作都涉及几何学和机械学原理的应用，所以在学习更有用、更高深的科学之前，都必须先学习几何学和机械学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