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人种最显著的外表差异就是头发。东方人的发质大多是粗壮、乌黑的，而且较直；西方人则普遍拥有一头柔软、光滑、略有些卷曲且色彩斑澜的头发。当然，在欧美一些地区，有些人的头发也长得像乌鸦毛一样黑，但是这毕竟占少数。在我居住东方的很多年里，我真的从未见过哪个纯粹的中国人，或者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马来西亚人，抑或是印度人的头发除了黑色，还有其他什么颜色的。当然，那些饱经沧桑岁月使人两鬓斑白的不属于讨论范围。还有一种情况也应另当别论，那就是患有白化病的人。通常患此病者的眼睛是粉红色的，而头发就是雪白的。
除了头发，东、西方人种之间另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他们面部毛发的生长情况。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无论他怎样细心培育、精心梳理和护养，仍然长不出茂盛的胡须。我们在中国或者东方的其他国家里，偶尔能够见到几个下巴或上唇上长着为数不多的胡须的人。通常见到的都是一些光秃秃、一毛不生的人；而有时还会看到一些两颊或下巴上长有一两颗黑痣的人，这些黑痣上面都会钻出三四根长长的粗毛。拥有这样几根毛发的人会引以为豪，而且这种人的身上总会带一把特制的、专门梳理这几根毛发的小梳子。没事时拿出来梳梳，以保持整洁。于是，那几根毛发得到了无微不至、小心翼翼的照顾。正因为它们的稀少，才显得特别珍贵：因为它是男子汉的象征。
外国人的胡须则属于一种美的标志。东方的中国兄弟们不免对此有些嫉妒和欣羡。但是他们不欣赏西方人头发的颜色，而且坚信自己的那头光滑润泽、笔直的辫子比西方人那短短的、杂草般的头发美丽得多。中国人会众口一词地说西方人的鼻子又大又难看，而且西方人苍白的面容也不怎么好看。另外，中国人也看不惯西方人的蓝色眼睛，以及他们有棱角的脸庞和眼睛深陷在眼眶中的角度。中国人甚至很不友善地将西方人的耳朵同他们国家的驴的耳朵同日而语。
但是，一旦谈起有关胡须的问题，中国人则显得有些羞愧，甘拜下风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认为西方人的确是受到了上帝的垂青。
多数中国人认为，在西方，长胡须已经不再是男人的专利了，女人也同样拥有这种权利。1874年秋季，我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游历。我所经过的地区是其他外国人没有到过的地方。当时还有两个男性美国朋友与我同行。其中一位名叫托马斯，他是一个身材短小且单薄的人，但是单从男子汉的特征来看，他却是完美的：他有一双充满男子汉魅力、炯炯有神、洞察一切的眼睛，胸前飘洒着一片浓密的大胡子。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位朋友竟然成为了那些极其讨厌的中国人的误解和谈论的对象，因为在我们的旅途中，每到之处，当地人都把他当作是一个女性，而且还是我的夫人。在我看来，这种荒诞的错误是无法解释的。虽然托马斯矮小、瘦弱了些，但是除此之外我真不知道他身上还有什么地方与女性相似。我们来到一个大约有10万人口的城市时，几乎被全城的人围观，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异域来客。当我们走在街道上时，我还听到了两位看上去还算朴实的居民的谈话。阿山指着站在我身边的同伴说：“那一定是个女人。”“怎么可能？”另一位立刻反驳道，“你没看见他的大胡子吗？”
“哼！”阿山不屑地说，“说你是少见多怪吧。在他们那种国家里，女人和男人一样都长着很长的胡子。”听到这话，无奈的托马斯不禁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惊叹。面对自己身边这位博学的人，他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如果说胡须是西方人的显著特征，那么中国人的著名特点就是蓄长辫子，而且它还是中国男人成年的标志。中国的小孩从摇篮时期到童年时期，头上不是被剃得光溜溜的，像个弹珠，就是在这里或那里留下圆圆的一圈头发，看上去就像打了一块补丁。那一小撮头发便像杂草一样自由地在那里生长。当这撮头发长长了，大人们就把它扎成一根一根的小辫。这样一来，好像头部的血液供应得特别充足一样，因为供应过剩而生根发芽，长出了五六根羊角小辫子。
当孩子长到了13、14 岁时，大人们才将他的小辫子剪掉，郑重其事地给他扎起标志其已经成年了的长辫子。虽然中国成年男子的标志是长辫子，但是它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源自异族的舶来品。与清朝帝国的其他风尚相比，它是基本上接近于近代的革新创造。鞑靼人或蒙古人首创了辫子。大约在300年前，作为异族的清朝统治者，才将它渐渐推广到中国。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句，蓄辫子或许是汉族人从满族人那里接受到的唯一一件新生事物。因为清朝之前，中国人同西方人一样，根本不蓄辫子。当清朝的建立者登上皇位一统天下时，他便颁布了一道谕旨，下令所有忠臣良民都要把自己前额的头发剃光，保留后面的头发，并把它扎成一条长辫子。这道谕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其中还包括一些反对意见。因为汉族人认为，把辫子扎起来就意味着身份和地位的堕落与丧失，而且还是一种向异族的暴君屈服投降的标志。因此，很多地区相继发生了骚乱和暴动，一时间形势变得十分危急，人心惶惶，不知何时停止。好像只有经过一场持久的、盛大的血腥屠杀，才能使蓄辫子这种新风尚推广开来。
但是，清朝的那位统治者却不慌不忙地用自己的精明和机智，将这件棘手的问题成功地处理掉了。由此，他也赢得了中国上下几千年来独一无二的最英明的帝王称号。面对当时的混乱情况，他并没有威逼利诱，也没有采取什么高压清代男子剃发的场景遥清朝统一中国后袁凭借政权的力量袁使满族野剃发留辫冶的风俗变成满汉民族共同的风气政策，他只是镇定自若地将人们的反抗置之度外，而继续颁布了一道法令。这道法令规定，任何罪犯都不准蓄辫子，并且命令各地官员马上将全部罪犯的辫子剪下来，而且还禁止罪犯剃头发。通过这种方式，皇帝希望百姓明白，把前额剃光蓄起辫子事实上是受尊重的标志。因此，这位皇帝的臣民们便趋之若鹜地接受了这种新潮的发型。此时接受的心情和当初坚决反对的程度是一样的，坚定不移地接受了它。另外，这位满族皇帝进一步发挥自己皇帝的特权，通过中国人古老而强烈的伦理孝道思想，规定他的子民，如果某个人的父亲或母亲去世了，那么他必须将头发蓄起来，而且要把头发披散在脑后不能梳理，以此作为一种服丧尽孝的标志。因此，一个正在服丧的孝顺儿子将在100 天之内不得整理他的头发，即使看上去他蓬头垢面、邋遢龌龊。
到了今天，中国人已经将自己的辫子与迷信扯上关系了。每天，中国的成年男子都会无微不至地梳理、打扮它。
有时会在上面添加一些马鬃或丝线，以便使它看上去更粗壮、修长；有时人们还喜欢把它盘在头上，然后再戴上一顶干净的帽子，从而使它一尘不染。渐渐地，辫子被大众看作是一个人的尊严与荣誉的标志。中国的儿童渴望自己能够早日得到它，这一点就像美国的孩子希望自己能够早日穿上带兜的裤子一样。如果自己的辫子被别人扯了一下，那便是奇耻大辱；如果把别人的辫子剪掉就是犯上作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东方人对自己的衣着打扮和一留长辫的清代男子侧像遥清代男性留辫子的现象一直是西方人极为感兴趣的话题言一行都是十分讲究的。中国人在对待辫子方面的礼仪规范上也同样严格和挑剔。如果谁的辫子没绑紧，那么他必然会被人们视为一个粗野的无赖。所以，任何人的辫子都要绑得整洁紧凑，并且在辫子的末端扎上一条黑色丝带。但是，如果某人正在服丧，那么他必须扎一条白色的———因为在中国，白色多用于哀悼服丧等时期；如果某人正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那么他就会立刻把辫子盘绕起来，担心落上灰尘。但是，如果路上正巧碰上朋友或熟人，那么他必须在认出对方并且向对方打招呼前，把辫子放下来，让它笔直地垂到背后，以此表示自己并非是一个无赖。像这样的风俗还有，比如说，任何仆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能在盘起辫子的时候出现在其男主人或女主人面前。因为，如果仆人那样做了，他就像是一个只穿了半截衣服外出的人，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尊敬他人的行为。
既然中国人将他们的辫子当作国粹来看待，并且又有浓厚的迷信思想保护着，那么我们不难相信，每年，当一些地区爆发所谓的“剪辫子”风波时，人们为什么会群情骚动和人心惶惶了。一般情况下，谁都不知道“剪辫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以及它最终是如何收场的。这种风波总是无声无息地来，又无声无息地去，就像美国西部草原上的旋风，让人摸不清头脑。
但是，事实表明，这种风波大多是由一些心怀鬼胎却有教养的中国人，为了发泄他们对外国人的憎恨而在一边煽动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中国人当然会精心策划，将怀疑的矛头指向外国人，并且诬陷他们是这种风波的发起者。最近几年里，由于中国人的这种荒唐的诬陷，不禁使那些安分守己的外国人屡次感到害怕，他们感觉自己如履薄水，深处危险之中。
在这种“剪辫子”的风波中，无论哪个阶层，无论贤愚，无论男女老幼，人们都因为兴奋或恐惧而失去了往日的理智。在这个时期里，社会上会出现大量各种各样的、神乎其神的谣言和传说，而且没有人对此产生过怀疑。下面我要列举出一些我亲耳听到的事情。第一件事是，传说有一个中国人，当他走在大街上时，突然发现自己的辫子掉了，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当时他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第二件事，传说，当一个中国人正抬起手要把自己的辫子绾起来的时候，发现头上的辫子已经不存在了；第三件事，传说一个中国人突然感觉自己后脑勺有一阵冷气，然后他发现，自己的辫子竟然和头分家了；第四件事，传说一个人在大街上无缘无故地跟着另一个人走了；第五件事，传说一个中国人看了一眼外国小孩，而当那个孩子死死地瞪着这位中国人时，中国人立刻发现自己的辫子不见了，只闻到一股头发被烧焦的味道。
上面这几件事就是在人心惶惶、群情骚动时期，社会上普遍流传的一些典型的怪人怪事。虽然它们奇怪并且不可理喻，但是中国人却对此坚信不疑。那时，如果有人想同某个中国人就此怪事争论一番，试图用正常人的理智去解释那些谣传的话，那必然是徒劳无功的。例如，你想向中国人解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才能够用手拿起剪刀或者其他锋利的工具将辫子剪下来或者割掉，我敢说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你的这种说法。但是毋容置疑的是，中国人对鬼神和奇方异术倒是非常迷信的。通过上面的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迷信使他们对奇异的“剪辫子”事件深信不疑。的确，在那种时期里，人们几乎丧失了理智，甚至达到了发狂的状态，聪明的外国人是不会在这种情况下与任何中国人进行争论的，哪怕是自己最熟悉的朋友或者仆人也不能这样做。此时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沉默，沉默是金，说话是银，闭紧嘴巴才是上上策。因为谁都不敢保证，在这种时候如果就此问题说错了某句话，是否会受到怀疑，或者惹来杀身之祸。
从常理上讲，当中国某地区刮起这种“精神台风”时，当地的官员绝不会坐视不理，而是积极地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以平息骚动、安抚人心，恢复社会秩序。但他们的做法总是背道而驰。因为在面对一切与鬼神迷信有关的问题时，这些官员们丝毫不比他们的百姓开明多少。当“剪辫子”风波发起于青萍之末时，北京的行政长官便会发布很多通告。我就曾见过十多张这种通告，这也是我一生中见到的唯一一种特殊的通告。从总体上说，政府发布通告的目的是希望平息人心的混乱，但是就其上面的内容来看，则是对这种骚动气势的助长，因为它加重了人们的不安情绪。例如大部分通告的开头都这样写着：目前是异常危险、出乱子的时候，大家都要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关起门来管好自己就行了。接着，便是建议大家不要接触陌生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把门打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天黑了就不要出门，而且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还有一些通告在最后为百姓提供了几点万能的保护措施，其中一点就是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辫子，使之丝毫不损的方法。这种方法措施基本上都是简单易行的。例如一张通告上说，将红、黄两种颜色的丝线与头发编在一起；另一张通告上说，人们应该服某一种药；还有的通告上说，将这种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吃进肚子里，另一部分则要扔进厨房的炉火中烧掉。
1877 年1 月，顺天府尹就保护辫子的问题发布了一个方法，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上面的内容。他提出，将一个交织的汉字图形，也就是把某三个汉字按一定方式连结地写在一起，然后在三张大小固定、特制的正方形黄裱纸上，用墨汁将其形状写出来，然后将其中的一张烧掉，小心地把纸灰收集起来，浸在一杯茶水中喝掉；再把第二张纸绑进自己的辫子里；最后，把第三张纸贴在大门朝外的一面的正中央。这样一来，府尹便信誓旦旦地对他的百姓们保证说：现在大家可以安心了，那些日夜四处游荡的魔鬼幽灵不会再缠着我们了。因为当地人一直都认为那些魔鬼幽灵会时刻找机会抢夺他们的辫子。顺天府尹的这种方法被人们称作是“神通广大，无懈可击的辫子保护法”。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在众多关于“剪辫子”的骚动中，我们找不到丝毫实质性的证据证实哪个中国人的头发受到了伤害。当“剪辫子”风波骤起时，人们因为种种奇异的神鬼传说而六神无主，把自己深深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甚至那些商铺也关门大吉了。没有人能够找出或者发现谁的辫子被活生生地剪掉了。人们以一种谨小慎微的口气和紧张恐惧的面孔向其他人述说着社会上广为流传的神鬼故事，可是，根本就没有谁亲眼目睹过故事中的人或事，事实上，述说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的人也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其实，在一切“剪辫子”风波中，我从未碰到过哪个中国人说，他曾亲眼目睹另一个中国人的身上发生了上面提到的种种怪事。归根结底，任何一个传闻故事都只不过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无中生有的产物；而且，每次爆发的风波或骚乱都是受一种迷信般令人恐惧的，又无法解释且异常危险的流行病的影响。
1877 年，北京出现了这种流行病，其程度已经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局面。于是，顺天府尹发布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通告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久后的某一天早上，我被人叫醒，说有一位美国传教士要见我。这位传教士是专程赶来向我报告一件事情的。他说前一天夜里，在他负责管辖的一所教堂里，当一名中国男子在那里睡觉时，其辫子突然消失了。这位传教士很有心，他深知当时的时局十分紧张，如果这件事传扬出去，那么一小时之内，无数疯狂、咆哮的暴民就会蜂拥而至，将教堂捣毁，甚至会出现流血事件。经过慎重仔细的考虑，传教士亲自将这名中国男子锁在了自己的房里，等天蒙蒙亮时，他就急忙赶到了我这里，希望得到一些建议和帮助。当我大致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我便立刻给京城的九门提督写了封信，并派人送去。我在信中说当天晚些时候要和他会面，虽然在信中我没有说明会面的理由，但目的很明确：有必要的话，请他务必派一队人马保护教堂以及教徒们的安全。做完这种准备后，我就动身前往那所教堂做进一步的调查了。
结果发现这是一件真实的“剪辫子”事件。除了我曾见到过的根据法律规定剥夺罪犯拥有辫子的权利的情况外，这件事对我来说倒是绝无仅有的。那位被剪辫子的中国人从乡下来到北京的目的是想学习基督教。出于好心，传教士允许他和另外两名当地的基督徒暂时住在教堂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因为他不是当地人，所以最初我认为———至少有可能是被一些心怀鬼胎的中国人派到这所教堂，以对基督教感兴趣的名义博得信任后，伺机将自己的辫子剪掉，从而引发一场反抗外国人的风波。可是，当我详细认真地盘问了这个中国人后，我发现他在讲话时很诚恳且直截了当，而且他的话没有丝毫的破绽。因此，我否定了自己最初的猜测。出事的前一天晚上，那位乡下人在九点之前就睡觉了。不久，和他住在同一个房间的那两人也睡觉了。可是，就在第二天凌晨两点时，那位乡下人突然睁开眼睛，感觉头上有些不对劲，抬手一摸，辫子竟然没有了。这下可把他吓坏了，他开始大叫，把同屋的那两个人也惊醒了。在他们得知这件事后，三个人目瞪口呆、颤抖地坐在一起，只点亮了一根蜡烛。直到天微微亮时，他们中的一个人才突然想到去找传教士。但是就在他出门的时候，在院子里的雪地上发现那条丢失的辫子。很明显，这条辫子是被人剪掉后扔到那里的。
以上便是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它使我感到非常迷惑。当然有些情况是毋容置疑的，例如，乡下人和另外两个人在同一间屋子里过了一整夜，而且那两个人对于乡下人的这些描述也表示同意。另外，发现辫子的那个院子的周围都是高高的围墙，对于人来说是根本无法攀越的，并且前一天晚上屋子的门窗都关得很紧。这样一来，一旦有人企图进入房间，必然会惊动里面的人。可是辫子真的被剪掉了，而且它现在就握在我的手里，这是不争的事实。看得出来，辫子是被一把十分锋利的剪刀，在距离头部很近的地方———大约1 英寸左右的地方———只剪了一下便剪下来了。那是一条异常粗壮的辫子，如果没有锋利的剪刀再加上有力的手腕，而且在不惊动受害人的情况下将辫子剪下来，显然是无法办到的事情。
我又盘问了几个小时，仍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于是，我继续重复提问前面提到过的一些问题：
“当你们睡觉时，屋子里除了你们三个人还有别人吗？”
“就我们三个人。”
“那么在你们睡觉前有谁来过你们这儿吗？”
其中一个人回答“没有”。但是，另一个人想了一会儿，说：“有人来过。昨天下午，阿山（在此我们隐去其真实姓名）到我们这来了，可是他在我们睡觉前就走了啊。”
“那么他到这儿来都做了什么？”
“他将外国人的一些报纸装订成了一本书。”
“他都用了哪些工具？”
“有麻线、一根针，还有一把剪刀。”
“那么在这间屋子里，最近是否有谁使用过另一把剪刀吗？”
“没有。最近没有人在这里使用过剪刀，我们这儿也没有其他剪刀。
“阿山走的时候把他的那把剪刀带走了吗？”
“是的。”
在我的穷追不舍下，终于又发现了一些情况：在那个乡下人上床睡觉且睡熟的时候，阿山根本就没有离开这间房子，他就一直坐在旁边订书。他所坐的位置距离乡下人的头很近，而距离另外两个人却较远一些。当时那两个人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埋头读着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形下，阿山甚至不用挪动身子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抓住乡下人的辫子，然后用自己的剪刀把它剪下来，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啊。即使在最关键的时刻，那两个人中的某个人正巧抬头看一眼的话，也丝毫不会发现，因为在受害人的旁边有一张比他的头高出许多的桌子，正好能够遮挡住阿山。
我是通过一个朋友知道阿山这个人的，因为他曾在我的朋友手下做事。我知道他是一个年轻却无恶不作的恶棍无赖。虽然他的相貌俊朗，但却十分凶恶。
所以毫无疑问，剪辫子的人一定是他。我想只有他才能清楚地解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我请传教士立刻将阿山找来见我，但先不要告诉他找他来的原因。当时，阿山正在一个教会机构所属的印刷厂工作。不久，阿山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一副烂漫天真的样子微笑着同我寒暄了几句，然后镇静地站在那儿等着我说下文。我毫无掩饰、直截了当地问他，前天晚上为什么要剪掉那位乡下人的辫子。听到这话，阿山坚决地否认，而且对于这件事还表现出一副相当吃惊的样子，反问我，是谁犯下了这个罪过。当然，他承认自己在前一天过去那间屋子，并且带去了一把剪刀，正巧就坐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地方。在我的盘问下，他承认当天他带来的那些装订成本子的纸张都是他从印刷偷厂出来的。他还说，偷些白纸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把中国人那神圣的辫子剪掉可是罪大恶极，会受到惩罚的。因此，他才不会犯傻做这种事呢。
就这样，他反复地回答着我的问题。虽然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折腾，但是我仍然没有找到他的一丝破绽。他这个人对奉承规劝、甜言蜜语没有任何感觉，根本就不会落入圈套。举个例子来说，我曾语气平稳地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种事不是故意要制造麻烦或伤害谁，只是出于一时孩子般的冲动；当你看到一条辫子从床边垂下来时，感觉很好玩，于是就忍不住要和那个人开个玩笑。”就在这时，他突然打断我更正地说，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很清楚摆弄别人的辫子———哪怕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玩耍———意味着什么。至于把别人的辫子剪掉，那绝对不是无意识的摆弄，而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我又对他说，假如他能实话实说，我敢保证不会让他有任何危险。但是对于他，这种保证也是毫无意义的。他说：
“我不能承认我没做过的事情。”
这就是我和阿山的谈话内容，显然，我的那种简单的方法是失败了，而且根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但是，对于那张天真无邪的孩子般的脸和那冷静、沉稳的目光，以及坚定、明确的话语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总之，我找不出半点指控阿山犯罪的事实依据。假如阿山就是那个剪辫子的凶手，那么所有的中国人似乎都是凶手。因为他的表现是那么的天衣无缝。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善于侦破中国的各类窃贼案件而著名。有一次，他说他的秘诀就是在犯罪嫌疑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问一些为什么，在什么时候，偷了什么东西的问题，然后仔细观察嫌疑人那一瞬间喉咙部位的动作。如果他是罪犯，那么他在回话前必然会先咽下一口唾沫。
可是，当我盘问阿山问题时，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更别提什么咽唾沫了。
最终，我变得筋疲力尽，彻底丧失了信心和耐心。但仍然相信阿山就是那个剪辫子的人。于是我对他说：“很好。尽管你否认了自己的行为，但是我深信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罪犯。其实今天请你来并不是要给你找麻烦，而是想帮助你把这件事解决掉。因为我不想看到你受罚；就像我多次向你保证的那样，我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因为你的确是有罪的，你就是那个剪掉别人辫子的人。对于现在这种骚动时期，其实你比我更清楚，即使对一个找不到半点怀疑依据的人，你们的父母官也会有些相应的处理办法。那个乡下人的辫子就是昨晚被人用剪刀剪下来的，而当时你正好在那个屋子里，而且只有你拿了一把剪刀。你也承认整个晚上你都拿着那把剪刀。既然你不愿意承认，那我只好把你交给你们的政府，让他们为你解决这件事吧。但是我想，你一旦到了那儿，无论你有罪还是无辜都要听从他们的裁决，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
我的这番话仍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于是，我转身吩咐身边的一个仆人，让他带着我的名片到附近的警察局，请局长立刻派两名警察到这里来。听到这话，阿山依旧满不在乎地站在那儿。直到我的仆人抬脚向门外迈的时候，他的态度闪电般地发生了变化，说：“不必去警察局了。您说的没错，我是在那个乡下人睡熟后剪掉他的辫子的人。您的推测完全正确，我在走出那间屋子回家时，把他的辫子扔到了雪地上。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吓唬、折磨一下那个乡下人，因为他的确是个乡下佬。”
我们知道，一旦这个鲁莽的小伙子落到了官府的手里，那他必然没有好结果。于是我和教士商量，决定这件事就不惊动官府了，但是我还必需找一个借口，来解释在此之前我为什么要求同九门提督会面。传教士负责在一个小时之内，将阿山送出城，同时让那个可怜的乡下人在白天的时候先单独待在一间屋子里，等到晚上，再由两个胆大心细的中国人护送他回家，然后给他们一些礼物压压惊。我的这项计划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没有暴露半点风声。
通过这件事的尾声部分，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上层官员是如何对待“剪辫子”的违法行为的。就在这件事结束后的一周，有一天，恭亲王率领他的几位内阁大员来到领事馆，向我们恭贺新年。谈话过程中，恭亲王突然问我那天遇到了什么事，为什么二话不说就要和他会面，然后又撤回了请求。我想他们大概费了好大劲儿才为我找到提督，通知他我要与他约见，但是紧接着又收到我取消约见的信。所以，在我回答恭亲王这个问题时，我将阿山剪辫子的事情告诉了他，并且强调说，阿山只是一时冲动才做出这种荒唐事的，还是放他一马吧。可是恭亲王却不这样认为，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异常激动。他说当阿山剪掉别人辫子时，就应该意识到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他必然是要被砍头的。恭亲王一再要求我告诉他阿山的真名实姓以及他现在的藏身之处。但是幸运的是，当时我已经不记得阿山的真名叫什么了，更忘了他被送到了哪里。因此，官府因为没有跟踪捉拿的依据而不再追究这件事了。毫无疑问，如果当时我把阿山真的送进官府，那么他此刻或许已经在人间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