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起点
1909年12月9日，刘辉山出生在江西省永丰县三坊乡一个叫太平岙的小山村。这是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刘仁华为他取名叫义文。他现在的名字是参加红军后改的。
在1953年的整党运动中，刘辉山这样描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和过程：由于地主土豪的压迫，民不聊生，家里很穷。我很小就给地主土豪打短工、当长工。我在给地主收割稻谷时，起早贪黑，但地主不给吃饱饭，就带头磨洋工；在土豪的榨糖作坊里做工时，常常被土豪克扣工钱，我心中充满对地主土豪的憎恨。农民对这些地主恶霸无不恨之入骨，但又无法反抗，只好忍受，生活在苦难的日子里。
1927年2月间，江西吉安特委派来了一位同志，到吉水、永丰交界地区做农民运动工作。他对我们说：土豪对我们穷人残酷剥削，我们穷人年年挨饿受冻。要摆脱挨饿受冻，我们就要组织起来，向土豪作坚决的斗争，抗他的租，抗他的粮，分他的地。只有这样做，我们穷人才能挖掉这个穷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和很多受苦的穷人听了很受鼓舞，大家议论纷纷，决心团结起来和地主土豪斗争。
同年3月，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我们这个小山村成立了农民协会，我（虚岁18岁）当即报名参加了赤卫队。
赤卫队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消灭了反动地主武装靖卫团、红枪会、大刀会，追缴烧毁土豪的卖契、典契、当契、租契等；将没收土豪的田地分给农民协会会员。那时老百姓不知高兴得怎么才好，又跳又唱。大家纷纷议论说：这下好了，自己有田了，自己耕田自己吃了，欠土豪的债不要还了，也不受土豪的剥削和压迫了，以后只要自己好好耕田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农民协会给我们穷人办好事挖穷根，我们要拥护和保护农民协会。
但是由于土豪劣绅组织的所谓五市联防靖卫团（民团）全面向农民协会发动进攻，到这年五六月间农民协会暂时失利了。我和赤卫队的同志都上了山，组织成立了游击队，同反动势力继续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讲道“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对江西的武装形式给予了肯定。随着各地农民武装的发展，永丰县白沙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人民自卫军大队，我和游击队的同志们也加入到自卫军大队并担任副大队长。自卫队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
1930年7月，中央红军、红四军、红十二军以及赤卫队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包围了吉安城，向吉安守敌发起猛烈的进攻，打下了吉安城。老百姓欢天喜地，到处飘扬着红旗，锣鼓声、欢呼声、鞭炮声响彻吉安上空。苏维埃动员干部和年轻的赤卫队员参军，我当即带着两个弟弟刘义武、刘义达和一部分赤卫队员参加了红军。8月20日，我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卫团第二连三排七班任副班长。连长是陈世全，党代表是龙开富。
政卫团的职责就是负责保卫首长的安全。从参加红军的这天起，刘辉山就成了一名警卫战士。
古远兴，小名金石古，1917年4月11日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江背镇山区一个叫果源头的小村里。他生长在一个贫农的家庭，家中有父亲古久钊，母亲李氏，还有兄嫂和弟弟。家里有一头小牛，有四五间草房，有三块没有树木的小山地。
家里全部财产，难以维系全家的最低生活，没有办法只好向地主租田种。地主收租想要收多少粮食，你就要交多少，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去交，他就要把地收回去，不叫你再种了。交完了地租后，没有粮食吃，又要向地主去借粮食，利息很高，但不借他的粮食，一家人的生活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古远兴看到从地里收回的粮食大部分都交给了地主，愤愤不平地问父亲：“我们种的粮食，为什么都给了别人，我们吃什么？”父亲无法回答，只是说命中注定。其实这就是地主的剥削。
地主的剥削办法很多，使你富不起来。靠种地是不够吃的，还要搞些副业生产接济，冬天靠做纸炮。做纸炮也需要资金买材料，没有本金还是要向地主去借钱。借钱和借粮是一样的，利息也很高。但为了解决困难，也只能向地主去借。
借了地主的钱是还不清的，利滚利越滚越多。穷人也知道地主的剥削是十分厉害的，但也没有办法，吃饭的人多负债就重。
红军来了，有了苏维埃政府，家里分到了田地，欠地主的一百元白洋旧债也给废除了，家里的生活也好了。
1929年，家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只有12岁的古远兴参加了儿童团。儿童团的中心任务是打破迷信，禁止吸大烟，如果发现有人吸大烟，就抓起来戒烟或者游街。
在这几年里古远兴先后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和赤卫军，主要任务是支援红军反“围剿”的斗争，动员青少年参加红军，帮助没有劳力的“红军家属”进行劳作。
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各苏区为了支援红军，号召人们参加红军。
1932年8月兴国县委组织了“扩红”工作，召集了一千多人参加红军；10月至11月又进行了三批“扩红”，共两千余人。毛主席看到兴国人民对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支持，给予了“模范县”的称号。古远兴就是在这一时期参加红军的。
这一年的10月，在李志香同志的带领下，古远兴和12位同志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这其中还有他的远房哥哥古远浩、远房弟弟古远海。
古远兴这样讲述自己参加红军、成为警卫战士的经历：我和远浩、远海跟着李志香参加了红军。我搞过“扩红”工作，知道新兵是怎样分配的，我们三个人要想分在一起，就要在站队时分开站，中间要隔一个人，等到报数的时候，无论是单数还是双数，我们三个人都能分在一起。新兵分部队的时候我对他们两个人讲：“等一下集合站队的时候，我们不要站在一起，岔开了站。”远浩听了我的话，远海因为年龄小没有听，他紧紧抱住我的胳膊挨在一起站队。报完数后，按单、双数分成两批去不同地方的部队。我和远浩一起来到红军总政治部，而远海却去了三军团。1961年我回老家，在兴国烈士陵园纪念馆里看到，古远海在长征路上的战斗中牺牲了。
我和古远浩被分配到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通信排，一个在一班当通信员，一个在二班当通信员，没几天我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主任贺昌那里当警卫员。
贺昌从总政治部调走后，我回到通信班。
1933年初，总政治部肖向荣秘书长调我到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那里当警卫员。由于首长身体不好，脾气又急，再加上我们两个人讲话相互又听不太懂，没有办法，我就找到肖向荣，对他说：“首长讲话我听不太懂，他看我听不懂就着急，他一着急说话就更快，他一快我就更听不懂啦。”肖秘书长听后就笑了起来，于是就把我从王稼祥那里调了出来，后来把我们班的丁盛同志调到王稼祥那里当警卫员。
我从王稼祥那里出来后，又被调到刚来的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同志那里当警卫员，在这里我认识了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
第一次见到彭徳怀后，我就对杨尚昆说：“刚才来的首长一定很厉害吧？”
杨尚昆说：“他是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你不要光看他的外表，他可是个好人。”
彭德怀经常到杨尚昆这里来。时间长了我也敢同这位看起来很厉害的首长开玩笑。
有一次他又来我们这里，我对他说：“首长，你又到我们这里来啦，你们哪儿来的那么多话要谈，一谈就是一天？”
彭德怀说：“你这个小鬼，不要管我们的事情，你去准备东西，中午我在你们这里吃饭。”彭德怀对我的印象很好，他看我机灵、勤快，又会搞东西吃，所以想把我调到三军团给他当警卫员。当他把这个想法同杨尚昆讲过后，杨尚昆对他说：“这个你要问问他自己愿不愿意去。”
彭德怀把我叫来问：“小鬼，你调到我这里来，给我当警卫员吧。”
我说：“我不去，我还是在我们首长这里。”
彭德怀说：“你们首长都要到我们三军团来了，你也不过来吗？”
我说：“那我也不过去。”
像这样的谈话有过三次，一个要调，一个就是不去。
最后一次，彭德怀对我说：“有多少人想要给我当警卫员我都不要，调你来，你还不愿意来。”
我说：“他们谁愿意去谁去，我是不去。”
彭德怀看我还是不肯去，就对我说：“你呀，比我还倔，真是个‘土匪’。”
从此以后，只要他看见我，就叫我“土匪”。没有过多长时间，杨尚昆果然调到三军团当政委去了。从这以后我又回到通信排工作。
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并开辟了10余块苏区。对此，国民党当局异常恐惧，蒋介石于8月下旬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苏区红军的总方针。
10月，蒋介石迅速调集11个师又两个旅，共约10万兵力，指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企图在3～6个月内消灭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约4万人正在中央苏区西北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活动。总前敌委员会在查明敌情后，有人主张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国民党军转入防御，放弃“围剿”。但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根据当前的形势提出，在红军和苏区尚未巩固、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宜脱离苏区贸然攻打大城市。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应主动退却，将敌人诱进苏区内，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于红军作战的战场，集中兵力适时反攻，将敌人各个歼于运动之中，以粉碎其“围剿”。
10月30日，总前委在新余县罗坊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第一次反“围剿”。
会议通过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共歼国民党张辉瓒和谭道源1个师部、3个多旅约1.2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1万余件，还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支援下，以少胜多，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不仅保卫了中央苏区，而且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
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刘辉山所在的政卫团参加了罗坊会议的警卫工作。此后，刘辉山随政卫团也参加了中央红军在龙岗、东韶等地的战斗。
1931年1月，一次战斗结束后，于小布驻军时，政卫团与红四军特务营一部分部队调换，政卫团第二连全连指战员调红四军军直特务营第一连，红四军特务营第一连调总政治部政卫团第二连。刘辉山调入红四军军直特务营第一连三排七班任班长。3月间从本连七班调到一班任班长。
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中央苏区，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这次肃反斗争扩大化过程中，很多红军指战员都被杀害。刘辉山被拉出准备枪毙时，党代表龙开富坚决予以制止，他才幸免于难。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2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18个师3个旅共20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这时，红一方面军仍是红一、红三两个军团，人数略有减少，约3万人。红军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指战员们斗志旺盛。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认识和接受。
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一方面军总部3月23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他们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这些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