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机关4月13日到达城南庄后，稍事休整，胡乔木即随周恩来、任弼时于4月23日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他们一行65人分乘八辆汽车，于第二天凌晨到达。受到先期到达那里的中央工委领导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的热情欢迎。
从1947年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解放日报》停刊以后，新华社就成为兼具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三项职能的中央新闻机构。1948年4月到西柏坡后，党中央任命胡乔木担任新华社总编辑。5月9日，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正式宣布合并，又任命胡乔木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从此，胡乔木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胡乔木与《人民日报》
一、初步实施邓拓的改革建议
1949年8月，《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央任命胡乔木任报社社长，邓拓任总编辑。胡乔木提出目标：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
1949年12月1日，邓拓写报告给陆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和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分析《人民日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一）增调懂业务的领导干部，加强领导。（二）改组编辑部，以德、才两项标准为主，调整编委、组长与编辑人员，严格审稿制度，实行逐级个人负责制。（三）由副社长或正副总编辑一人专门负责上下联系工作，按领导意图主动组织思想性政策性较强的综合新闻和评论，并轮流组织各部门专门问题的通讯报道和论文。（四）挑选部分得力记者到各大行政区建立联系，组织各区的通讯报道。（五）各省市普遍设立特约通讯员。
12月4日，毛泽东在邓拓的报告上批示：“乔木：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是好的。”
胡乔木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批示，实施邓拓提出的改革建议。这时，胡乔木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秘书长、新闻出版署署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四个实职，工作十分繁忙。为加强《人民日报》的领导，胡乔木首先采取的一个措施是自己不再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调范长江专任这一职务。对邓拓提出的其他各项改革建议，胡乔木也指导和督促人民日报社新的领导班子予以实施。
首先是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胡乔木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反复强调，“正确的办报方针，好比是报纸的指路明灯，不可须臾偏离”。“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形势、成就和问题”。同时他还提出“依靠群众办报”的主张。
胡乔木说：“我们报纸的名称叫《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它的主人。”他指出，“报纸也是人民群众的报纸，是群众说话的地方”；“报纸是群众思想和生活的顾问”；“报纸要报道群众的活动，反映群众的思想、情趣、意见、要求和心声”；“要让编辑部里充满群众的声音”，“让群众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集中到编辑部里来”。胡乔木还提出依靠群众办报的主要方法是发展通讯员，组织通讯网。
明确办报方针、任务以后，不到三个月，《人民日报》的工作有很大改进。1950年3月上旬，范长江和邓拓代表编委会就三个月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指示进行初步改革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从1949年3月上旬进入北平后，《人民日报》工作取得若干进步，但由于多数干部对城市办报以及如何办全国报纸的路线、方针、办法长期混乱不清，以致形成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与独立分散的倾向。最近三个月来，在中央督促和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正全力克服上述错误倾向。在结合实际，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纠正干部思想作风中危害最大的关门主义办报、形式主义和独立分散倾向三个方面，开始取得初步成效，使错误倾向基本上停止了发展。表示决心在中央领导下，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共中央党报。
二、指导实行工作的大转变
3、4月间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后，《人民日报》的领导决心按照胡乔木3月29日报告中《关于改进报纸工作问题》的精神，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和《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发动全社人员，使《人民日报》工作实现一个大转变。胡乔木对《人民日报》工作的大转变进行了切实具体的指导。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1．加强报纸同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的联系
当时报纸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严重脱离实际，对中央的意图和各地的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因而不能及时地反映群众中涌现的新事物、新创造，也未能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迅速发现和纠正错误。报纸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领导与群众间桥梁的作用未能很好地发挥，报纸对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未能充分发挥。为解决这个问题，胡乔木在强调应该以经济建设这个全国工作的中心为新闻报道中心的同时，与报社领导商议，请示中央批准，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一个措施是，报社领导、编委委员、编辑组长明确分工，联系中央各部门，列席各部委党的会议；并征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同意，列席他们的相应会议。社长范长江率先示范，亲自联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他在那里设了一个办公室，经常同中财委陈云、薄一波等领导人保持联系。这时国家处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关键时刻，中财委担当这一重任，那里经济建设方面的信息多、新闻多，从那里可以及时获得新闻或评论的选题和内容，使报纸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另一个措施是，报社派出包括部分编委、组长在内的业务干部三十多人，分赴各大行政区首府和中心城市，沟通报社同各中央局、各省委的联系，及时了解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及时了解群众的思想、意见和要求，有声有色地组织起各种报道。
2．加强报纸的评论工作
《人民日报》的评论工作，在要求实现“大转变”的阶段得到突破性进展。这同胡乔木的大力提倡、严加督促和直接参与是分不开的。
进城以前，《人民日报》是地区性党报，对全国问题、国际问题不作评论，本地区需要以评论形式探讨和发号召的问题不多，所以社论比较少，评论也不多。《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以后，这种情况当然要有大的改变。胡乔木从两方面入手指导《人民日报》加强评论工作：一是提倡编辑部人人写评论，亲自审改大量评论稿件；一是亲自为报纸写社论。
当时报纸的重要社论，大多是中央领导和报社社长、总编辑等少数人执笔。对此，胡乔木多次提出，编辑部要人人写评论，不要只靠几个人，这种情况一定要尽快改变。认为只有几个人才能写评论，那是一种迷信。胡乔木指出，可写的题目多得很，报纸要天天发议论。评论的选题也不要只靠上面来提，大家都来出题目。在一定时期内，应根据形势发展和宣传需要订出一批题目，大家领了题目分头去写。胡乔木这样要求，并不是说社长和总编辑亲自动手写社论有什么不对。他认为特别重要的社论，还是应该由领导同志亲自动手。他说，依赖别人写社论，特别写这种没有事前协商的社论是危险的事。问题是要改变领导者包打天下、实际又包不了的紧张而窘促的局面。范长江和邓拓深有同感。他们赞同胡乔木的意见，决心改变这种局面。
为此，编辑部建立了每周开会议论座谈的制度。会议由范长江、邓拓主持，大家谈情况，拟题目，然后分工撰写。同时要求编辑、记者都来过评论关，人人动手写评论，提倡各种“武器”都会使用，都拿得起来。胡乔木则大约每两周在颐园他的住处召开一次报纸评读会。
在一次报纸评读会上，胡乔木对写评论文章提出三点要求：一、使人看得懂，二、吸引人一口气看到底，三、能说服人，打动人。他说，要达到这三点要求。首先，评论文章的题目要小，题目小了才容易写得具体。其次是文章的结构不能平淡，农业生产喜欢坦荡的平原，文章则喜欢起伏的山岭。不是常说“文似观山不喜平吗”？胡乔木还说，文章想写得生动，就得有变化；当然更主要的是看能不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没有感情和激情。他指出，夹叙夹议是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相结合的写作方法。任何评论文章都应该尽量做到夹叙夹议。除一般指导外，对各人所写的社论或评论审阅修改和评点，是胡乔木喜欢用的方法。为此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人们说胡乔木修改文章堪称一绝，他的修改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凡经他手的文章，从标题到全篇，从观点到材料，从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以至标点符号，无不经过斟酌推敲。严师出高徒，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带出了一批能干练达的文字工作者。
当《人民日报》的评论工作有所进步，胡乔木就给以鼓励，并指出继续前进的途径。1950年7月14日，他致信邓拓、范长江，表扬“《人民日报》最近期间的评论工作很有成绩”，同时指出，“现在请你们将重心转到整党方面来，拟定十篇左右整党社论（关于各地整党情况及工商、征税、征粮、公安、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土改、复员工作、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司法、文教、支部工作、群众工作等方面的作风整顿）的题目，并自本月下半月起至下月加以完成和发表。”又说，“与明日社论同时可考虑将所引斯大林论文第四节积累之正当利用节约制度在第二版头栏加以发表，并加介绍。文中其余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不甚适用。”
3．使报纸版面新鲜生动
胡乔木认为，办好一张报纸，除了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丰富新闻报道内容和议论风生的评论以外，还要有编排得新鲜生动的版面。
胡乔木对报纸版面的安排，以至发表新闻和函电文件的格式、照片的说明等等，也都悉心指点，力求不断改进。
胡乔木很注意《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他要求这一版能成为讨论思想问题的阵地。1951年1月15日，胡乔木写信给《人民日报》负责同志，指出：“《人民日报》第三版的版面仍未见有显着改善。其主要原因仍是缺乏思想性的文字，未能成为讨论思想问题的战线。此外，内容性质杂乱也是原因之一。”胡乔木具体指导，“可否将无关思想文化的文字一概移入一、二、四版？例如抗美援朝的重要材料移第一版，其余摘成短讯登第四版或登专版或仍留三版均无不可，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移第二版，政治生活移第一版等等。”他还明确指示：“第三版的稿件要有通盘计划，并由邓拓统一负责，经常与中宣部讨论。”对第二版的版面安排和关于每天要发表关于北京的新闻和评论也作了指示。
对几个专栏，胡乔木也提出具体改进意见。他指出：“《党的生活》与三版的短文应当经常努力保持较高的政治质量，就是说使它们经常地服务于重要问题的讨论。”“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定指示和执行的情形和其中的问题，这应当构成《党的生活》的主要内容。”“《读者来信》应当过一个时候就综合一些重要的问题，在二版《读者来信》栏的开头发表一些短评，以引起人民的注意。如有特别重要问题，当然也可随时发表评论，不必拘泥。这是使一般领导机关和社会舆论（不但是直接有关的人）注意群众呼声的一个重要方法”。
胡乔木认为，发表新闻和发表函电文件的格式应有清楚的区别。这个意见他提过多次，但没有引起重视。看了1951年1月8日的报纸，他即给范长江、邓拓、安岗写信指出：“此点前已谈过两次，但今天一版的两个文件仍是用新闻的标题而无新闻的内容。”胡乔木再次明确指示：“凡不从新闻形式发表的文件即应以文件原题为题（即不加叙述词形容词等），此种格式以用于最郑重的文件为宜，不要滥用，以免对读者不便。凡用新闻标题的文件，文内劈头应至少有一两句话的叙述，这个叙述才是与题目相应的新闻的主体（‘发表’、‘报告’等事件的叙述，其主词宾词时间地点等决不可少）。以上两种格式二者必居其一，不得互相混淆。”胡乔木要求，“因《人民日报》对此错过四次，特为详告，希予公布周知。”让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