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主题：解放思想 开动机器 一切向前看（第3行）。他强调，否则四化无望（第3行）。同12月2日一样，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在12月5日的谈话中，他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的问题，从各方面对解放思想进一步作了论述，着重分析了思想不解放、僵化或半僵化的原因和危害。同两年来华国锋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联系起来看，锋芒所向是很鲜明的，批判也是很有力量的。记录第8、9行写道：僵化，禁区，本本对实际 不敢想说做 随风倒/官僚制度束缚 真正管卡压 只能奉命行事 然后才是习惯势力。
邓小平估计到，改革障碍重重。新问题大量出现，如规章，用人标准（第4行）。对怎样进行改革，邓小平提出，要考虑实现的手段方法 有些要得罪大批人 工人要减少，机构重迭要精简，必须早做思想工作。要研究党怎么领导。北大可以考虑实行系主任制（第4行）。
民主是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同12月2日相比，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把解放思想同民主联系起来，进一步论述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民主与法制。
邓小平说到，出气应允许，出气是没有民主的惩罚。有了正常民主大字报也可少（第7行）。要为敢想敢作创造条件，要建立民主制度，支持新生力量。思想领域的问题要通过民主讨论的办法来解决。出了坏人不要怕。信任群众干部（第11行）。
关于经济民主，邓小平提出，要实行经济民主，权力下放，要纠正党委随便干预（第15行）。他说，没有民主培养不出人才（第15行）。给生产队经营管理自主权，生产队长看到有一小块土地没有利用，就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增加财富（第12行）。
在民主与法制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执政党要有党规党法。他说，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前成立固然必要，更主要建立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第14行）。他认为，法律可以地区搞局部搞（第16行）。
邓小平还进一步阐述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向前看 不要求［全］责备 允许继续改正 以前宽以后严（第17行）。
对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经济工作，邓小平也谈了不少意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从下面搞起 权力下放 责任到人 有职有权有责 方针明确 方法妥当，要注意工作方法（第17、18行）。邓小平强调，生产力发展 生产率提高（第19行）。他还指出：不要总怪林彪、四人帮，拿他们作挡箭牌（第13行）。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邓小平就12月2日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这个大政策，讲了不少具体设想。胡乔木的记录最后两行是一串数字：工人100农民8千万150-200各1/10 城市 市镇 农村 卫星城市（第19-20行） 1亿人口平均100（第21行）。单看记录无法说得清楚其内容，但可以意会是相当具体细致的设想。在后来的正式讲话稿中，这串数字形成这样一段文字：“要经过五年左右的努力，使城市里有百分之二十的工人，每人每月的工资平均达到一百元左右；农村有百分之十的公社，每人每年收入达到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还说到，在全国“有大约八千万到一亿人口提高了购买力”将如何如何。邓小平最后谈到住房问题，说，新加坡月收入1500新币有权买房产，5间房子，70平米，花半年工资。那里的房租=工资×15％（欧美日1/3）（第22行）。可见邓小平在访问日本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诸国后对未来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开阔而具体。
按照12月5日邓小平对讲话稿新的构思和对许多问题新的观点、新的提法，参加起草的人员连夜重写，并把写成的稿子立即铅印出来。铅印稿加上了一个标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稿）”。主题进一步明确：“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一切向前看。”整个讲话的结构也按邓小平的意思确定下来。全文分四部分：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稿子的内容，按邓小平当天的谈话的观点甚至语言重新写过，对涉及的重要问题一一作了深刻、明快的剖析和论述，与后来的定稿本已经差别不大了。
四、胡乔木动笔修改
对12月5日讲话稿，写作班子又进行讨论，作了修改，在12月7日先后印出两稿。12月7日第二稿送到了胡乔木手里，他开始考虑修改。在这个稿子上，胡乔木作了二十多处文字修改，同时写了三十多条批语，指明这些地方需要修改、加工。但胡乔木并没有马上动手。据当时在胡乔木身边的秘书朱佳木回忆：“记得那天晚上，胡乔木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过的稿子交给了我。原来，他是半夜两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好的。”
胡乔木在12月7日稿上进行修改的手稿迄今没有找到，但现存过程稿中还有一份标明12月7日的铅印稿，是根据对第二稿进行了修改而印出的12月7日第三稿。与12月7日第二稿比较，可见第三稿作了哪些补充修改。与胡乔木在第二稿上加的批语对照，这些补充、修改绝大多数在胡乔木加批语的地方，同批语的意向也是一致的。与上引朱佳木的回忆互相参证，可见：这些补充、修改出自胡乔木；12月7日第三稿是据胡乔木对第二稿的修改印出的。
胡乔木对12月7日第二稿作了不少重要的补充、修改。这些补充修改有些是邓小平2日和5日两次谈话中讲了而在稿子中被忽略或遗漏的，也有些是对邓小平讲的观点表述得不够充分和完满的，还有些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反复强调、反复阐述的思想、观点，当然有胡乔木对邓小平思想、观点的引申、拓展和发挥。
在讲话开头对会议的评价部分，胡乔木补充了有关重点转移及其意义的内容，使整个讲话扣住了会议的主题：这次会议讨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它反映了新时期的本质特征。
关于思想不解放，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历史原因，胡乔木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对邓小平的思想作了很好的发挥。一是把官僚主义问题同民主联系起来，改变12月7日第二稿单提官僚主义的写法，指出第二个原因是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普遍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二是增加了一个原因，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什么事不干，什么问题不表态，四平八稳，反而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对第二部分从对天安门事件平反讲到充分发扬民主、对思想问题不能压服之处，胡乔木按照邓小平对“两个凡是”和压制、反对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多次批评，加写了一段话：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进行打击压制，就要立案，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实际上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是一种神经衰弱的表现。这段话既对“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做法进行了历史批判，又对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进行了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批评。
在发扬经济民主、扩大自主权这一部分，胡乔木按照邓小平“坚持按劳分配”的思想，加写了一段强调按劳分配、重视物质利益的政策性很强的话：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收入就应当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当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讲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它就没有革命。但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是在牺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那就是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