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当时除负责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外，还担任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他非常繁忙，无法用大量的精力专门修改稿子。中央乃指定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张闻天参加修改。张闻天经历并参与过党内许多重大事件，在遵义会议后相当长时期是党中央总书记。他熟悉党的历史，理论水平高，分析能力强，且在整风运动中对历史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高级干部对他的检讨比较满意，适合承担这一任务。
张闻天在前述“任稿”、“胡稿”的基础上，基本上重新构思，改写了一个稿子。可惜“张稿”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存张闻天修改稿只有前面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概述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的革命斗争历史，说明研究和总结大革命失败后十年历史的重要意义。
第二个问题，叙述党内三次“左”倾路线产生的历史渊源，评述了1927年11月扩大会议、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五中全会、遵义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张稿”突破了此前的决议草案只从四中全会写起的框框，把历史决议的起点提前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张稿”的一个特点在于这个历史决议不只是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而是对大革命失败以后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作决议。
第三个问题，专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改变了以前稿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四个方面进行叙述的方法，基本上按照任弼时归纳的提纲式的七点展开。
张闻天的修改稿最后抄清时，约有一万三千字。抄清稿上有第四、第五个问题，并有历史决议的总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
张闻天稿增补了四段话，专门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作出高度概括和评价。这是前面几稿所没有的。
应该说，张闻天的修改稿对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当然，从任弼时、胡乔木起草稿，到张闻天修改稿，都不单是他们个人的努力，而是集中了集体的智慧。胡乔木后来回忆说：“《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每天开会，开了几个月。”“讨论《决议》就在枣园，几乎天天开会，一般是开半天。”经过半年多反复讨论，反复琢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格局已经差不多成形了。
从1945年春天开始，毛泽东以张闻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为底本，动手修改历史决议。胡乔木从旁协助。从现存材料看，毛泽东至少做了七次大的修改。
第一次修改，毛泽东把张闻天的“抄清件”上的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毛泽东对“抄清件”的第一个问题改得比较多，加写了不少话。第二次的修改是在第一次改稿的抄清样上进行的，这次修改主要是对第二个问题涉及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话。
3月26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提议，将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改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先召集四五十人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为求得七大能集中注意力去讨论当前问题（即政治报告、军事报告、组织报告），原先拟定许多同志发言的办法取消，到会代表可根据这几项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正面地联系当地实际情况，发表意见，希望在七大上不涉及历史问题，以免妨碍集中注意当前的全国问题。31日，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政治报告草稿和新党章草案时，又决定，为了使七大集中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决定在取得各代表团同意之后，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六届七中全会下次会议讨论和通过。4月4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召集一次七大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由毛泽东出席讲话，解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的若干问题。
从3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和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加快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工作。3月26日，历史决议的草案第一次排成铅印稿。毛泽东很快改了一遍，主要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增删。经过这次修改，4月5日又出了清样。第四、五、六次修改，都是在这个铅印稿上进行的。第四、五、六次的修改稿上，除了毛泽东的修改外，还有其他领导同志的修改。毛泽东在第四次修改稿的“草案”二字后面加上了“修正稿”三字，所以，四五六这三次修改稿，统称“草案修正稿”。
胡乔木修改得较多的是第六次“草案修正稿”。这是毛泽东和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委托胡乔木，汇总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做的一次修改。
胡乔木这次修改，将毛泽东在第五次“草案修正稿”开头加的一大段话抄清，加上了标题的序号（一），使它成为整个历史决议中独立的一部分。整个决议草案从五个部分变为六个部分。对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问题，胡乔木作了改写。其他部分，只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
毛泽东在审阅胡乔木这次修改稿时，只做了个别文字修改。4月9日，胡乔木将修改好的稿子交给任弼时，并附一便签，说明修改情况。胡乔木写道。
弼时同志：
历史稿送上，因考虑得仍不成熟，改得仍不多，你上次所指出的许多地方因记得不甚清楚亦尚未改正。将来的改正稿望你给我一份以便继续研究。
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我是先讲小集团，待宗派主义事迹说清楚后才安上教条主义宗派的头衔，以见实事求是之意，经验主义的问题也是先说事实后说责任，这样说不知是否有当？
敬礼
乔木九日
可能是有的同志对胡乔木修改并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第六次“草案修正稿”还有意见，所以，4月9日这天，又将第六次“草案修正稿”再次排印，作为第七次修改的基础。
第七次修改，主要是把前面几稿已经采用的、按照任弼时的意见讲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的七点内容，重新改写，恢复为从政治（包括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篇幅大大扩充。改动原因，主要是认为七点内容虽然比较具体，但逻辑不大清楚。
重新采用这种写法后，除了“政治上”基本上是由别人改写以外，“组织上”和“思想上”两部分都由胡乔木负责改写。这次修改基本上都是把错误路线放在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相比较的过程中展开评述。毛泽东在这次修改稿的基础上又作了修改，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话是，九一八事变后“我党曾领导东北义勇军，援助‘一二八’及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联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愿与国民党军队团结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我党愿与各界人民建立武装志愿委员会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的错误。”另一段是在政治部分的结尾处写道：“在上述三个政治问题上，就是说，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的问题上，在对于整个民主革命阶段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在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的问题上，左倾路线都是犯了错误的。第一种错误（混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第二种错误（混淆农村与城市）、与第三种错误（混淆先锋队与群众）的总根源。”对第五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的社会根源，加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较易发生‘左’倾错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较易发生右的错误。”
为了提交4月20日的六届七中全会大会讨论，4月15日又改出新的修改稿。这次稿子的清样上标上了“草案第三次稿”。至此，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要内容，在党内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前后七八次大的反复修改，到拿到六届七中全会第五次大会上讨论前五天，总算大体定型了。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举行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审议历史决议“草案第三次稿”。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康生、林伯渠、彭德怀、张闻天、博古、李富春、林彪、刘伯承、陈毅、贺龙、高岗、叶剑英、聂荣臻、杨尚昆、李维汉、吴玉章、邓发、凯丰、朱瑞、林枫、陈郁、谭政、孔原、陈伯达出席会议。胡乔木和石磊担任会议记录。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确定了大会的主席团名单，确定了大会的议事日程。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会议有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计755人。胡乔木作为候补代表出席大会，并负责大会记录和主席团会议记录。
在七大会议的准备和开会期间，胡乔木除了参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外，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6月19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胡乔木和石磊继续担任会议记录。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除选举中央领导机关外，还讨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决定继续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任弼时组织修改，准备提交下次会议最后通过。任弼时和胡乔木等人，根据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各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于7月24日印出“草案第四稿”。8月5日，又排印出历史决议“草案最后稿”，在做最后的文字修改和润色后，提交8月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
出席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的中央委员29人，候补中央委员12人，还有几位高级干部列席。与会人员没有再对历史决议稿提出大的修改意见。经表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8月12日，正式印成党内文件。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
从以上叙述可知，胡乔木自始至终参与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修改、定稿、通过的全过程。多少年后，杨尚昆在谈到胡乔木对历史议的贡献时，作过恰如其分的简要评论。他说：“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稿的基础上，乔木改写过一个稿子；最后毛主席在闻天同志改写过的稿子上亲自修改，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
对于这个历史决议，胡乔木在充分肯定其重要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他在1986年1月13日的谈话中说：“《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胡乔木指出：“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另一是有些历史叙述得不大周到。胡乔木说：由于过分突出毛主席，“在‘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像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茅盾回忆录也说武汉时期反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很多……不然，八七会议怎么能召开？瞿秋白成为八七会议的主要发言人，这不是偶然的。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