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一生热爱文学艺术。1930年4月胡乔木在高中理科读书时就发表了《近代文艺观测》，论述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文艺“颓废派-未来派-普罗派的起伏”，并由对文艺发展史的评述表示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1992年9月25日，在他逝世前三天，亲自审阅写定了他的诗词集《人比月光更美丽》的《再版后记》，这才离开人间。在长达62年的岁月里，胡乔木写下许多评论文学艺术的篇章，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1999年出版的专题文集《胡乔木谈文学艺术》收录了他的有关文学艺术的文章、讲话、谈话以及书信共71篇，包含了胡乔木六十多年间对古今中外文艺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批评和总结，对众多古今中外文艺家、文艺作品（特别是当代中国文艺家和他们的作品）、风格流派的评论，对中国诗歌内容、形式的研究和论述（包括对毛泽东诗词），相当充分地记录了胡乔木一生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对文艺工作者的关心和爱护，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关注和贡献。胡乔木所做的一切，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文艺，关注文艺事业，信任和爱护文艺家的生动体现，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了从3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战线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历程。
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开展文艺批评，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
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开展文艺批评，赞扬优秀作家作品，批评错误倾向，是胡乔木论文学艺术的主要内容。在大量的文艺批评中，胡乔木的美学观点和文艺思想得到多侧面的具体的表述。
从1936年春发表评论，赞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开始，胡乔木文艺批评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对优秀作品的发现和弘扬。他激赏郭小川的《厦门风姿》“用白话写新式的律诗，究为诗史上的创举”；称赞茹志鹃的《百合花》“是现代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魏巍的《东方》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写抗美援朝的成功之作中最重要的一部D；他认为谌容的中篇《人到中年》“写得很好。像陆文婷这样的主人公，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他多次称赞陈祖芬的报告文学，说《共产党人》写得“十分动人，发人深省”。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在《胡乔木谈文学艺术》这部专题文集中，收入了胡乔木的《〈散宜生诗〉序》《〈杨刚文集〉序》《序新版〈无望村的馆主〉》等序言，《悼望舒》《记朱光潜先生和我的一些交往》《怀念萧三同志》等文章，《诗史上的创举》《〈随想〉读后》《“歌特”文章的意义》《读韦君宜〈病室众生相〉》《读〈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等诗评、文评、书评，生动地说明了他对作家的情谊和对文学事业的热诚。
对电影、电视这样的最有群众性的艺术门类，胡乔木更是热情关注。他称赞“1981年电影成绩是不小的”，肯定《喜盈门》“表现了在家庭关系上的社会主义美德”，《牧马人》“是有实际生活根据的”，决不能称为“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他认为《巴山夜雨》创造出一种境界，使人不去计较具体的真实。他以很大的热情希望“全国的男女老少人人都看一遍”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肯定“这部影片的最大突破是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写了悲剧”。他赞扬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是一部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优秀电视连续剧”，“攀登上了电视艺术的高峰”，说明不要一味跟在西方的现代流派后面追，可以制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高水平的作品。J这些评论，表现了胡乔木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和发展的热切期待。
毫无疑问，胡乔木文艺批评的主要着眼点是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对于有错误倾向的作品和思潮所作的批评中，这一点十分鲜明。胡乔木指出：“正确的批评当然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任何领域的批评的共同基础。”不论在怎样的气氛和条件下，胡乔木总是坚持这个原则，阐述这个原则。他说：“假如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要社会功能，不要社会内容，抛弃了社会利益，这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相容的。”他毫不含糊地说：“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的文学，我是不赞同宽容的”。“至于宣传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作品，当然要进行批评，不管什么人反对，也要进行批评。”同时，胡乔木又反对批评的简单、笼统和粗暴，提出正确的批评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需要批评的对象，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二是人民内部的批评一定要有团结的愿望；三是批评要既入情，又入理。
胡乔木正是从上述原则和要求出发对剧本《苦恋》和影片《太阳与人》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苦恋》和《太阳与人》“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而宣扬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他从多方面对作品的错误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指明无论是《苦恋》还是《太阳与人》极力向人们宣扬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显然，不对《苦恋》和《太阳与人》进行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使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和全党受到教育，增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就很难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针对有的文艺刊物大谈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突破”和“修正”，有的同志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正“左”的指导思想有矛盾等错误看法，胡乔木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反对自由化思想和反对“左”的指导思想，不是对立的，是相辅相成的。他生动地分析了它们的关系：“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于给那些顽固地坚持‘左’的指导思想的人们输送炮弹。‘你看，什么东西都出来了，这都是三中全会干的好事！’他们就会以此来煽动人们反对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这些对当时改变文艺领域和整个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反倾向问题上，胡乔木主张，“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确是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忽略。”对保守、僵化的思想，胡乔木同样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有人不赞成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胡乔木指出，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有很大的必要”，两个口号“根本的不同在于新口号比旧口号在表达我们的文艺服务的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服务途径，更加宽广”，“两为”的提法“比‘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更本质”。他透辟地说明，文学艺术反映我们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内容，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文艺作品表现某些强烈的政治主题固然是我们所提倡的，但是，“这远不能代表文学艺术的全体”，“某些没有倾向性或者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文艺作品也仍然要存在和发展。只要是合乎美学标准的，也能够在一个方面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这就大大地拓展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对片面宣扬现代派这种思潮的批评，显示了胡乔木进行文艺批评的另一个特点：既突出文艺的政治方向和社会效果，又从中外文学史的大量事实出发进行历史具体的科学分析。他肯定“艺术的创新是永远需要的”，同时又指出，需要研究在创新的名义下的实际内容。他分析了福楼拜、王尔德、司汤达（当时有人称之为“现代派始祖”）、爱伦·坡、奥尼尔、辛格、萨特以至约翰·多恩（十六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阿瑟·密勒（美国剧作家，《推销员之死》作者）、迪伦·马特（瑞士作家，《贵妇还乡》作者）等现代派或采用现代派手法的作家及作品，又从中国宋代词人温庭筠同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的对比说起，分析了中国一批追求现代派艺术的作家和作品，包括作品社会内容明显的卞之琳，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九叶集》诗人，也包括30年代提倡现代主义而后来“写不下去”的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胡乔木通过分析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的历史说明，现代派的情况相当复杂，无论中国和外国，不少追求现代派或者采用现代派手法的作家还是反映现实，追求社会正义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文学艺术的历史也说明，“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也不能成为主流”，“现实主义产生了许多文学人物、场景，提出了许多有社会意义的问题，道路很广阔。现代派太不能与之相比了。”
胡乔木强调，“艺术的历史说明，艺术不能离开生活”，“创新离不开艺术最根本的原则”。针对当时文艺界有些人对于现代派片面宣传的复杂情况，胡乔木提出对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假如宣传任何艺术都是根本不要什么内容的，说这是艺术的唯一出路，那么我们就要跟这样的观点进行争论”；“如果在利用现代派技巧的幌子下来掩盖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那么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
对毛泽东的《讲话》作科学分析，坚持根本精神，纠正部分提法
作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整理者，胡乔木在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系统化方面，在宣传和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方面，作出了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卓着贡献。但他又避免把《讲话》教条化、神圣化，在坚持基本原理、原则的同时，明确指出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论断和观点。真是难能可贵。既坚持《讲话》的根本精神，又纠正《讲话》的部分提法，是胡乔木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大贡献。
1981年8月8日，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毛泽东《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他概括了《讲话》的要点：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生活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反映。必须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间去，首先是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的生活中间去，这才能够写出反映他们的生活、符合他们的需要的作品。这不但是作家、艺术家的义务，也是他们过去常常求之不得的权利。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创造文学艺术的作品，来团结和教育人民，惊醒和鼓舞人民，推动人民为反对敌人、改造旧社会旧思想、建设新社会新生活而斗争。他坚定地重申：“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并进而指明：“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党中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