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形成
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制度处于全面危机时期，在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影响较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克服危机，对抗革命，争霸世界而出现的反动思潮、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
法西斯运动最早产生于意大利。1914年10月5日，“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成立，10月24日，墨索里尼参加该组织。次年1月，该组织改名为“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墨索里尼等人决定重建法西斯组织。1919年3月，“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宣告成立，1921年11月，改称“国家法西斯党”。
它以“要求巴黎和会兑现伦敦条约对意大利的领土许诺为号召，扩大自己在民众中的影响，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它支持退伍军人和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赢得他们的好感；它又迎合统治阶级镇压革命运动，以求得与新老政客、垄断资本、封建地主和王室的结盟。这些策略和措施，使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它首先夺取了意大利的许多地方政权，并于1922年10月27日向罗马进军，29日，墨索里尼被授权组阁，31日，第一届法西斯内阁组成，墨索里尼任首相兼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此后，又通过暴力恐怖和非法等手段，建立了法西斯的极权统治。
2.纳粹德国政权的建立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资产阶级政党向右转，导致1930年3月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米勒大联合政府垮台。这是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后第15届政府的失败。很显然，魏玛议会民主制已经丧失了联合存在的基础。
1930年，德国几乎没有一个政党具有议会政党的责任意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尽管不希望以损害政府为代价背离议会民主制，但是此时已不能单独阻止政局的右转。
中央党是社会民主党长期的联合伙伴，在因经济危机而政治偏激化的政党中受到的打击最小，对选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1928年12月，具有保守教会观念的路德维希·卡斯当选为党的主席，此后该党急剧右转。关于国家的观念，它已由主张民主制政党国家转变为主张带有完全权威特征的专制国家。
德意志人民党，也在其主席施特雷泽曼1929年逝世后右转，从一个自由主义的和支持共和国的政党转变为一个经济政党，反对共和制，要求恢复德意志帝制。该党公开表示，以大资产阶级(大工业家)代表居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联盟”，优于民族自由观念的协会。
德意志民主党也隐藏着一种右转的趋向，主张应与青年德意志教团、特别是与德意志人民党联合；而青年德意志教团追逐一种理想的结盟制度，并不赞成政党国家。
与魏玛资产阶级联合政党比较，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保守政党，主要代表大地主、易北河地区的贵族和重工业集团的利益，在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中影响较大。该党始终站在魏玛宪法的边缘，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新闻康采恩巨头、重工业和农业利益代表人物胡根堡当选为党的主席之后，该党从1928年10月起作为反议会制度的一种“运动”，转向“民族反对派”队伍。在魏玛共和国后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和纳粹分子联合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势力。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右转和反共和制势力对不受政党影响的强大国家观念的宣传，资产阶级政党在对待社会民主党“这一棘手的问题”上，发生了由最初与之联合，到持保留态度，最后与之决裂的转变。这样一来，大联合政府中的诸政党就不能在议会内形成团结一致的强大势力，加之它们又没有看清楚纳粹党和胡根堡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真面目，直到纳粹党夺权，在德国都没有形成以民主人士为一方，以纳粹分子为另一方的明确阵线。
大联合政府中的诸政党自动让大联合政府垮台，这使人们对国会扭转日益严重和波及广泛阶层的经济危机的期待破灭了，增加了人们对议会体制本身的怀疑。作为摆脱政府危机的唯一出路，由总统任命组成一个依附性的少数派政府，是取代议会制的一种权威式的解决方式。资产阶级政党公然允许背离议会民主制的事态发生，从而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排斥有组织的工人组织，向权威制国家转变提供了条件。
1930年之后，纳粹运动发展成一股滚滚的褐色洪水，推动纳粹政权的建立。
1930年3月29日，兴登堡总统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赋予的权力，作为“大联合”政府垮台和抵制由经济下降而引发的财政危机的出路，任命中央党人布鲁宁为总统制内阁总理。
9月14日进行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取得了决定性突破，在国会中的议席急剧增长。相反，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遭到惨败，在国会中的席位大大减少，社会民主党的议席也明显减少。在以后几年中，各政党力量消长的总趋势一直未能改变。而资产阶级传统政党中具有保守、权威思想的派别的势力日渐增长，因此，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逐渐无力左右政局的发展。大工业主、农业主、军人和官吏等权势集团趁机加强对总统兴登堡的影响。这样，便加快了独裁体制取代议会民主制的进程。
1930年11月27日，德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开始把希特勒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提出来。
1931年，莱因河畔法兰克福经济政策联合会向兴登堡总统呈文，要求把政府交给希特勒纳粹党。
希特勒非常清楚，要想合法上台，必须得到总统的任命。因此，兴登堡总统周围的容克朋友和顾问们的态度，对希特勒的政治前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争取容克地主的工作，希特勒多次向容克地主发表演说，阐述纳粹党对他们的态度。1931年1月14日，他同欧根堡—海尔特菲尔德公爵进行了一次谈话，尽量解答容克地主期待澄清的问题，解除容克地主的疑虑。他明确表示，绝不没收和剥夺大地产，将继续执行对易北河东部容克地主“东方援助”的政策，重视同大地主合作，准备同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以保证执行有利于容克地主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
欧根堡—海尔特菲尔德公爵将这一谈话记录连同他的一封信，在容克地主中间广为散发。1931年1月21日，希特勒出席了冯·阿尔尼姆—波伊岭堡伯爵组织的一次有15名容克地主参加的小型私人集会，并在会上做了报告。有影响的大容克地主们认为，希特勒公开提出的政治目标与他们的现实经济利益相一致，应该支持纳粹党。1932年2月25日，阿尔尼姆伯爵写信给兴登堡总统，表示支持希特勒出任总理，并阐述了希特勒和纳粹运动的重要性。
1932年5月30日，布鲁宁的下台是魏玛共和国的又一转折点。他的下台并非因为遭到议会的否决，而是失去了总统的信任。布鲁宁曾试图通过减薪、降低物价、移民措施和改进失业救济金来克服危机，未能奏效。1930年，他试图通过重新举行国会选举获议会多数，又遭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兴登堡考虑向右敞开大门，“竭止褐色洪水”，即把吸收纳粹主义和加强权威权力机构的愿望，同根本上干预魏玛社会体制的要求结合起来，在此情况下布鲁宁下台。
继布鲁宁之后，巴本成为总统制内阁总理，只有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追随他及其政策。巴本限制失业救济金，取缔最后的“民主堡垒”——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鲁士政府等措施，从根本上修正了魏玛体制。但是，巴本的政策遭到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基督教工会和原布鲁宁政府成员的反对。
1932年7月31日，德国第六届国会选举揭晓这次选举结果为德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纳粹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明显的胜利。纳粹党囊括了37.4%的选票和230个国会席，成为德国国内最突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除此之外，只有德国纳粹党(占21.6%/133)个席位，德国共产党(14.5%/89)、中央党(12.5%/75)，德国国家人民党(5.9%/37)和巴伐利亚人民党(3.2%/22)成为重要的议会党派，游离党派则全军覆没。这次选举之前，纳粹党与德国会社会党、共产党形成对立局面，双方甚至发生流血冲突。
1932年8月13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虽然在7月31日的国会大选获得胜利，但是希特勒纳粹党仍不能摄政。原因是选举之后，在纳粹党和德国内阁举行的一次谈判中，纳粹党与总理巴本无法取得协调，双方出现严重的分歧。因为巴本只同意最多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的职务，但是希特勒坚持要担任总理，他的党员要出任普鲁士邦的首席部长职位，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部长职位。
巴本下台后，1932年12月23日，兴登堡任命施莱歇尔将军为总统制内阁总理。施莱歇尔采取的国家干预政策，不但未能取得工人和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还引起了垄断资本集团的不安和恐怖。
以上说明，布鲁宁、巴本、施莱歇尔总统制内阁政治基础薄弱，缺乏群众基础，无法稳定政治、经济局面。希特勒的纳粹党则乘机争取权势集团和舆论界的支持，以达其上台执政的目的。
希特勒十分清楚，纳粹党要想做到合法上台，除了利用经济危机，依靠强大的群众运动之外，还必须得到各权势集团人物的支持。因为他们能够对总统施加决定性影响。于是，纳粹党便想方设法与各权势集团结盟。
反对马克思主义，敌视民主制，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是纳粹党与垄断资本等权势集团结盟的共同基础。但是，纳粹党纲领中有关“反资本主义”的条文却是二者接近的障碍。
为了加强对垄断资本集团的争取工作，希特勒反复向重工业家代表解释，纳粹党纲领中“反资本主义”的条文，只是反对“贪婪的犹太资本”，绝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并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出于宣传和争取群众的需要。希特勒通过在工业家集会上演说，消除了垄断资本家对纳粹党“反资本主义”条文的顾虑和对“施特拉瑟左派”的恐惧，使纳粹党与垄断资本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1929年，希特勒提出与垄断资本的结盟问题，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响应。同年9月，纳粹党发表的“反对奴役德意志人民法案”被称为“自由法案”，法案称纳粹党要与持种族权威观念的保守派结为联盟伙伴，集中解决“德国世界政治地位的衰落”问题，“重新赢得我国人民的自由”。
同年12月2日，德国工业家全国协会提出一份备忘录——《德国经济的崛起或毁灭》。在这份关于德国经济和财政改革的方案中，激烈地攻击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和魏玛共和国，表示愿意与纳粹党结盟，并且指出：“德国的经济面临着抉择。如果最终不能改变航向，并使我们的经济、财政和社会政策根本变向，那么德国经济的毁灭将无可挽回”。德国工业家全国协会呼吁说：“一切建设性的力量”应该联合为“一种广泛的和统一的反击阵线，抵制一切敌视经济的努力，”把经济“从一切非经济障碍中解救出来！”
1931年10月11～12日，纳粹党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容克地主和垄断资本家代表结成“哈尔茨堡阵线”，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建立公开的恐怖专政，向魏玛共和国发起总进攻。
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向600多名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经济界领导人发表演说。为了迎合大企业界领导人的需要，希特勒大肆攻击民主制，宣扬以效率和伟人建设经济的思想，强调天才人物和个人主动性的价值，鼓吹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和战争。希特勒的演说，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大会主席、鲁尔地区最有权威的大亨之一弗·蒂森代表听众向希特勒表示感谢。他说：“只有纳粹主义运动和元首精神，能够改变德国的命运！”
希特勒的这一演说发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经济界的许多代表人物的态度发生了有利于希特勒纳粹党的转变。他们也希望以自己的观念来影响纳粹党，以便其行动体现自己的意志。这次在杜塞尔多夫城的集会，成为希特勒的纳粹党与垄断资本集团开始结盟的标志，为他日后上台奠定了基础。后来，应希特勒的请求，由工业家威·凯普勒组织领导了一个“凯普勒社圈”，为纳粹党上台提供经济咨询。该机构由10多名经济界领导人组成，其中有银行家雅尔马·沙赫特和联合钢铁厂总裁阿·弗尔格勒等人。
1932年11月6日，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丧失了34个议席。在这种情况下，大工业和重工业界的资助人对继续捐助纳粹党表示迟疑。银行家施罗德立即向希特勒表示帮助，成立了一个由十几名重要工业家和银行家组成的为纳粹党债务承担信用担保的银行集团。施罗德是贵族俱乐部的成员，并与总统之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关系密切，可通过后者对总统兴登堡施加影响。因此，他对希特勒上台执政会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