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两天后，英萨罗夫如约地带着行李，来到了别尔谢涅夫的住所。他没有仆人，但他不用任何人帮忙就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好了，安放好家具，擦净灰尘，并扫了地。他在写字台上花的工夫特别久，因为在他选定要放写字台的那垛窗间壁的位置里怎么也安不下这张写字台；但是，英萨罗夫凭着他所特有的那股子埋头苦干的执拗劲，最后还是达到了目的。安顿好之后，他请别尔谢涅夫先收下了他十个卢布的房租，然后拿起一根粗棍，出去察看新居的周围地区。过了三小时左右，他回来了。别尔谢涅夫邀请他跟自己一起进餐，他回答说，今天他不反对同他一起吃，但他已同房东太太商谈过了，今后将由她代办伙食。
“得了吧，”别尔谢涅夫反对说，“给您吃的东西将会是很差的：这婆娘根本就不会做饭。您为什么不愿意同我一起吃?费用我们好对半分担的。”
“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吃得跟您一样。”他脸带着泰然的微笑回答道。
这微笑中有一种不许人家再坚持下去的含义：别尔谢涅夫也就不再多说了。饭后，他向英萨罗夫表示愿意领他到斯塔霍夫家去；但是英萨罗夫回答说，他打算用整个晚上的时间去给自己的保加利亚朋友们写信，因此请别尔谢涅夫把访问斯塔霍夫家这件事推延到第二天。英萨罗夫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这一点别尔谢涅夫原先就已知道：但是只有现在，当他们同住在一幢房子里的时候，他才彻底确信，英萨罗夫永远也不会改变他自己作出的任何决定，就像他永远也不会推迟履行自己所作出的诺言一样。别尔谢涅夫是个土生土长的俄国人，他起先觉得这种十足德国式的过分认真好像是有点不合情理，甚至有点可笑；但是他很快就对它习惯了，最后竟认为，它即使不值得称颂，至少也会令人感到十分方便。
乔迁后的第二天，英萨罗夫在凌晨四点起床，晨跑几乎跑遍了整个昆采沃，在河里洗了个澡，喝了一杯冷牛奶，然后开始工作；他的工作并不少：他学习俄国的历史、法律、政治经济学，翻译保加利亚的歌曲和编年史，收集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编写供保加利亚人用的俄语语法和供俄国人用的保加利亚语语法。别尔谢涅夫来看望他，并同他谈了谈费尔巴哈（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哲学家。著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等作品。——译者注）。英萨罗夫仔细地听他说，偶尔也提出异议，但是都提得很有道理；从他的异议中可以看出，他力求弄清楚自己是必须研究费尔巴哈呢，还是撇开他也可以应付过去。
别尔谢涅夫后来把话题引到他的工作上，并问：能不能给他看一点随便什么东西?英萨罗夫给他念了自己翻译的两三首保加利亚歌曲，并希望听听他的意见。别尔谢涅夫认为译文是正确的，但是不太生动。英萨罗夫接受了他的意见。别尔谢涅夫把话题从歌曲转到了保加利亚的现状，这时他才发现，一提到英萨罗夫的祖国，英萨罗夫身上就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并不光是他的脸会红起来，或是他的嗓门会高起来——不是的！而是他的全身心好像都会变得坚强起来，并勇往直前似的，嘴唇的轮廓线会显得更分明和更无情，深邃的眼睛里会燃起一种永不熄灭的幽幽之火。英萨罗夫不喜欢多谈他本人回祖国之旅的情况，但总是很乐意跟任何人谈论保加利亚的情况。他从容不迫地谈论着土耳其人，谈他们对保加利亚人的压迫，谈自己同胞们遭受的痛苦经历和灾难，谈他们的希望；他所说的每个词眼里都会透出一股激情，这是他早就有的、已经深思熟虑过的、惟一的激情。
“要知道，”与此同时，别尔谢涅夫则在心里想道，“恐怕那个土耳其小官大概已为害死他父母亲的罪行而丧命了。”
英萨罗夫还来不及停下来，房门就被打开了，舒宾已出现在门口。
舒宾态度有点太随便和太和善地走了进来；深知他的为人的别尔谢涅夫立即就明白，定有件事使他感到心烦气躁。
“让我不客气地自我介绍一下吧，”舒宾脸部表情愉快和真诚地开始说了起来，“我姓舒宾；我是这位年轻人的朋友(他指了指别尔谢涅夫)。您就是英萨罗夫先生，对不对?”
“我是英萨罗夫。”
“那就伸出手来，让我们相识吧。我不知道别尔谢涅夫有没有跟您谈起过我，可是他多次跟我谈起过您。您在这儿住下来了吧?好极了！我这样盯着您看，请您别生气。按职业来说，我是个雕塑家，并已预见到，不久的将来我就会请求您让我塑您的头像的。”
“我的头愿意为您效劳。”英萨罗夫说。
“今天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呢，呃?”舒宾开口说，并突然坐到一只矮矮的椅子上，将两只手支撑在叉得很开的两只膝盖上。“安德烈?彼特罗维奇，阁下您今天有什么安排吗?天气好极了；干草和干草莓的香味浓烈得……令人觉得像是在喝奶茶。应当想出点特色花样来才行。我们要让昆采沃的新居民看看它众多的美景。“他是有点心烦气躁。”别尔谢涅夫继续暗自想道。“喂，我的朋友霍拉旭（霍拉旭：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一个人物。——译者注），你干吗不吭声?张开你那未卜先知的尊口吧。我们要不要想出点儿鬼花样来?”
“我不知道英萨罗夫是怎么想的，”别尔谢涅夫说，“他好像打算工作。”
舒宾在椅子上转过头去。
“您要工作吗?”他有点带鼻音地问道。
“不，”英萨罗夫回答，“我可以把今天用于散步。”
“啊呀！”舒宾说，“那好极了。走吧，我的朋友安德烈?彼特罗维奇，请用帽子遮盖住您那聪明的脑袋，让我们看到哪儿就去哪儿地信步而行吧。我们的眼睛是年轻的——看得很远。我知道有一家极糟的小饭馆，那儿会给我们吃一顿极差的午饭；而我们将会感到很愉快，走吧。”
半小时后，他们三个人行走在莫斯科河的河岸上。英萨罗夫的头上戴了一顶相当怪的有护耳的便帽，它使舒宾欣喜得十分不自然。英萨罗夫不慌不忙地向前走着，观看着四周的景色，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安详地说说笑笑：他把这一天用于玩乐，并在尽情地享受。“明理的小男孩就是这样每逢星期天才出来溜达的。”舒宾对着别尔谢涅夫的耳朵低声地说了一句。舒宾本人则忘乎所以地胡闹着，独自跑在前面，摆出一些著名雕像的姿势，在草地上翻着筋斗：英萨罗夫的泰然神态不光是激怒了他，而且还迫使他不得不装腔作势一番。“你干吗这么好动呀，法国人！”别尔谢涅夫对他说了两遍。“对，我是法国人，半个法国人，”舒宾反驳他说，“而你呢，就像一个跑堂的常对我说的那样，在开玩笑和一本正经这两者中间谨守中庸之道吧。
”三个年轻人拐了个弯，离开河岸，沿着由高高的金黄色黑麦组成的两垛墙中间的一道又狭又深的车辙走去了；一垛麦墙在他们身上投下带点浅蓝色的阴影；金光灿灿的太阳似乎是在麦穗梢头上滑行；云雀在歌唱，鹌鹑在鸣叫；到处都长着碧绿的青草；温煦的微风吹拂着它们，使它们的叶子微微抖动和徐徐抬起来，并使它们的头状花序摇来晃去地摆动着。在长时间的漫游、休息和闲聊之后(舒宾甚至还尝试过跟一个没牙齿的过路农夫玩跳背游戏，老爷们无论同他干什么事，他都一直在嘻嘻哈哈地笑)，三个年轻人总算慢慢地走到了那家“糟透的”小饭馆。一个堂倌差一点儿把他们三个人全撞倒在地，并且真的给他们吃了一顿很差劲的午饭，喝的是一种外巴尔干半岛的葡萄酒，不过，这种酒并不妨碍他们像舒宾所预言过的那样尽兴地寻欢作乐；舒宾本人闹得最欢——也最不开心。他为古怪而又伟大的维涅林（维涅林(1802——1839)，俄国语言学家，著名的保加利亚问题研究者。——译者注）的健康，为一位几乎是生活在亚当时代的保加利亚国王克鲁姆（克鲁姆(?——814)，803年起成为保加利亚王国的第一任国王。——译者注）、赫鲁姆或赫罗姆的健康而干杯。
“是生活在九世纪的。”英萨罗夫纠正了他的说法。
“九世纪吗?”舒宾感叹地说，“噢，多么幸福啊！”
别尔谢涅夫发觉，舒宾在顽皮捣蛋、轻举妄动和开玩笑的时候一直像是在考考英萨罗夫，像是在探测他的底细，并且内心感到焦躁不安，——而英萨罗夫则仍旧是心平气和和泰然自如。
他们终于回到了家里，换好衣服，并决定当晚就去斯塔霍夫家，以免脱离他们 从早上起就陷入的那条寻欢作乐的行事轨迹。舒宾先跑一步去通报说他们即将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