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2)
剧院里上演的是威尔第（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现实主义歌剧大师之一。——译者注。）的歌剧《茶花女》——凭良心说，这是一部平庸之作，但它已经演遍欧洲所有的舞台，我们俄国人对它也很熟悉。威尼斯的演剧旺季已过去，所有的歌手都没有超越中等水平；每个歌手都在声嘶力竭地大叫。扮演维奥列塔这一角色的是个没有名气的女演员，按观众对她的冷漠态度来判断，是个不那么受人爱戴的演员，但是还有点天赋。她是个不太漂亮的年轻姑娘，长着一双黑眼睛，嗓音不是十分平稳，已经有点破了。
她打扮得很花哨，有点近乎于天真，但并不好看：一张红色发网蒙在她的头发上，一件褪色的浅蓝色缎子连衫裙把她的胸脯绷得紧紧的，一副瑞典式的厚手套快要套到她的尖削的肘部了；她，一个贝加莫（贝加莫，意大利北都城市，贝加莫省的行政中心。）牧羊人的女儿，哪能知道巴黎的茶花女们是怎样打扮的呀！她连沉着自如地待在舞台上也不会；但是她的表演中却有着许多真情实意，她演唱时的表情和韵味带着一股只有意大利人才拥有的特殊的狂热劲。叶莲娜和英萨罗夫俩坐在一个紧挨在舞台旁边的昏暗的包厢里；他们在美术学院陈列馆里突然产生的那种快活心情还没有消逝。当那个陷入女色诱惑之网的不幸青年的父亲，身穿灰黄色燕尾服，头带蓬松的白色假发，登上舞台，歪斜地张开嘴，尚未出声就先怯场地唱出男低音的凄凉颤音时，他们俩差一点扑哧一声笑出来……然而，维奥列塔的表演在他们身上起作用了。
“简直没有人给这可怜的姑娘鼓掌，”叶莲娜说，“可是我认为她要比任何一个忸忸怩怩、装腔作势、老是想博得观众好印象的自以为了不起的二流名角儿好上一千倍。这个姑娘好像顾不上闹着玩；瞧瞧吧，她并不理会观众。”
英萨罗夫把身体俯伏到包厢的边沿上，凝神地盯着维奥列塔看了一会儿。
“对，”他说道，“她没有在闹着玩：感到死亡已经临近。”
叶莲娜不作声了。
第三幕开始了。幕布已升起……一看到这张床、这些挡上窗户的窗帘、这些药水瓶、这盏被遮住的灯……叶莲娜就打了个哆嗦。她记起了与此近似的往事……“未来呢?现在呢?”她脑海里一掠而过地闪现出这个问题。像是故意似的，为了与女演员的假的咳嗽声相呼应，包厢里响起了英萨罗夫低沉的真的咳嗽声……叶莲娜偷偷地朝他看了一眼，并且立即就让自己的脸上露出了安之若素的表情；英萨罗夫明白了她的意思，自己也开始微笑，并轻轻地跟着演员哼唱起歌来了。
然而，他很快就停止哼唱了。维奥列塔的表演越来越出色，越来越自然了。她抛掉了一切不相干的东西、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并使自己的天赋充分发挥出来了：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这可是一种难得有的、至高无上的幸福啊！她突然跨越了那条不可能确定的、然而美就位于其外的界线。观众为之精神一振，感到惊讶了。其貌不扬的破嗓子的姑娘开始把握住观众，开始支配观众了。女歌手的嗓音听上去好像也已经不是破的了：它变得亲切感人和浑厚有力了。“阿尔弗雷多”出场了；维奥列塔的一声欢叫差一点儿掀起一场名字叫fanatismo（意大利语：狂热。
）的暴风骤雨般的满堂彩，与它相比，我们北方人的喝彩声就算不上什么啦……一转眼的工夫——观众又安静下来了。二重唱开始了，这是歌剧中最精彩的一个节目，作曲家成功地在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无理智地虚度掉青春年华的年轻人的全部懊悔之情，表达出了绝望和无奈的爱情所作的最后一搏。全身心投入戏中的女歌手受荡漾于全场的同情气氛的烘托和冲击，眼里噙着艺术创作获得成功的喜悦之泪和真正的痛苦之泪，已沉湎于那场把她托起来的感情波澜，她的脸变样了，面对着突然逼近过来的可怕的死亡幽灵，她的嘴里迸发出一串激情直冲云霄的祈祷话：“Lascia mi vivere…morir si giovane！”(“让我活下去吧……这么年轻就要死啦)，这番表演使整个剧院里响起了狂热的掌声和兴奋的叫声。
叶莲娜浑身都发冷了。她开始悄没声地用自己的一只手去摸索着寻找英萨罗夫的手，找到后就紧紧地握住了它。他也回握了她一下；但是，她并没有朝他看一看，他也没有朝她看一看。这一次握手可不像几小时之前他们在游船上用来相互致敬的那一次握手。
他们又沿着Canal Grande乘船回旅馆去了。夜已经降临，一个月光明媚、天气温和的夜。同样是那些宫殿迎着他们延伸而来，但是它们却显得不一样了。其中被月亮照亮的一些宫殿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在这一白色背景中，那些浮雕饰物的细节部分以及窗和阳台的轮廓线也好像消失了；而在那些披着一层薄薄阴影的建筑物上，它们倒显得更清晰了。一艘艘点上小红灯的威尼斯游船好像行驶得更无声无息和更快了；它们的冠状钢龙骨闪烁着神秘的光芒，长桨在被搅动得像一条条银白色小鱼似的道道水波上神秘地一起一落；到处都有船夫在短促和低沉地呼叫(他们现在决不会唱歌)；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了。
英萨罗夫和叶莲娜住的那家旅馆位于Riva dei Schiavoni上；游船还没有抵达旅馆，他们就下了船，并绕着圣马可广场，在拱廊下面兜了几圈，这些拱廊下面的小咖啡馆门前都聚集着许多兴高采烈的人。和爱人一起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行走在陌生人中间，似乎是特别愉悦：一切都显得十分美好和意味深长，你会祝愿所有的人都生活得既美好又平安，并祝愿他们享有你本人心中所充溢的那种幸福。然而，叶莲娜已经无法逍遥地沉湎于自己的幸福感觉之中：她那颗为不久前的种种印象所震撼的心无法安定下来；从总督宫旁边走过的时候，英萨罗夫默默地指给她看那些从低矮的拱顶底下露出来的奥地利大炮的炮口，并把帽子压低到眉际。此外，他感到很疲劳——于是，最后再朝圣马可教堂，朝它那些在月光下闪现出斑斑驳驳磷光的带点浅蓝色的铅皮圆顶看了一眼，他们就回旅馆去了。
他们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从Riva dei Schiavoni一直伸展到吉乌德卡的那个大泻湖。圣乔治教堂的尖顶塔楼几乎就矗立在他们住的那家旅馆的正对面；右面，在高空中闪闪发光的是多加拿宫的球形金顶，旁边还屹立着一座打扮得像个新娘似的最美丽的教堂——帕拉迪奥（帕拉迪奥(1508—1580)，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建筑的代表人物。——译者注）的Redentore（意大利语：雷登托雷教堂。）；左面林立着帆船的黑乎乎的桅杆和横桁，以及轮船的黑洞洞的烟囱；有些地方挂着像大翅膀似的、收拢一半的帆，船上的那些信号旗也只是微微有点飘动。英萨罗夫在窗前坐了下来，但是叶莲娜不让他久赏风景；他突然发烧了，感到浑身乏力，这种虚弱感好像快要把他吞没了。她让他躺在床上，等到他睡着后，才轻轻地回到窗前。
啊，夜色多么宁静和多么温和宜人，湛蓝的空气中充满多么温顺的柔情，各种苦难、各种忧伤都应该在这晴空底下、在这纯洁无瑕的圣光底下沉寂和入睡呀！“上帝啊！”叶莲娜想道，“干吗要有死亡，干吗要有离别、疾病和眼泪?或者是干吗要有这一美景、这一令人抱有幸福的甜蜜感觉，干吗要有意识到自己拥有可靠的藏身之处、忠实的保护者、永恒的庇护那种令人宽慰的感觉呢?这正在微笑、正在向人们祝福的苍天，这幸福的、正在休息的大地，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这一切都只是我们的内心感受，而我们的身外却是永恒的寒冷和寂静吗?难道我们是孤零零的……孤零零的……而那儿，在所有这些不可念及的深渊和高空中，——一切的一切都是跟我们格格不入的吗?那么，干吗要有想祈祷的这一渴望和喜悦呢?(“Morir si giovane”，——这声音在她的心里回响了起来……)难道就不能恳求、防止、挽救……上帝啊！难道不能相信奇迹?”她把头搁在握紧的双手上。“够了吗?”她低声地说，“难道已经够了吗?我幸福过，幸福过不止几分钟，不止几个小时，也不止几天——不，而是接连几个星期。有什么权利呢?”她开始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害怕。“假如这事行不通呢?”她心里想道，“假如这事不会无代价就办成呢?要知道，这是天意……而我们是人，是可怜的、有罪的人……Morir si giovane…黑暗的幽灵啊，滚开吧！他的生命是有用的，需要他活下去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呀！”
“然而，假如这是惩罚，”她又想道，“假如我们现在应当为我们的罪过而付清全部代价呢?我的良心没有谴责过我，它现在沉默着，但是，这难道是无辜的证据吗?上帝啊，难道我们就那么罪孽深重呀！您创造了这一夜，创造了这一片天空，难道你要因为我们相爱而惩罚我们吗?假如是这样的话，假如他有罪，假如我有罪，”她不禁冲动地补充说，“那就让他，让我们俩一起去死吧，上帝啊，不过，至少要让我们死得正直而又光荣——死在那儿，死在他的故土，而不是死在这儿，不是死在这间毫无生气的房间里。”
“可怜的母亲一个人会有多么伤心呢?”她扪心自问，窘困万分，并且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叶莲娜不知道：每个人的幸福都是建筑在别人的不幸之上的，就连其利益和安适也要有别人的亏损和不安适作代价，如同雕像需要有台座一样。
“伦基奇！”英萨罗夫在梦里含含糊糊地叫道。
叶莲娜蹑手蹑脚地走到他旁边，朝他俯下身去，并擦掉了他脸上的汗。他在枕头上稍稍辗转几下就不作声了。
她又走到窗前，再次陷入沉思。她开始宽慰自己，要自己相信，没有理由感到害怕。她甚至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难道有危险吗?难道他不是觉得好一点儿了?”她低声说道。“假如今天我们不上剧院去，我就不会想到这一切了。”这时候，她看到河面的上空有一只白色的海鸥；大概是渔夫惊吓了它，所以它不作声地飞来飞去，飞得很不平稳，像是在窥察哪儿好降落似的。瞧，假如它朝这儿飞来，叶莲娜想道，“那就是个好兆头……”海鸥在原地盘旋了起来，然后收拢双翅，像被人射伤似的，哀鸣着坠落到一艘黑乎乎的船背后的远处去了。叶莲娜打了个哆嗦，可是接着就为此而感到惭愧。她和衣躺到了床上，就躺在呼吸得又重又急促的英萨罗夫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