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缗、告缗
算缗是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和车船所有者征的税。除车船外，以“缗”为计税单位。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初算商车”。元狩四年（前119年），“初算缗钱”，对商人和高利贷者，按其交易额或贷款额征税，每二千钱一算；对手工业者出售产品，按其价值征税，每四千钱一算。平民车一辆征税一算，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也征税一算。隐匿不报或报而不实，除没收缗钱外，并罚戍边一年；举发隐匿的以半数给赏。派官吏在各地监督执行，结果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24]。
关于一算等于多少钱，应劭《汉仪注》称：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又《汉书·武帝纪》李斐注：“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一贯即一缗。
西汉实行盐钱官营，推行均输平准政策，又颁布算缗、告缗令，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等经济势力，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挥霍浪费所造成的财政困难。
王莽实行王田制
始建国元年（9年），鉴于西汉末豪强兼并土地问题严重，王莽新朝下令废止土地私有制，将所有土地收归国家所有，称王田；同时奴婢改称私属，不准买卖；之后，按照孟子提出的井田制一夫一妇授田百亩的原则，规定男口每人给田百亩，全家男口不到八人，而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多余的土地分给亲族和乡邻无地、少地的人。新制遭到普遍反对，未能贯彻。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被迫准许土地和奴婢的买卖，实际上取消了王田制。
王莽实行五均六筦
五均也称五均赊贷，六筦（管）之一。“五均”，即《周礼》中古代管理市场的官。王莽新朝建立以后，五均被用来指称垄断经济事业的政策。内容为：管理市场，办理赊贷、征税。在长安东西两市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南阳）、成都五大城市设均输官，把原来的市令和市长，改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钱府等属官。交易官名为平衡物价，实际是收贱卖贵，从中取利。钱府官主管税收和赊贷。收税范围很广，从大工商业，如采金、银、铜等，到小商贩、小生产者以及医、卜等人，都要征税。赊贷由官府经营，取息较轻，以抑制高利贷，但过期不还，罚作罪徒。五均赊贷的实际执行，使“民甚患之”[25]。
六筦是官卖盐、酒、铁以及收山泽税、铸钱和办理五均赊贷。“五均六筦”于始建国二年（10年）下令实行，并多由富商执行。当时官商勾结渔利，而且科罚严酷，币制又常改变，使“富者不能自保，贫者亦无以自存”。也就是说，除王莽一小撮统治集团人员外，其他各阶层都受到损害。
王莽统一量器
王莽于始建国元年（9年）制造标准量器颁行天下，令“万国永遵”。当时的器物已具备斛、斗、升、合[26]、龠[27]五量。五量的换算是：一斛（音hǔ）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一升等于十合（音gě），一合等于两龠（音yuè）。其中“斛”到南宋末改为一斛等于五斗。这样，我国古代的度量衡构成一个完整的总体，为以后各代承袭沿用。
十东汉的土地政策
东汉建立以后，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权的首要任务。
两汉之际天下大乱，许多大商人、大地主都纷纷联合宗族，招纳流民，组织地方武装，以保卫自己的土地与财产。东汉建立后，这些人不仅保有了他们的田产，而且形成了一种直接统治农村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战乱，失去土地的流民大量存在。这样，东汉一开始，土地问题即被凸显出来。
东汉初年，“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28]，直接影响了国家赋税的征收。面对如此情况，东汉政府于建武十五年（39年）下令清丈天下的田土，以核实田赋的征收，并没收隐瞒的土地分配给退伍的士兵和无地、少地的农民，当时称之为“度田”。度田触及到豪强地主的既得利益，度田官员惧怕或偏护他们，不具实检核，再加上豪强地主的反抗，度田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另一方面，度田将豪强隐瞒的田亩数与人口数转嫁给贫民，也即“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致使“百姓嗟怨，遮道号呼”[29]。由于地方官度田不实，还发生了中小地主的普遍叛乱。面对度田出现的问题，东汉的皇帝刘秀没有采取强硬的措施，最后度田就不了了之了。
王莽“王田”制的失败，刘秀度田又不能成功，说明西汉中期以来的土地私有制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趋势。再说，在我国封建社会，一个政权土地政策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放弃对土地的管制，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旧的土地所有者不能损其毫毛，而新的贵族官僚又挟其政治权力纷纷收夺土地。为了解决矛盾，明帝把皇家的公田和滨渠下田租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同时沿用光武帝刘秀的恩惠政策，给那些失掉生产能力及贫困不能自存的农民以赈济，这样暂时缓和了土地紧张的矛盾，使东汉政权在相对安定的情况下得以发展，但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加剧着。
到汉章帝时期，土地问题仍然是东汉王朝没有解决的大问题。这时，政府一面对贫苦农民赈济，一面又开放公田，并勒令垦荒。东汉从光武帝开始，开发边疆的屯田事业也吸引了很多贫民。不过，东汉土地兼并的速度更快，到桓灵之际，土地的两极分化，达到了极点，于是桓帝时的崔寔主张“立井田之制”[30]，恢复国有土地制度，宜“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31]。崔寔的主张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灵帝时，仲长统又倡土地国有之议，但也仅是说说而已。黄巾起义后，为了挽救政权，荀悦又主张依照人口分配土地，即所谓“以口数占田”[32]，并主张分配给人民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以禁止土地买卖，杜绝土地兼并。荀悦的主张并没有实行，土地问题仍然严峻。
十一东汉的赋税、徭役
东汉的赋税制度，大都沿袭西汉旧制。土地税，其中最主要的是田税。西汉的田税虽常有所变动，但名义上都是三十税一。光武初兴，军费浩大，曾行什一之征，但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如前文所述，东汉时漏税的土地很多，光武帝曾大举度田，希图核实，但收效不大。
西汉田税，不分土地的品质。东汉章帝时依据土地的好坏分为三品，各为立簿，藏于郡县，然后按土地的等级定田税的多少。这较之西汉在土地的征税上，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不过就田税的种类而言，东汉田税却有增加的趋势。桓帝时，有“田税附加”，即于常赋之外按亩加敛税钱，当时的加敛额是每亩征收十钱。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又特征天下每亩十钱，以为铸铜人及修宫室之用。按田亩加征税，虽然最终会转嫁到佃种土地的农民身上，但比直接对人加征税要进步、合理一些。
东汉章帝与和帝时基本上能遵行光武帝的轻徭薄赋政策，其中和帝还多次下诏减免租赋，如永元四年（92年）十二月诏云：“今年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刍稿；有不满者，以实除之。”又如永元十三年（101年）九月诏：“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刍稿，有宜以实除者如故事，贫民假种食，皆勿收责。”东汉初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尽管对田多的地主最为有利，但整体上有利于社会增加财富及经济繁荣。另应注意的是，引文中提到了“刍稿”，就字义而言，“刍”指喂牲口的草，“稿”指稻、麦的秆子。《汉书·贡禹传》称：“已奉谷租，又出稿税。”按此，“刍稿”当指用以喂牲口的禾秆。
东汉初期人口锐减，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以及恢复社会生产，政府提供了大片荒芜无主的公田，这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赋民”或“假民”耕种。同时政府还对粮种、耕牛加以扶植。所谓“赋民”，就是将“公田”给予贫民耕种，分得田地的农民除向国家交正常的赋税外，还要交献赋。所谓“假民”，就是将田借与贫民耕种。这种假田的贫民在性质上变成了国家的佃农，向国家缴纳假税。对此，《后汉书·和帝纪》中云：“勿收假税二岁。”李贤注云：“假，犹租赁。”假税当是一种借贷税，即向国家借贷田地的税。
东汉和西汉一样还有人口税，即算赋、口赋等。西汉时的苛捐杂税在东汉时应有尽有，以至贫民的衣履釜鬲亦无不有税。
东汉时，徭役仍然繁重，若不服徭役必须交纳免役费。当时有走卒钱，所谓“走卒”，即是指隶卒或差役。不服这种徭差可交钱免役，称走卒钱。另，东汉亦有更赋。
十二东汉对工商业的管理
东汉对手工业的管理虽然有些改变，但大部分还是沿袭西汉的办法，对于工人的管理组织与西汉也没有什么差别。东汉的冶铁业仍由国家经营，在出铁多的地方设置铁官。当时铜的最大用途还是铸钱，并为国家所专有。
东汉建立以后对商人的活动采取了放任的政策，因此商人活跃，商业十分兴盛。王符《潜夫论·浮侈》中云：“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桓谭曾向光武帝建议施行抑商政策，结果碰了一个大钉子，几乎丧命，可能是由于光武帝本人曾“卖谷于宛”的缘故。
西汉时都市繁荣，特别是京师长安和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宛五个都市最为繁荣。王莽时，这五个都市曾被命名为东、南、西、北、中五都，皆置五均司市师一人，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以征收商税，评定物价，推行新币等。这些都市在东汉时仍然重要，其中长安的东市称京，西市称畿。
高利贷经营在东汉十分活跃，回报也十分丰厚。官员经营高利贷的很多，甚至于以公款私贷，屡惩不止。东汉与西汉一样，不禁止官吏经商，官吏经商的也很多，以至发展到包揽独占政府的买卖，当时称之为“辜榷”。“辜榷”是以政府的名义进行垄断性的经营，所以易获高额的利润，如灵帝时，“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一般从事辜榷商业活动的都是权贵高官，如《汉书·翟方进传》载：“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者。”
东汉初，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公孙述在四川又铸铁钱，百姓不便，于是人们皆想恢复用五铢钱。这种情况下，马援建议光武帝再用五铢钱，从此天下皆用五铢钱，百姓称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光武至灵帝，《后汉书》中没有铸钱的记载，灵帝之后才有铸小钱的记载。东汉铸币之权仍操于政府之手，但私铸者很多，致使币劣，钱贱物贵。章帝时，张林建议“可尽封钱”，纳税买卖，悉用布帛，并得到有限的施行。
另，东汉时赏赐多用布帛，这不能说是黄金减少，而是征收实物的结果；也不是货币缺乏，而是因为货币数量太多，质量太差，只好用实物了。
注解：
[1][3][7][11][12][14][23]《汉书·食货志》。
[2]《小校经阁金文》卷11。
[4]《史记·秦始皇本纪》。
[5]《史记·李斯列传》。
[6]《淮南子·兵略训》。
[8][9]《汉书·高帝纪》。
[10]《史记·萧相国世家》。
[13]《盐铁论·轻重》。
[15]《后汉书·班固传》。
[16]《汉书·晁错传》。
[17]铢：我国古代衡制中的重量单位。说法不一，《汉书·律历志上》称：“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为之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千。”
[18]《汉书·荆燕吴传》。
[19]石：（读dàn）①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②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汉书·律历志上》：“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20]斛：量器名，亦容量单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
[21]《盐铁论·本议》。
[22][24]《史记·平准书》。
[25]《汉书·王莽传》。
[26]合：容量单位，市制十合为一升。
[27]龠：古容量单位，两龠为一合。
[28][29]《后汉书·刘隆传》。
[30]《后汉书·崔寔传》。
[31]《崔寔政论》。
[32]《通考·田赋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