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去了。我得到噩耗时，第一个念头是，荒芜一生著译甚多，皆足传世，但是他没有写完《伐木日记》，这与《广陵散》一曲未终一样，只能成为终古遗憾了，尽管荒芜是八十高龄得保首领以没，比嵇康幸运得多。
但《伐木日记》是用血写的。荒芜曾以“右派”的身分，与其他“右派”一起，于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间，在黑龙江东陲完达山原始森林中伐木，记下了约10万字的日记。这部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文革”后意外地复得。荒芜便根据日记，整理成一篇一篇的《伐木日记》，自1983年起陆续发表。其《小序》有云：
旧稿失而复得，喜出望外。朝雪斧声，夕灯人语。认烛泪于行间，觅松针于页里。缅怀往事，感慨万千。爰加整理，以志雪泥鸿爪云尔。
我非常喜欢这些文章，几次向荒芜表示我的欢喜之意，希望他一定要将日记里可写的材料尽量都写出来，出一本专书。他当时也很有兴致，说可写的确实不少，既有人要看，他就一篇一篇地来写。可是，《伐木日记》只发表彰第十篇便停止了，后来荒芜出版了散文集《麻花堂外集》，便把这十篇《伐木日记》收在里面。这已经写出的十篇之外，可写而未写的究竟还有多少呢？永远无法知道了。于是，我只能找出《麻花堂外集》，重读其中的《伐木日记》十篇，并且写这篇文章将他这未完成的血写的书向读者作个介绍。
《伐木日记》写一个129人的伐木队，主要写了住同一工房的56个人中的几个人，以及全队仅有的3个女的，他（她）们都是“右派”。所谓“右派”，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产物。那一场空前的大运动，像一场大冰雹，横扫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园林，一时落红狼藉，干折枝摧。（《伐木日记》里没有说到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总人数。后来官方宣布是55万人，另一说实际上为102万人。）接着是一个霜封冰裹、严寒肃杀的时期，“右派”们（及其家属）在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受到各式各样的惩罚，这流放到完达山森林中的一百来人，当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他们被安置在穷边绝塞，不许家属来探亲，亲戚朋友更不敢沾边，完全与世界隔绝。他们自嘲为“虎队”，不是老虎的虎，而是“虎列拉”的虎，意思是像患了虎列拉（霍乱病）的病人一样成为“不可接触者”了。那里是酷寒之地，冬季平均温度在零下30余摄氏度。山高林深，荒无人烟，日惟与狼、罴、野猪、黑熊为伍。伐木是险活儿，稍一不慎，便容易发生伤亡事故。食物供应更差，只能以高粱米、棒子面、干白菜果腹。总之，他们是在屈辱中，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
这些“右派”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有多种人才，各门专家都有。孙二姐，大学一毕业就当上了编辑，写一手好剧评。毕三姐，学高能物理的拔尖的研究生，中文功底也很结实。王大化，学数学的，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小杨，学气象的，又酷好文学，古今中外诗歌名篇，很多他都能背诵。“刽子手”，歌剧演员，他在这完达山林中一个夜晚，唱的《卡尔门》片段，和劳仑斯·提贝特同样动人，又增加了一点狠劲。他写的《森林曲》，把森林里各种各样的声音，连伐木者唱的号子，熊瞎子的吼叫声，都写出来了。……还有荒芜自己，工余时间还捧着一本《惠特曼全集》在看，下山背粮回来二三十里的路上同马回回畅谈了一路的清诗。
这些人为什么成了“右派”的呢？许多人是因为写了文章。许多人是在再三动员当中，响应号召，提了批评意见。其中有的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有的是指出上司的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被批评的上司有的当场就面色铁青如冷月，接着风向一转就一个个地来算账，全都算成“向党猖狂进攻”。也有的只是因为说了一句“杀尽贪官污吏”，有的只是因为编辑一部书稿时删掉了几句陈词滥调，还有一位张老头儿，他在“整风”中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打成了“右派”，他说：“可见我更罪大恶极，说不说都一样。”
他们受的是什么样的罪呢？前面已经说过，他们是在穷边绝寒，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他们伐木，两人一组，每组每天的定额是八个立方米，相当于双手合抱的大树五六棵。每一棵大树倒下的一刹那，都是生死存亡的一刹那。最要紧的是判断树会向哪面倒，却很不容易。首先得看它倾斜的方向和倾斜度，其次看它的枝丫伸展的情况，地形和风向也要考虑，最使人恼火的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树，最容易夹锯的也是这种树。倒向的判断一失误，就会发生大事故。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人锯树，一个人突然叫停锯，他尿急了，马上跑开，正好树倒下来，砸在他原来站的位置上，后来他对人说，一泡尿救了他一条命。各种树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温度湿度中所起的质理变化也得注意。这个工房的老晁和小褚就是在合锯一棵树时，树忽然劈开，把老晁打死，把小褚的左腿骨打折。有时，一裸树伐了下来，却又被另一棵树架住了，叫作树挂，你要是对它没有认识，走到下面，一阵风来，说不定就会把你砸死。为了消灭树挂，把架树的那棵树放倒，叫做放挂，放挂最危险，敢于放挂的才是林场上的勇士。伐下来的树，还要截材，截材是在山坡上千活儿，一不小心就会被上面滚下来的大段木头把人压扁，叫作擀了面条。这个伐木队的老于，就是在一个月夜截材时被擀了面条的。冬天伐木，要力避一开头就弄得满身大汗，宁可穿一件单衣干活，也不让汗湿内衣，那样的话，停止活动的两分钟内，就会结冰，就只好穿着一件结了冰的衫子干活。但是，他们每天下工，都要扛一根枯木回工房来烧炕，又常常要走五六十里的山路去背粮，每人背五六十斤，诸如此类的事，都免不了出汗，又少有洗澡的机会，于是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他们住的是圆木垒成的工房，长长的像一条船，中间一条长龙似的地炉，两边沿墙两排通铺，这个工房住56个人，每人各占铺一米宽。一个大工房只有一盏煤油吊灯，冬天晚饭后那段时间最难过，除了少数几个人燃起松明子写家信，看书，下棋，绝大多数人只有躺在铺上想心思，听屋外什么地方积雪把树枝压折了，远处林中一只猫头鹰偶尔胡胡一叫，更远处隐隐有一两声狼嚎，有时工房的那一头有人拉起二胡，如泣如诉，使人心酸。这是没有月亮的晚上，如果是大月亮，就得上山夜战，从9点干到11点，在山坡上打枝、截材，这时最容易出事故，上面说过，老于就是在夜战中被擀了面条的。那时全国都在“大跃进”，都要“超英赶美”，伐木队也得赶上去，只加两个小时的班，还是照厩伐木是强劳动的缘故。可是，事实上，已经伐倒的木材，已经够运输队运一年的了。
“右派”不止是自己受苦受难，“右派”的家庭还要牵连一起受苦受难，哪一家都有一家难念的经。最典型的是吴大姐，夫妇都被打成“右派”，都充军到北大荒。离家前夕，吴大姐最后一次为八十多岁的老父洗脚，老父有点风瘫，十几年来洗脚都是由女儿亲自伺候，老父说今后就不必麻烦人替我洗脚了，我等着你回来再洗。到了北大荒，夫妻拆开，丈夫在另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去年秋天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