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宁波原是临时的逗留，想不到这一逗留竟然四十六个年头。至今，我还不会讲宁波话，甚至听宁彼人讲话，有时也搞不明白讲些什么。屈指算一下，我个人在宁波的四十六年之中，一半以上时间都是在牢狱和劳动改造中蹉跎过去的。
我1917年在上海出生，6岁开始在上海初级小学读书，中学、大学都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大同大学。1933年开始从事革命戏剧和文学活动。我发起组织“暴风雨剧团”，演出了《叛徒》、《南归》等进步剧作。当时我们几个文学青年还自筹资金，出版了文学刊物（天明）。1934年大学未毕业，受到国民党追捕和迫害，遂流亡日本，进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七七事变”发生后，我不可能在日本继续读书，于1937年7月20日回到上海，开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也写诗和散文给巴金主编的《烽火》和胡风主编的《七月》。后来我参加了新四军。在大别山打仗、行军的间隙，我仍坚持给《七月》和《新华日报》副刊写稿。1938年3月至全国解放，我受党组织的派遣，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主编《东江》、《东惠》半月刊。1950年来宁波，留学德国的辛女老人张葆灵、文化进步人士翁心惠当时办学缺少师资，挽留我暂时在宁技工作，后来组织上又将我调到宁波卫生学校任职。
1955年5月1日，我参加“五一”节观摩团，赴上海欢庆国际劳动节。在这大喜的时刻，我的内心并不感到怎样欢乐。因为那时《人民日报》、《文艺报》上“揭露胡风”、“批判胡风”的报导陆续刊出。胡风的“三十万盲书”，由《文艺报》印成小册子随刊附送。一个不祥的预感在我心中涌起。因为解放前我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希望》上发表过诗和散文。我同胡风在武汉、重庆、香港、上海多次晤聚，特别是在日寇攻打香港时，我和胡风、梅志以及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在登陆日军的枪炮轰击中共生死一个月。（人民日报）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书信，被定性为反革命材料，我过去同胡风当然也有不少书信往来，而这些往来，根本丝毫没有反党反革命行为。我在解放初，读到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以真诚的饱满的热情歌颂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领袖，难道这些都是反革命？胡风一片忠诚之心向党提出了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如果是对的，则采纳之；如果是错的，不妨戒之或批评之，何罪之有？何必搞得血淋淋呢？但是，我终于受到胡风冤案的株连，在杭州乌龙巷蹲了一年牢狱。释放时，由省农工部负责人对我下了结论：“经过一年来的审查：一、你不是胡风分子；二、你在党内没有叛党行为；三、你从日本回来时，正处抗战时期，没有投敌当汉奸。现在向你本人道歉，向你家属道歉，你们都受苦了。……”
我在释放证上签了字，我意识到我总算自由了。
我拿了一张回宁波到公安局肃反三人小组报到恢复工作的证明条，急急忙忙地买了火车票赶回宁波。时已深夜，白昼暑热刚刚退去，街边豆浆店正在生炉子。我兴冲冲敲开了家中的破门，简直是猪棚一般的小屋子住着7口人，煤炉就在床边，蚊帐已给煤烟熏得发黑，家人见到我回家，都惊骇地瞪着眼呆呆地瞧着我。我说；“我自由了！回来工作了！”此时，只有我独自在庆幸自己的囹圄生活的结束，家人的反应非常迟钝，他们给生活折磨得已经没有笑没有乐了。但是不管怎样，我是回家了，我跟家人在苦难之中团聚了。我到公安局肃反三人小组报到之后，以为立即可以恢复原职。
我想得太单纯了，去了一次又一次，总是推说“且待研究决定”。我在杭州释放证上签字以后听到对我的处理结论，以及写给肃反三人小组的纸条上，明明是恢复原职。何必拖延？事隔25年之后，在被平反时才知道还有一顶“胡风思想影响分子”的帽子暗中紧扣在我的脑袋之上。
我于1956年6月底释放回家，足足在家里呆了两个月，到了9月初，才安排工作。那时候，我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借给我所需的生活费，一家大小得以苦苦维持两个多月生计。
似乎厄运从此结束，我并没有回原校而是分配到机关干部学校工作，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能够走上工作岗位为革命出力，又能够同家人生活在一起，我非常心满意足，别无他求。我每天从湖西走到解放北路上班，学校的学生都是机关干部。在晚上进行授课，我每天一直忙到晚上11时以后才拖着劳累的身体缓步回家。
快要走近家门时，我已经在解掉大衣的钮扣，回家后我脱掉大衣立即伏案写作。我是多么想：往者已逝，一切从新开始，为革命事业振奋精神，努力写作，夺回无奈何损失的光阴。
1957年春节，全家团聚，过得很快乐。我利用春节期间，完成了一部20万字的小说《不幸的遭遇》，寄给人民出版社。接着机关干部学校开学，又是忙忙碌碌起来，那时找39岁，正是精力充沛为党为国出力的好时光。我非常珍惜这个好时光，上课、看书、写作，挤满了我的生活日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着我。
一个蓬勃的生机出现于全国；真正是春天来了！每个人都可以敞开胸怀，知无不言，每个人更感到党伟大。我兴奋的心情凝成了激动的诗情，我写出了许多诗篇寄给报刊杂志发表。
1957年的春天，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春天！和煦的春风，温暖的阳光，万物都在茁长，万民都在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向全校教师职工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帮助党整风。
传达完毕，照例是小组讨论。全校沸沸扬扬，大家敞开肺腑，畅谈所见所闻所思，发言极为热烈，充分显示了每个人对共产党的赤诚爱戴，真正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要求。宁波市副市长翁心惠在市府小会议室召集了文化人士的座谈会，参加者抢着发言，副市长聚精会神地记录着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点头称好。记得我的发言第一句话是：”如果没有党的英明领导，我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讲话，我早已变成幽灵了。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让历史去评定，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而我坐了一年牢，终于搞清楚了。反正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当然不是，将来也决不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时间老人会作公正的结论。决不是由谁说了算数。”
这次座谈会以后，我接连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我只知道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指出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帮助党整好风，以求得我们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全国人民生活幸福。
在1957年春夏之交那段时间内，我在各种会议大鸣大放中的发言，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反对不分国情、不分气候条件，什么都学习苏联。我说学习苏联应该取长补短，不可媚，也不能迷；二是说农民生活并没有富裕，而是相当贪穷；三是新闻报道千篇一律，没有特色；四是不懂专业知识的人，怎么能够到专业性很强的单位担任领导？领导者应当钻研业务。
万万想不到这几条论点，却变成了“毒草”！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0日，《人民日报》
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我对自己嘀咕：“收了！不敢了！”我又觉得自己说的话，都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总不会再陷入泥坑吧。但是，风向确实是变了。
我意想不到我们的国家又开始了一个灾难时期，人心惶惶不安。那时候，暑假已经结束，正在筹备开学工作，早晨我走进办公室，便看见我的坐椅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很大的八个毛笔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不知道为何要贴这几个字给我看？难道我又一次犯了什么“胡风案件”那样的滔天大罪了吗？
等我坐在椅子里，办公室外面就听到喊声：大家出来看大字报！”
原来在院子周围已经张贴了不少大字报。对面语文组办公室里的老师们摊开了大报纸提笔写着什么，院子里的布告栏前面，也有不少老师在看着刚贴出的大宇报，气氛异常严肃。原来那些大字报都是反驳我的大鸣大放的言论，大家起来铲除我这株“大毒草”。
后来，周围的同事友人都不理睬我了，相见时连笑脸也没有，我再也听不到“同志”、“老师”的称呼了。前几天还在一起谈笑的友人，今天却满脸冰霜；有的人竟然扭转头同我擦身而过。我一下子变成了“人民之敌”。我下班回家，见到门口上用粉笔写着“打倒右派分子反革命”。我开始觉得事态的严重，报纸上也刊登了“痛斥”我的文章，我从街边墙上贴着的报纸上阅读所谓“批判文”，但每次读毕，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帮助”，对于那些不实之词也不感冒火，因为我很坦然，我只是莞尔笑之；这天下真妙，我们这亚洲大陆之上，无聊文痞何其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