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生一次，也只能死一次。而我经历濒临死亡甚至接触死亡而终于不曾死亡，先后就有若干次，其中最悬的有两次。
看官须知，我这个人活得“皮实”，命大。
那是1958年，几百名“钦犯”被总政、总参、总后、海政、空政五大单位遣送山西“劳动锻炼”。五一劳动节那天，正式在太谷县郭堡水库工地上工。
“右派”们干劲十足，不到半个月，水库的坝址清基工程便结束了，为了赶在汛期山洪暴发之前，教大坝达到70米高度，真个是“每天挖山不止”。这一天，我们排被分配到一处陡崖下挖土，我分在推车组。挖土的人只图省事，刨下多大块，就往筐里装多大块。
殊不料，镐头呼呼地震动了崖头，只听得轰隆一声，天塌地陷一般，一丈多高的崖头迎面栽了下来，一时黄尘滚滚，我正在崖下等着装筐，说时迟，那时快，刹那间我被劈头盖脑地打得天旋地转，车子倒向了右侧，把一条右腿别成了直棍。我右首的装筐难友，已经被埋在了无数块斗大的土坷垃中，左首那位却一跳逃了灾难。
不幸被埋在土里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段炼，事后众人跟他开玩笑：“都怨你名字取得不吉利，命中注定要锻炼锻炼！”还有一位难友，我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而我呢，只能算作入了四分之一股。同班好友刘玉璋，慌忙将手中的小车掀翻，转身招呼一时吓懵了的同志们（也许应该是说右派们），先把堆在浮头上的碎土扒拉开，然后使劲儿用手挪开那压在我右膝盖关节上的大土块，我爬出来一瘸一拐地踅往一边就地坐下察看伤势，这时，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闻讯赶来，俩人脸色熬白，神情紧张。正割班长陈振华、吴占一忙着向上级汇报。许多人用锹和镐一点儿一点儿刨土，不敢大铲大挖，唯恐伤了闷在土里的人。这会儿，我的麻木感消失了，渐渐疼痛起来，出现了肿块，肿块的周围火烫火烫的。
人多心齐，不一会儿，段炼同另一位先后获救，人们一面慰问压惊，一面忘不了开玩笑："感觉如何？"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不免悲从中来。
由于连续作战，我的手腕，又青又红的肿了起来，还呈现斑斑点点的瘀血紫癜。按理说是完全不应承担活计了。可是我能向谁诉说呢？大家都彼此彼此，还有绑着绷带上阵的，真他妈的跟打仗一样。
我一连拉车跑了七八趟，单程距离1500米，最高处的坡度为仰角30度；而且由于车多，运输量大，取土场愈来愈远，全程愈来愈长。临近傍午时分，腹中擂起了小鼓，是饿了，有点虚脱，热汗开始变冷汗，眼镜片上水雾蒙蒙，还不时腾出手来扶正眼镜架。沿路都是撒下的土，大坝上的秩序出现了零乱无章的状态，人们争着抄近路，以致险象环生。当我正架着一挂压得死沉的重车顺坡往下溜，不好！只见迎面一辆空车猛奔而来，想必对方也是乱了方寸，刹不住车，显然，是他违反了轻车让重车的规矩，可事到临头，谁也躲闪不开了，眼看就要相撞，我担心我这连人带车上千斤碾过去，肯定要伤着对方，我自己也好不了；与其伤两个，不如伤一个！心一横，便立即使出吃奶的力气，扭转车辕，直朝大坝边上栽着一根电线杆子冲去。我心存侥幸，指望电线杆能把车子和车上的土保住。岂料……—霎时天旋地转，平车根本不听指挥，在电线杆上猛弹了一下，车子一颠，轮子一滑，竟然掉过头来，不是人拉车，而是车拉人600斤的黄土，150斤的平车拖上我不足百斤的身子骨，一个劲的往下哧溜，不知受了什么阻碍才不再移动了，反正等我睁开眼，望见的是大坝座了——原来是大坝半腰的一堆洋灰包救了我。
此刻，我惦记的是车子摔坏了没有？要是摔坏了，那就意味着又一场斗争会啊！如今，我可以坦然承认，哪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财产，不是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千万别上斗争会。
上帝保估！平车基本完好，这主要靠了前后左右里里外外全是土的缘故。
以上两次，只能算我死里逃生的小小的序幕。
小平车运土，土方量还是供不应求，“右派”们开动脑筋，献计献策，提出了铺设轻型钢轨，利用废弃的煤矿斗车，再在高处山腰新辟取土场，借自然坡度，重车滑行下，空车则由人力往上推。这一合理化建议很快被采纳了。运动的结果，居然比小平车翻了四番。
我被编在推车组。大组下面设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成员有副班长吴占一，还有战友段星灿。吴占一当过文化部长陈沂的秘书，后调创作室担任秘书，不久便调走了。反右开始，硬是将他揪回来“批斗”。据说，某大将坚决要拉陈沂下马，硬把陈划作’右派”。创作室主任想对陈沂反戈一击，于是，声嘶力竟，在吴占一身上做文章，整出什么致命的“材料”来，充当“炮弹”，拿去轰炸昨天的顶头上司。就这样，吴占一在劫难逃。批斗会上，主任给了吴占一一个封号：陈氏家丁。另一位积极分子干脆接着喊“家奴”。我在批斗会上忝陪末座。吴是个正派人，我是同情他的，可我已铁定是“右派”，哪有勇气“仗义”？又哪有资格“执言”？这一场所谓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有如地震海啸，一阵紧似一阵，诚如党报每日严厉警告的：谁想“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这天天气不好，下开了牛毛细雨。雨似油，粘粘乎乎的，我们三条汉子，却热气腾腾，都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儿。我们实在太忙太累太乏了，一趟接一趟，总也捞不着喘口气的机会。
我们推车组是固定组合，空车推上去后，必须立即从另一头跑步下来；等实车下来了，一辆一辆倒空斗子，并且敲打干净，又用扫帚呼啦一遍，务必不把剩土带了回去。当然，这一系列动作，都得争分夺秒，干净利索，一环扣一环，容不得思想开小差。在这种场合，人就是机器。无奈钢轨不够，没法铺复线，只有靠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弥补。跑！跑！跑！一个劲地将空空的斗车推上斜坡，进了取土场。
谁能料到，我们三个正埋头推车，离取土场大约只剩300米，没听见值班的吹响那尖锐的长长的哨音，重车却“自然化”了。以惊人的加速度冲下斜坡，5米、10米、20米……死神来也！到处是一片惊呼声。
段星灿在我左手边，吴占一在我右手边，我夹在当中，即便抬头，也给车挡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此时此刻，我们惊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纯属偶然，我们三个得救了。由于钢轨必须经过一段从高梁地里填筑起来的路基，整个路线是弧形的，就在这个拐弯处，段星灿大概是意外地和死神打了个照面，吓得“土遁”而去；车子突然间少了三分之一的推动力，不得不偏向一边，我还晕头转向，莫名其妙。幸亏吴占一眼尖，只听他大喊一声；“不好！公刘快跳！”立刻，我跟着也纵身一跃，尾随他之后，掉进了十几米探的高梁地，简直像“飞”一般，这当然并非绝技，仅只是本能而已。
这当口，但听得咣当咣当轰隆轰隆卡嚓卡嚓一连串骇人巨响，空车重车都倾覆了。它们一共8节，全扣倒在路的另一侧。
当我们出现在奔来救援的人们视线之内时，欢声雷动，大伙儿都替我们庆幸；狗日的，我们还准备开追悼会呢！可你们又不愿带这个头！
开追悼会？怎么开？悼词就没法写！同志？先生？反革命？
或者模仿判决书上的那个不明不白的“该犯”？那年头，人命本来就不值钱，何况还是“右派”呢！
这次脱险不多久，竟再次遇险。这一次，虽然吴占一不在场，但我要说，仍然是他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