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那里，党的领导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是他的一贯主张，他把“阶级斗争的弦”
绷得很紧，他经常担心党的绝对领导没有在一切方面巩固树立起来，加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越是胜利，阶级斗争越是激烈的论断的影响，在中共决策层也形成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的共识，毛泽东以特有的敏感关注着阶级斗争的动向，或者说搜索敌情。
毛泽东作为宏韬远略的军事家，时时记住把战争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1955年3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基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防范性考虑，他在总结高饶事件时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
这时，首先进入毛泽东视野的除了1955年4月被捕的潘汉年的案件以外，无疑就是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在1955年5月写道：“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这与十一年后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的思想是一贯的田。反胡风斗争的规模虽然不能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但当时确是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头等大事，大张旗鼓，家喻户晓，并且由此引发了一场自1955年7月1日展开的新的肃反运动（全称是“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一千二百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
与此同时，围绕着农村中的合作化问题和粮食问题，正进行着遍及党内党外上自领导下至群众的一场辩论。有些地方还发生死牲口等事件。毛泽东形容“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而到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已经以胜利的姿态总结说：
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送走了1955年，迎来了1956年。在批判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小脚女人”以后，农业合作化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极快的速度完成，印证了毛泽东“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的论断和从朝南农民运动以来对群众运动的信念。这时在“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推动下，在反对右倾保守的号召声中，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一夜完成，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一个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公布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1956年1月30日的发表；似乎都预示着一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阶段将要到来。全国仿佛都在一片热浪滚滚之中。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提出了斯大林问题。同年4月，毛泽东先后同米高扬、同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讲话，对此讲得更加明朗：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烧到自己头上来？
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田这个成绩为主、缺点错误次之的二分法，不仅指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而且适用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估计，它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指出，“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低估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特剃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联系到毛泽东曾经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就可以知道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时常在对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估计上相邻的。
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明确宣布要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治地位；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都没有丢，“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特别是1956年夏秋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关注和分析国内各样社会矛盾的同时，把许多思想、舆论和基层少数人闹事的动态，都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挫折和挑战这一背景上来认识了。
他说1956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我们现已知道毛泽东是不同意的。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毛泽东在那前后的讲话或文章里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从七十年代初他同爱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说“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这个观点恐怕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产生的。
个人崇拜——后来又改译为个人迷信，加以区别——问题的提出，还是那个苏共二十大。“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毛泽东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毛泽东批评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指出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和自由的问题在中国已经解决，并且不是在1957年而是早在1945年以前，在中央领导的解放区已经解决。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宣告：“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函毛泽东借用“大民主”这个词，提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概念，与“资产阶级大民主，相区别，前者泛指过去的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包括针对资产阶级的“五反”在内。“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捎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至于教授“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这话是在1956年11月15日说的，不是已经为半年后的反右派斗争勾勒出了蓝图的轮廓吗？
毛泽东自觉地作为无产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紧紧抓住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个纲，眼睛紧紧盯住了“扩大”了的资产阶级的动向。本来，在建国前夕他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同时，毛泽东又指出，资产阶级，地主、富农、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他说到“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步。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说到电影（武训传）中的一枝大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这话是1957年1月27日说的，前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整整一个月。
毛泽东这篇（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讲到定息问题时说，“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夺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一年以前，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曾经提出党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信任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一年之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到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时候，指出：“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仍然是在同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里，毛泽东讲到“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说，“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虽然没有定量分析的数据，但国内“许多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总是令人惴惴不安；“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因此，“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一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
毛泽东在1月27日说：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粱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这就是后来施之于反右派斗争的掌握斗争主动权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此时已经基本形成。毛泽东随后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3月12日作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前者同年6月在反右派斗争中发表，后者直到60年代才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公开发表，都对当时讲话作了“整理”或“补充”）。
毛泽东这时真如他自己说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