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华少年到落难才子
绍棠已经离开他固守的文坛一周年了。作为他年轻时最好的朋友，当他离我而去的时候，我麻木而伤感的心绪，使我无法拿笔去写祭悼他的文字。当时，向我约稿的报纸很多，但我都婉拒了。
所以如此，我觉得我的感情还需要沉淀。试想，两个已然结识了几十年并共同经历了历史上风风雨雨、晚年又产生了对生活不同认知的友人，该有多少令人沉醉、令人心酸、令人心悸的往事，它们一起涌入心扉，我是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冲击波的。
1997年3月12日清晨，我还在睡梦之中，妻子突然摇醒了我——她正要去上班，神色有些恍惚，像有什么心事欲言又止。经我追问，她才告诉我，刚才早上7点30分，作协陈建功打来电话；绍棠于午夜去世了。她安慰了我几句，便上班去了。我立刻披衣坐起，继而穿衣下地，抓起电话想向绍棠家里询问一些情况。但我很快又放下了电话，此时此刻，他家中一定乱成一团，都奔往宣武医院去了。
绍棠是由糖尿病而脑血栓，又由脑血栓而并发了肝脏病而离去的；而医治这些病症，宣武医院并非是最合适的选择——因而我推断又是出于绍棠的个性固执所致。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来自于他的早熟；从我结识绍棠那一天起，我就发现他的自信，是与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同步增长。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文学少年时的他，像一颗灿烂的星，升起在文苑星空，在一代文学新人中间，几乎无人能够与之媲美。我最早看见他的文章，是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小说《九月里，高梁红》（这并非他的处女作），之后，我陆续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他的小说《红花》、《青枝绿叶》，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和《人民文学》上读到他的《摆渡口》、《大青骡子》……他将运河的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撒进当时还比较单一的文学园地——我结识绍棠，可以说不是从他笔下的人物，而是从他字里行间的水草的芳香中，走进他的艺术境界的。
少年时，我在通县上过学，曾像一个赤子，在那些芦苇和蒲柳环绕的河边嬉戏而乐不思归；因而可以这么说，绍棠的作品，是唤醒我文学梦幻的第二个人（第一颗启明星是孙犁）。
在记忆中，我是在《新民报》副刊的一次集会上第一次见到绍棠的，我当时十九岁，而他当年只有十六岁。十六岁的他，坐在会议桌的前排，白净的脸上过早地戴上一副土黄色的眼镜，侃侃而谈地说了很多有关报纸副刊的特色问题。我腼腆地坐在后排座位上，静听着他的宏论，心里对他升起崇敬之余，深感自己的无知。
能不能这么说，绍棠是一个早熟的少年才子，上帝赐与他的先天文学秉赋，使他在年少时就已然超凡，以五十年代初期而言，把“鹤立鸡群”的文学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无任何过分之处。当时参加会议的青年作者不少，都没能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都被时间淘汰），而绍棠则给了我天之骄子的形象——这种深刻并使我为之动情的认知，成了我和他之间友谊的基石。
绍棠非常善饮，记得头一次与他在东单拐角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不少的白酒。酒后复童真，他纵论文苑形势，对当时文学领域里的公式化、概念化，表示出强烈的不满。绍棠认为中国写农村生活的作家中，只有孙犁与赵树理，各树一帜，各自成家；但是从文学感情张力而言，赵树理是无法与孙犁相提并论的。绍棠在那个年代，比我的思路宽阔多了，我当时只知道以笔为犁拼命地耕耘，没有他想得那么多。尽管我也不喜欢赵树理的作品，但他有自己的读者群体，记得我叔叔（四十年代的一位先锋派诗人），就非常偏爱赵树理的“土”。当然，这也可以看成绍棠的少年自负。
但是不管怎么说，历史验证了青少年时代的绍棠，是一个有见有识的作家，而非人云亦云的文人。如果把他的这些行为，解释成他的“不知天高地厚”（反右时对他批判的常用词汇），他也是有这种资本的，他在初中时写下的《青枝绿叶》，选入了高中语文教材中；而他当时正在潞河读高中，语文教师不得不请他亲自讲解这篇小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还有谁能有此殊荣？
我一直认为青少年时代的绍棠，是新中国文苑孕生的一个不凡奇迹。他性格外向，外向到无遭拦的程度；他读的杂书极多，谈起话来总是旁征博引。他的记忆力更使人惊愕，现实到解放大军中的将帅们的出身历史，远古到二十四史中的人物轶事。他都能从远逝的时间经纬中召之即来。为此，我每每与他对坐闲谈，常有聆听教益之感。如果我非要从我青年时代的记忆中，寻找一点他的不足，也许就是他的才赋使他有一点“非我者谁”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的形成，不是他有意显露，而完全出自于他的天赋本能。
始自1956年之后，有见地、有锋芒的青年作家作品的涌现，结束了绍棠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枝独秀于同时代作家群的局面，可以说那是一个群雄并起、文苑百花初绽各自风姿的开端。但是绍棠的思维是敏锐的，绍棠在这一段日子里，留下了后来成为他右派罪证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几点浅见》（此文为绍棠执笔，征求我的同意后，发表时也署上了我的名字）和《暮春夜灯下随笔》。他在《浅见》一文中，态度十分明确地赞美了王蒙的小说，他认为党的机构内部，确实有了霉斑，王蒙以其怨而不怒的笔锋，准确地捕捉到了生活的底蕴。
那时正是中国大地上大鸣大放时期，我们的心情正处在十分舒畅的时候，《北京文艺》的编辑周雁如女士，向我俩约鸣放文章。
绍棠写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我写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他和我的文章同时发表在该刊第五期。
其实我们并没有事先相约，但是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反右派的号角就在中国大地吹响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推理，他和我是密谋于密室的。当时的许多批判文章，就是这么白纸黑字见诸于报刊的——两个右派一唱一和，意在使资产阶级文艺在中国全面复辟。
“台风”过后天各一方我和绍棠划右之后，他到家乡运河滩上放牛，我辗转于各个劳改驿站，从事烧砖、挖煤、种田、园艺等劳动。虽然时代的手把我们分开了，但我与绍棠在别离期间，从未中断过各种联系。因为他的家住独门独院，我家居于大杂院内，他来看我不太方便，而我回京时去看他倒是可以避人耳目。
1969年，我去了山西，往返北京的次数少了，我和绍棠开始以通信沟通彼此的问候。我怕他为此受过，让他在信上不要写名字和住址，并不要保留我的信件，绍棠生性坦荡，每次来信都是厚厚的几张纸，信皮上仍然写着他的家庭地址，只是信尾没有绍棠二字，当然，一切的话，都是正面的叙说，只有我才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觅到一些他要表达的心绪。我在山西9年，每每转移到一个新的劳改队，与家信同时发出的一定是写给绍棠的信。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有一次我原妻张沪从山西劳改队回京探亲，返程时，火车的开车时间是午夜时分——当时已无公共汽车，但是绍棠坚持要与爱人曾彩美一同到车站送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寒冬之夜，彩美便用自行车驮着绍棠（绍棠不会骑车），硬是到火车站来为张沪送行。待他和彩美与张沪挥手告别，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这不是一般的朋友之情可以做得到的——因而我把绍棠视为我在文学界内重情重义的知己。1976年，山西文学界的段杏绵大姐以及胡正、李国涛等同志，把我从劳改队中要了出来；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文联主席郑怀礼，出于爱才之心，把我安置在地区文联工作。绍棠来信为我高兴，他在信中说：维熙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最底层生活，文学成果将会回报你承受的苦难。你要做好文学并喷前的准备，我坚信这一天对你会提前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