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除了前述两个右派小集团之外，《新湖南报》还划出了一批零散的右派分子。其中谌震、邹今铎、萧湘、周艾从、张志浩等人都是1955年的肃反对象。前面已经说过，在肃反运动中，《新湖甫报》立案审查的有十余人，他们有些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有些是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受了一年的冤屈。在整风运动中，他们把这冤屈说出来，求一个公道，于是就成了“攻击肃反运动”。而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凡“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于是他们就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在《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中，包括党外右派小集团中的钟叔河，有9人是肃反对象，中右分子中有两人是肃反对象。还有雷震寰，在《新湖南报》被列为肃反对象，肃反运动后调湖南工人报，由湖南省总工会划为右派。
我自己也是个没有集团归属的零散右派分子。也是从肃反对象这个身份顺理成章转为右派的。记得大约是9月14日，报社贴出了第一张骂我的大字报，标题就是《朱正大翻肃反案》。接着就是批判斗争等等一整套程序，不必细说．12月9日《新湖南报》第三版刊出了一篇我的“罪状”，倒是颇有保存和传布的价值，现在剪贴在下面：
《鲁迅传略》作者朱正
原来是一贯反共的小丑
本报讯
今年五六月间，本报文教部编辑朱正一反沉默的常态，在报社内部的座谈会上和省文联所召集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放出种种毒箭。他诬蔑党所倡导的“百家争鸣”是“百犬争吠”，咒骂报社领导同志“不学无术”、“空架子”、“官僚主义”、“瞎扯蛋”。
许多忠心耿耿，积极工作的党员，他都斥之为“专靠党员牌子吃饭”，并且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他特别欣赏右派分子杨继华所说的新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关系”，认为是代表自己说出了心里话，拿着四处传播。
本来，他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弗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
他曾经不顾事实，毫无根据地诬蔑肃反运动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决定惩办在前，搜集罪状在后”，是“罗织成罪”。整风开始以后，他更是借此大举进攻，整天不干工作，大做翻案文章，说是“要以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搞这件事”，对党“回敬一下”。他和肃反中受到审查的小集团的成员钟叔河等密谋，研究如何翻案，联合向党进攻。他拿着自己写的翻案文章，对别人说：“这是好文章，骂得淋漓痛快，一吐我心中的积怨！”可见他恨党之深了。这还不算。
他还要求把这反动翻案文章“在最近一期整风简报上全文登出”。
当领导上拒绝他的无理要求时，他要挟说，要把这份“意见书”送到街上油印铺子里去印，印好后到处散发。在写翻案文章时，他还要挟组织，要看自己的档案材料。
除了在报社内部兴风作浪以外，他还积极参加由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并受到魏猛克支持的“文学社”。他们企图联络文艺界的一批恶少，来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
由于家庭出身和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的影响，朱正从解放的一天起就咀咒新社会。后来，他对新社会的仇视发展到了更自觉的阶段。
1950年，他先后调到榔州群众报和原湖南工人报工作，就对两报负责人进行造谣攻击；8月调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以后，拉拢一些人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共宗派活动。企图搞垮整个广播电台党的领导。调到《新湖南报》工作后，他很快地就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党分子勾搭起来，组成小集团，进行反共活动。1955年肃反运动中，组织上不得不又一次对他进行了审查。
表面安静，内心仇恨，伺机而动，这就是他在肃反运动以后的情况。这期间，他用大部分精力去“研究鲁迅”。他说：“我以后要好好写点东西，出了名，别人要整我也就不那么容易？。”——这就是他的目标和口号。他还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研究创作，最好研究鲁迅的小说，总共只有十几篇。”意思是容易研究，也容易出名，而且，“……得一笔稿费，比我的薪水不知多好多倍！”他就是用这种龌龊的心思来“研究鲁迅”的。
他东剽西窃而写成的《鲁迅传略》经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他又得意忘形起来？，恬不知耻地自吹为“研究鲁迅的专家”，“同一辈鲁迅研究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实际上这个“专家”连鲁迅的著译都没有全部读完，更不必说研究了。他所热心“研读”的只是鲁迅逝世后目内外作家所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论文和回忆文字，以便从中偷窃一些东西。拆穿来看，他只是一个抄袭者，他的“杰作”《鲁迅传略》只是一件东抄西袭，拼拼凑凑的百衲衣。然而，朱正却以为自己又有了反共的资本了，便以“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去参加陈芜，刘祥等右派分子发起组织的反动文学社，并决定拿出一千元乘创办同人刊物，长期“干”下去。……但是这个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文人”是干不下去的，他的毒爪已经被捉住了。
这篇文章中，说我“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是确实的，不冤枉；我也确实应陈芜之邀去谈过搞个文学社的事。有些话，却必须加一点注解了，例如，说我“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是指巴金的著译，因为除此之外，不但那时以前，就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阅读过另外讲无政府主义的书，不知道为什么不直说巴金著译，而要说得如此含糊。还有含糊的哩，文章里还有“由于家庭出身”一句，什么出身呢？没有写。没有写，就留给了读者充分的想象的余地，当然不会往产业工人、贫雇农这个方向去想象，只会往地主、恶霸、资本家，买办这个方向去想象。我父亲看了这句话，很不舒服，说，要写家庭出身，就写明白什么出身嘛。他是有理由觉得不舒服的，后来四清运动中，四清工作组给他定的成份，是城市贫民。
五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后许久才知道，《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是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湖南省志》说：“当时《新湖南报》
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54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8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前引书，第233页）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作的预算：“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新湖南报》社的实际战绩超过毛的最高估计三倍多。不论就百分比来说，还是就绝对数字来说，《新湖南报》在当年全国各新闻单位中都居第一位。比被毛泽东两次撰文批判的头一张右派报纸《文汇报》，比章伯钧任社长、储安平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比全国第一家报纸《人民日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都要多。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据前引邓钧洪的文章说，“12人被送劳动教养，11人被监督劳动，其余均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的各种处分。……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只好流落街头，靠拖板车为生。”
我受到的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这是对右派分子处分最重的一级，这以上没有更重的处分了。想到这一点，我至今都感擞毛泽东的宽厚仁慈，他在7月间的青岛会议上表示，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政策，最多只要劳动教养就够了。假如他决定最重的也可以判处死刑，那我早就没有命了。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54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一些右派分子大闹翻案的时候，1979年全面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必定是不在人世了。前些年黄德瑜的儿子找到报社来，报社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
1960年，在长沙新生电机厂劳动教养的李长恭等人，一天加班到深夜，肚子饿，想把次日的早餐换成当天的夜餐提前吃，伙房说要请示司务长，李长恭就去敲司务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司务长大骂一顿，饭没有吃到，却被定性为企图利用粮食困难制造反革命暴乱，判了12年徒刑。跟在后面也想吃餐饭的周艾重判管制3年。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农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的党内右派小集团的一些人串连起来大搞翻案活动。他们多次集会，还出了几期报纸。这些翻案者中，像柏原和刘凤翔，认为《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完全弄错了，这54个人都应该平反。据刘凤翔告诉我，也有人认为只有党内右派小集团一案错了，应予平反，至于党外右派小集团即同人报集团，以及那些原是肃反对象的零散右派分子，是并没有划错了，不应平反。一些人不知趣跑去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遭到拒绝。
我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能给人以公道，不相信这翻案活动能够成功，因此，只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钟叔河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说，如果他们的翻案得手，在他们的平反大会上，必有一项“批斗真右派”的议程，又要把我们牵去斗争一次了。
当年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对反右派斗争很积极。他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间受到打击，此刻成了《新湖南报》右派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他甚至说：“支持不支持《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的正义行动，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只是他此刻的支持已不起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服，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
翻案者也付出了代价。蔡克诚被报社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抓去，在关押中忍受不了殴打凌辱，自杀身亡。
李均因翻案被判徒刑20年，关了4年多才改为免予刑事处分，放了出来。我的好友刘凤翔在1969年判徒刑15年，到1970年4月4日就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枪决了。到1985年他才获彻底平反昭雪，宣布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
此外，还有谌震、萧湘、钟叔河、蓝岗和我自己，先后被判了刑期长短不一的徒刑。
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政策文件，当年《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陆续宣布改正。包括判了死刑，判了徒刑的在内，没有一个没改正的；这些人一部分由报社收回，一部分收回后再介绍到别的文化教育机构去，继续从事专业工作。我就到了出版社，由编报改行为编书了。到1983年，也有几个人做了官：柏原作了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傅白芦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日报社长，李冰封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出版局长，张式军做了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其妻罗光裳做了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李均做了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杨德嘉做了省出版局副局长。只是年纪都老了，现已全部离职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