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果”可观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6月以后，反右派运动来势汹涌的巨浪冲激得总政文化部及创作室一片混乱，形成了失足失措的局面。文化部长陈沂已是作为重点在总政范围内接受批判的主要人物，陈其通担任总政文工团团长，忐忑不安地领导着文工团的反右运动。陈亚丁一度主持创作室的反右运动，每次开会，他作为主持人总是先表示自己有错误接受大家的批判，批判别人时也很少作为领导人发言，更很少参加创作室支部会议对运动开展的研究。鲁勤自己也在接受批判。创作室主任虞棘则被一些人认为是陈沂的山东帮重要谋士，尽管虞棘是创作室反右的主要主持人，看来也只是依当时的气候，查阅鸣放发言，尽可能打出个右派分子来。所以，创作室开始反右时，是乱了阵角的领导人在进行领导，支部也很少有过对室内人员排队研究或事先预定打出多少右派分子。我作为党支部组织委员，类似以上内容的支委会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几乎形成了谁有鸣放言论，甚至没有鸣放言论也要相互揭发的局面。最早“揪出来”的樊斌、吴占一等并不是创作室的编制内的成员。樊斌是昆明军区的成员，他从小在部队担任卫生员，他的新作《雪山英雄》在当时有很好的反应。因此参加了全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我是在这个会上才认识他的。以后留在创作室代管进行创作，我曾兼过创作室秘书，又是党支部组织委员，才与他有一些往来，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朴实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我记得樊斌参加过不多的几次会，其中也包括揭发和批判徐光耀和我的会议。他在创作室被打成右派，我没有参加过揭发和批判，但我知道只是由于他在鸣放会上讲过几句激烈的话，又被断章取义地加以发挥，颇为简单地就划为右派。吴占一被划为右派更加简单，他原是总政文化部的秘书，曾随总政副主任甘泗淇去参加苏联归还旅顺港的活动。听到过甘副主任讲了几句对驻旅顺、大连的苏联红军不瞒的话，回到北京向几个同志顺便讲过。就以反苏的罪名划为右派。
他们两人定为右派，依我的记忆，创作室支部大会和支委会都没有研究确定上报或正式表决过。如何就被划为右派的，我至今一无所知。而且，他们也很快就离开创作室。
创作室反右时期进行揭发批判是分两个组进行的。文学组是在虞棘、魏巍主持下进行，而美术组是在另处进行的。
文学组的反右运动，我是全过程都参加了。
在揭发和批判徐光耀和我的同时，公刘被批判了几次，定他为右派的“罪状”并不复杂，一是他在鸣放中攻击肃反，他确在鸣放会上发言对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提出过批评。这个会我参加了，但绝对不是攻击全国的“肃反”运动。二是他发表过的几首古体诗，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祖国。这是无法理喻的。三是对他过去历史的某些已经作过组织结论的问题旧事重提，很简单地定为右派。再一位是沈默君，对他的揭发批判会议开了三四次。
沈默君在鸣放会上没有发过盲，找不到他有什么攻击言论。依他平时的作风及品质，几乎众曰一致地认为他应魁为右派分子。只有我一个人不识趣地在会上发言表示这是反右派运动，他没有右派言论就不应该划为右派。依其作风划为环分子也不能划为右派。当然，他最后还是被定为右派分子。另一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是白桦。他是被召回京在创作室参加反右的。他正在积极揭发批判别人，昆明军区党委来电给总政治部揭发他在昆明军区的“罪行”，并要求划他为右派，经过总政批准了。所以，白桦划定为右派并不是创作室揭发出来的。
反右派运动初期，作协党组从6月6日陆续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至8月6日结束。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道。与作协党组扩大会同时，被认为与丁陈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也在被揭发和批判。在创作室的创作员中，徐光耀和我都是原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文学系的学员，陈企霞是系主任。徐光耀在建国后又曾在丁玲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学习。所以，我们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在军内的骨干”而被揭发和批判。徐光耀的”罪状”主要是替丁玲翻案，经济上支持陈企霞。这个罪名是毫无道理的。
关于替丁玲翻案，是指1956年作协党组曾写过一封公函，要求总政创作室党组织让徐光耀写一份丁玲在主持文学研究所时期被揭发的几个问题的看法和证明。我当时是组织委员，即将作协党组的信面交徐光耀，请他写一份材料。他当时表示没有必要写。我认为是作协党组的要求，又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来函，还是写的为宜。他查阅了他的日记后，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写了一份材料。
这怎么能认为是徐光耀恶毒攻击作协党组，蓄意为丁玲“翻案”呢？
而在经济上支援陈企霞，也和右派罪行丝毫不沾边。陈企霞在“肃反”中被隔离审查很久，1956年后或1957年初被解除隔离后，有同学来找到陈企霞，说陈企霞生活很困难需要帮助，这种帮助还不能被陈企霞知道，否则，陈不会接受。徐光耀相信了这位同学的话，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和情感，他又刚刚有些稿费，就支援给陈企霞几百元。这两条罪状就将徐光耀划为右派分子了。徐光耀1938年13岁时参加革命，长期在部队工作，为人朴实，自律很严，鸣放时，他正在农村深入生活，被调回京不久就被划为右派。以他的为人，品德和言行，划为右派，即使是创作室的几个少数处于整人位置的人也感到意外。
我与徐光耀属于“同案犯”。唯有一件事似应讲一下，即会上对我曾经“系统地恶毒攻击赫鲁晓夫”这一罪状，在被批判时，给我内心的震动超过了这个“罪状”的本身。创作室反右运动中后期，某作家批判我时说：我们对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也有意见，但是我们拥护苏联共产党，拥护赫鲁晓夫同志，你根本不同，你对苏共，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们党都有刻骨仇恨，你反党思想深入骨髓……尽管我和这位作家在调到创作室之前彼此并不认识，只知道他发表的一些作品，对他也有敬意。而他这个批判却使我按捺不住，当场和他抗争起来。以前，他对我毫无了解，依当时对干部的要求条件而论，我不是剥削家庭出身，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在部队一贯立功受奖，没有受过处分……说我对党刻骨仇恨、深入骨髓的根据何在？为什么在如此严酷的运动中如此恶毒地落井下石？若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我在鸣放中并没有反党言论，若是由于个人恩怨，我从来也没有得罪过他。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对赫鲁晓夫有意见是对苏共的拥护，我对赫鲁晓夫有意见就变成对苏共对党有刻骨仇恨？这种“理直气壮”的诡辩无非是他居于批判别人的位置，被批判的人只能低头认罪吧？当时我实在无法忍下去，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我至今以为写出这个细节并非插曲，并非个人恩怨。它反映出一些人在大风浪中的政治品德，骨梗在喉，不能不讲。
对我的定性有过反复。最初，创作室主持运动的几位同志并未都要把我划为右派，而是定为中右分子，给予留党查看两年的党内处分。但原总政文化部某副部长此前不久调到作协担任书记，他向总政治部谭政主任提出：黎白是丁陈反党集团在部队的重要骨干分子，必须划为右派分子。而担任总政纪委书记的联络部长张桢祥同志坚持不改变原来决定的处分，所以，我仍按原处分处理，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老实说，我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一旦被划为右派分子，几乎永世不得翻身。历史证明，凡是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如果还能幸存下来，也是经历了20年的非人生活啊！我几经反复，最后没有被定为右派分子，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所以，至今我极为感谢我并不认识的张桢祥同志。
到了1958年初，创作室反右运动告一段落时，在创作室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徐光耀、艾炎、公刘、何孔德、沈默君、白桦、樊斌、吴占一等八名。徐孔被调回原单位也被划为右派。被划为中右分子及受到处分的或处理的有寒风、黎白、林予、韩希梁、刘x、张祖武等六人。两类相加共19人，是创作室人员及代管人员的一半。另外19人中，丁毅、西虹、郭光或调出或因病未参加创作室的反右运动。胡可、蔺柳杞、史超等又受到反右不力的批评，虞棘属于被批判的对象，柳琪辉、复信荣是秘书，只参加运动或是记录。
郭良信、孙景瑞返回原单位。总政创作室的成员中，在反右派运动里没有挨整的就不多了。
反右派后期“整风第四阶段”的风波
1957年底，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初步告一段落，展开“整风”，要求每人写50张小字报，内容不限。有的同志“久经考验”，只写了一些“请不要在厕所乱扔手纸”，“请不要随地吐痰”之类的小宇报。有的同志“不知深浅”，还是写了一些有关对领导同志的意见等内容。寒风等二同志在他们写的50张小字报中有一篇“打油诗”，其中有“老xx没主见，跟着xx屁股后头转”的词句。寒风尽管在反右运动中因为不够积极受过批评，却还没有什么可称得上右派罪行的言论，这首打油诗却使他在劫难逃，终于被以算老账的方法，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于1958年下放到昆明军区所属部队。创作室主任虞棘早已未经改选就被剥夺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在整风中成为被连续揭发批判的重点。后因突然病变住进了医院，对他的批判也就不了了之。到了1958年5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及受了各种处分的创作员已先后离开了创作室，右派分子被正式开除军籍、党籍，分别送往劳改地点及管教单位，其他受不同处分的同志也都或下放或去农场或追回原单位。几位主持运动的及没有受到处分的同志有的返回原单位，有的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个别人分配到军分区。至此，创作室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了。
不久，创作室被总政撤销。
反右后所想到的
反右派运动毫无疑义地是一场“左”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他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到了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结论就完全推翻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
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又是如何估计、判断并作出结论的呢？他在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编入毛选第五卷，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文中写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舅；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
这个结论是讲在1957年，也就是说建国后的第八年。毛泽东所指的是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他们全都是依附于那五张皮上，几乎把所有的知识分子爱国爱党之心和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通通否定了。所以，毛泽东所讲的通过鸣放，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就不难理解了。很多人积极响应中央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满腔赤诚地投入鸣放，转眼之间成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有的人和风细语，没有说过一句过激的话，有的人甚至一句话没说，也被划成右派，就是不足为怪了。即使没被划为右派分子，也统统要进行思想改造，要彻底改变立场。基于如此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判断，即使没有反右派运动，他们在国家中的位置也是明明白白的。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位置被排列在“地富反坏右……”之后，被称之为“臭老九”，比历代封建王朝时代认为的“下九流”还要低下，也就“事出有因”，不足为奇了。
这种“左”的错误，对国家的文化事业，对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事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经过几十年，大家都有了切身的感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了“两个凡是”和“左”的错误，平反了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得到改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有很深远的历史根源，清除它的影响，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