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初期的中日关系
1. 战后初期日本人的对华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受到重大打击和严重削弱，社会主义力量迅速发展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美苏成为世界头号大国，它们之间从战时的盟友关系变成战后的敌对关系。
在共同敌人被消灭之后，出现这种对立是有其必然性的。但事态的发展却是两大阵营的对立采取了激烈对抗的形式。1946年3月，英国政治家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铁幕”演说，声称“在铁幕里的国家，除捷克以外，国民均受到警察国家的压迫，并实施反民主主义的统治。”
施嘉明编译：《战后日本政治外交简史——战败至越战》，［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5页。
“铁幕”一词从此成为世界通行的新名词。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极权体制”正削弱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危害着美国的安全”。这篇咨文表达的主张被称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和美苏两极冷战时代的开始。战后美国对日本占领的政策，也正是它实现上述目的的计划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美国改变对日政策之后，日本政府虽然有了较多的内政权，但从属于美国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处于无自主外交的状态。所以，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实际上就是美国占领当局的对华政策。麦克阿瑟坚决反共，对日本战争罪犯的追究很不彻底。一大部分在侵华战争及其他侵略战争中犯有严重罪行的日本人未经过任何惩罚，便走出了监狱大门，不仅恢复了公职、甚至堂而皇之地重归政坛，并相继成为日本政府的领导人。
日本战败并从中国撤退后，中国国内展开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是20世纪中叶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中国共产党军队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的一场长期战争，也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规模最大的内战之一。此次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并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则被赶往台湾。
当时日本舆论界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有：（1） 在日本战败、中国内战、美苏冷战的缝隙之间，如何认识本国的战败和中国的战胜以及在中日战争中侵略方的加害责任？（2） 不断比较衡量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政策能力及国民的支持率，观察中国内战的变化，判断国共的哪一方会掌握政权。（3） 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潮流中，如何对已经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定位。（4） 应该与无法确切把握其政权性质的新中国建立何种外交关系等等。对日本来说，中国问题是日本国内关于片面媾和还是全面媾和斗争的症结点，是决定日本复归国际社会之命运的问题。
战后，随着日本侨俘从中国大陆的撤退与遣返，在中国的实地调查人员失去了原来的环境而不得不更改研究题目甚至改变所属机构是指通过在中国当地进行各种的调查，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现状分析的地域研究型的研究者。主要的研究者有福武直、根岸佶、柏祐贤、内田智雄、村松祐次、清水盛光、桔朴等。，军事相关人员也因解除武装而失去职务，日本的古典中国学者在对其传统的中国观进行反思过程中开始发生转变当时由古典中国研究者提倡反省过去汉学的中国观、建立新中国观的特辑报道有《如何看待中国现状：支那学者的回答》，《世界》1949年8月。“支那通”因散布错误的对华认识、歪曲了中国形象而受到谴责当时主要的报道有，白石洁：《中国与中国人》，《革新》1946年4月；实藤惠秀：《送给中国知识分子》，《新中国》1946年3月等。，驻华记者遣返后则失去了实地采访的特权。
因此，在这一阶段，在日本的中国论坛居主流位置的是日共党员及其支持者所构成的中国研究人员，其多数系实地调查者或是驻地记者出身，代表人物有鹿地亘鹿地亘（1903—1982），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评论家。193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36年至1946年在中国，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负责对日本军的反战宣传工作。中西功中西功（1910—1973），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中国问题评论家，日共党员，曾任日本参议院议员。1929年入上海同文书院学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等组织，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著有《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现代中国政治》等书。、小松七郎小松七郎（1906—1984），日本社会活动家。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35年到中国东北任职于“满铁调查部”，1941年因反满抗日被关东军宪兵队逮捕入狱，1945年获释后组织日本民主联盟。1947年回国后重新加入日共。等人。他们通晓现代汉语，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斗争革命史观出发，依据毛泽东思想来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以解放军为主要对象的内战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认定中苏完全同质，并以此解说中国的国家形态，进而与日本的人民革命相联系，呼吁对华复交，反对片面媾和，展示了败给邻邦中国并度过占领时期的日本复归国际社会后的新的国家形象。主要特辑有《中国革命的发展：向新中国学习什么》，《潮流》1949年3月；《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影响》，《季刊中国研究》第11号，1950年1月等。
当时的中国，对日本的这一代人来说，既是沉重的，又是炙热的。在这部分人中，可以说存在以下三种意识，一种是他们的原罪意识，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恶的；一种是谢恩意识，感谢中国保存了他们的民族；还有一种是追求的意识，即以新中国为日本未来的榜样，是神圣的形象。这三种意识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
特别是在华日本人遣返回国以及国共内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的报道缺乏直接渠道，因此大量翻译转载了在中国现场采访的以美国人为主的欧美自由记者、报社特派员或特约记者所写的报道和新闻。这些文章在促使日本把一个传统的中国形象转变为巨大的新生国家的清新形象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信息渠道闭塞，无法从生活在当地的日本人那里直接获得信息，当时日本的综合杂志无法刊载以实际生活感受来评论现实中国动向的文章。人们宣传的中国形象局限于中国的公开文件及官方意识形态，明显带有引用中国公开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代表性著作来解释中国革命成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的倾向。这种党派思考型的认识路径可谓当时中国论的特征，体现出以强烈的理论化和过分的理想主义来描绘中国的色彩。亚洲最大共和国依靠本国力量成就了革命，“惨烈地战胜了”日本，在内战中打败了军事力量占优且得到美国大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这些事实导致了对中共潜在能力的过度期待。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和人心向背，也助长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印象。
岩村三千夫、中西功、鹿地亘、向坂逸郎向坂逸郎（1897—1985），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述甚丰。等人此间都写过很多盛赞新中国和毛泽东的文章。高山五郎高山五郎（1907—1999），日本外交评论家，著有《印度、巴基斯坦现代史》等。本名蜡山芳郎，笔名高山五郎。在《世界评论》1949年12月号上撰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把亚洲民族从一个软弱、无望的民族改变为充满信念且有实力的民族”，在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像》，［日］新曜社，2010年9月版，第107页。
“党派思考型”成员主要是被俘后以延安为中心结成反战同盟的日本兵以及日本劳农学校的学员。他们回国后写下了大量关于解放区中国革命的实况报道。有关延安反战同盟、劳农学校的具体情况，可参考日本《季刊现代史》（现代史会，第4号，1974年8月）、和田春树：《作为历史的野坂参三》（平凡社，1996年）、山极晃：《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延安报告〉与日本人解放联盟》（大月书店，2005年）等。此外，一些战时曾是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所等亚洲调查研究机构的成员，以及参加过社会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和共产党员等人士，也写过大量有关中国的评论。特别是1946年1月成立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中国研究所（首任所长为平野义太郎）的成员，他们在有关中国报道的投稿数量上保持绝对优势。该所成员多为日共党员及其支持者，其观点带有极为浓重的党派色彩。
有关中国研究所的沿革，可参考末广昭：《亚洲调查的源流——从满铁调查部到亚洲经济研究所》，《岩波讲座〈帝国〉日本的学知第6卷作为区域研究的亚洲》，岩波书店，2006年，第39—41页。
在国共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日本签订媾和条约期间，他们是日本评论中国的主要力量。
1951至1955年间，美苏冷战全面展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激化。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1） 以旧金山媾和为契机回归国际社会的日本，为避免成为“亚洲的孤儿”，如何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主要特集有《中国如何变动：综合了所有立场资料的全面探讨》，《中央公论》1952年2月。（2） 中国的社会主义化路线日渐清晰，并在台湾海峡进行了炮击。究竟能否与红色中国和平共处？主要特集有《自由之眼的讲述：朝鲜休战与敞开的中苏》，《改造》1953年临时增刊；《中共的性格与现状》，《日本及日本人》1954年9月。（3） 在中苏合作不断强化的对日和平攻势中，中国最终是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还是像铁托的南斯拉夫那样摆脱苏联？主要特集有《中苏的对日政策与日共的活动：日本报社调查部综合编辑》，《日本及日本人》1955年1月。
平贞藏平贞藏（1894—1978），日本社会思想家，法政大学教授。著有《满蒙移民问题》等。在《新中国与日本》（《改造》1949年1月号）一文中曾预言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形式上是联合政权，实质上是中共独裁政权。它没有借助苏联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政权，在这一点上和南斯拉夫很相似。特别是围绕满洲统治权和权益问题，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经济资源的方面看，都是重要的必争之地。正因为如此，中苏两国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起中国对苏联的不信任，有招致中苏关系破裂之虞。”
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像》，［日］新曜社，2010年9月版，第107页。
这一时期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出于“亚洲连带”意识，积极响应中国发出的民族独立与和平共处的信息。他们主张：通过为美军提供基地而间接插手于亚洲热战的日本，应该在不受共产主义干扰的前提下从日美安保体制中摆脱出来，实现真正的独立，同时要承担起侵略的加害责任，避免被亚洲孤立，实现理想的永久和平。他们认为，这一“中立”路线才是实现体制内改革的现实途径。
但是，警惕共产主义以及中日邦交“慎重论”者则认为，中苏的和平共处论是旨在孤立美国的和平攻势，日本必须顾及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立场，不可破坏自由主义阵营的团结。对中国国内推行的社会主义路线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是压制人权的运动，给知识分子带来痛苦。当时积极评价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报道有，竹内好《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关于其学习运动》（《改造》1951年7月）、贝塚茂树《古代中国与新中国》（《改造》1953年8月）。对其进行批判性评价的有，波多野乾一《中国知识阶级的命运：被置于严峻的改造过程之中》（《改造》1952年11月）等。
2. 日本侨俘遣返问题
日本投降伊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阐述了对日基本政策，说：“我们中国人民在最黑暗和最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忍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要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185页。
蒋介石的这篇讲话成为后来相沿作为“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