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7日，外务省美国局参事官提交的政府文件《日本的中国政策》也明确指出：
“（1）长期目标
……日美的中国政策，在将台湾留在自由世界且扩大与中共交流的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然而完全不同的是，美国与中共尖锐对立，国府在美国的军事庇护下，日本根据内外情况，不能采取刺激中共的行动，对国府也没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日本对中国政策不得不采取低姿态，这是今后应该进一步与美方协商的基本问题。
（2）当前对策
① 在联合国大会上，即使是弃权，也要事前和美方协调立场；
② 谋求与中共扩大人事交流、接触面（要事前通报美国）。”美国局参事官：《日本的中国政策》，1961年3月17日，《日本中共关系杂集》第4卷，［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A’0356。
由此可见，池田的“对华自主”，不仅贸易上要对美“协调”，政治上更是紧密“追随”美国的大政方针。
2．“推动中日贸易论”的界限
池田推进对华外交的空间有限，政治上必须与美国保持“一致”，而其“自主”的追求主要体现在贸易方面，即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
1960年7月，池田组阁后，表示了与愿与中国“大力发展文化、经济交流”的意愿。8月27日，周恩来与来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的会谈中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并且重申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要阻碍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周恩来递交的铃木一雄与周恩来会谈记录（包括8月27日的贸易三原则）》，1960年9月10日。11月15日，中日有关公司签署了重开贸易的第一号合同，中止了两年半的中日贸易以“友好贸易”的形式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石川忠雄、中岛岭雄、池井优编：《战后史料中日关系》，［日］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259—260页。
1960年12月19日，池田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发言中进一步明确指出：
“关于政府间的贸易协定，若以承认中共的形式进行，我现在还没有下决心这样做。然而，只要不是正式恢复外交关系，而是具体加强贸易，或按照国际惯例那样，即使不承认该国，也可以在特定的有关领域，如邮政、气象等方面进行协商，我是赞成的。问题是如果不涉及是否承认中共的问题，我想促进两国间的对话还是可以的。在贸易上，我还是希望中日之间以积累的方式进行。”第37届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录第3号，1960年12月19日，［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
日中经济协会编：《中日备忘录11年》，［日］日中经济协会，1975年版，第39页。
1961年1月30日，池田在第38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关于促进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关系，尤其是改善中日关系极其重要。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推动贸易发展，是我国欢迎的，向这个方向努力，是我们本年度的一个课题。”第38届国会众议院大会会议录第3号，1961年1月30日，［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同年4月10日，池田下令撤销了易货贸易制度，促使1961年中日贸易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还多。1962年春，池田对其好友、著名的实业家冈崎嘉平太表示：“有没有更为周全的大规模贸易方式？希望好好想想。”同年5月，池田亲任议长，主持召开了最高出口会议，决定中日贸易以延期付款的方式支付。6月底，冈崎拟定了一个扩大中日贸易的新方案，即所谓的“冈崎构想”。该构想得到了池田的认可，成为其后“LT贸易”的基本框架。全文内容如下：
“为了使今后的中日贸易步入正常轨道并逐渐扩大，当前与中方可按如下初步方案所示的方式进行交涉。
（1）当前向中国出口其最希望要的硫酸铵等化肥、农药（根据情况也可以是钢材），而从中国进口其容易生产出的大豆、水银、炼铁用煤炭、铁矿石、中药等。进口可采用2到3年的延期付款。
（2）日本进出口银行对日方出口单位进行融资。
（3）为了日方进出口交易以及必要场合下进行价格调整，组成一个集团，在这个集团名义下与中国进行交易（不限于所谓的友好商社）。中方也以这个集团为交易对象。
（4）进出口价格原则上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即FOB来定。但必要的场合下，可采取不同的价格，集团内就进出口物资进行调整。
（5）以延期付款进口的物资，这个集团在日本国内销售后可以作为出口货款或用来与进出口银行进行结算。
（6）日方集团的代表与中方公司之间以书面形式就此方式签订合同。日方以松村谦三为合同保证人。
这个初步方案成功的话，仿效此案扩大两国贸易，日方一般的商社、厂家加入，打开过去这种僵化的局面。”《冈崎构想》，1962年6月，［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CD号16，编号045981。
1962年9月7日，在收到中方的邀请函后，池田对松村谦三说：“我的立场上是必须面向美国。因此，松村君，你能不能成为我面向中国的另一副面孔。中国方面的事，都委托你了！”9月14—19日，松村代表团访华，双方就签署贸易协定达成共识。松村在回忆池田时说：“我以个人身份去中国的时候不多。现在说来，这绝对不只是按我个人的想法去做的。所有事情都事前和池田总理商量了，如‘请谈到这个程度’、‘希望不要深入到那个问题以上’一样，一切都是事前协商后访问中国的。”应该说，松村很好地扮演了池田的“传声筒”或“另一个面孔”的角色。11月9日，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分别代表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即“LT贸易协定”。12月27日，中日双方贸易团体又签署了“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LT贸易”与“友好贸易”成为推动中日贸易发展的“两个车轮”。1963年8月，池田又顶住台湾和国内反对势力的压力，批准了仓敷公司使用进出口银行资金，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这成为战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例。
古川万太郎著：《中日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204页。
松村谦三：《让人惋惜的池田君》，《怀念池田勇人先生》，［日］创巳堂，1967年版，第20页。
1964年1月，中法建交。同年4月，松村访华，双方决定互设常驻机构；9月，中日互派了常驻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双方第一次互设常驻机构和互派记者，建立了“半官半民”的沟通渠道。
池田调整日本政府政策，积极推进对华贸易，除了经济现实主义的考虑之外，也是缓和国内政治对立的有效手段，还有着“了解中国”、“教育中国”以及“离间中苏”的政治企图。
首先，经济利益是“推动中日贸易论”的原动力。中日重开经贸合作，可以说是池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自然延伸。池田执政后，打出了“宽容与忍耐”和“低姿态”的口号，旨在将国民的目光逐渐由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安保斗争引向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经济领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是池田内阁提出的基本的政策运营方针。为了扩大出口，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均衡，在美国、欧洲和东南亚三个海外市场需求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自然成为池田和日本商界眼中颇具魅力的市场。
当然，在池田看来，比起现下规模有限的贸易，无疑是要着眼于未来的中国。1962年10月6日，池田在与记者会谈时表示：
“不应过高评价‘对中国的贸易’，松村访华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想着昔日的大陆贸易，‘再做一次梦’是不可能的。与中共的贸易额，最高时是五年前的6千万美元。今后即使再努力，也不会达到这个程度。而且，中共方面想从日本购买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日本从中共购买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呢？……从经济方面来看，为何只对中共采取延期付款的措施呢？只是，要预先考虑到中共贸易的将来。”［日］《朝日新闻》，1962年10月6日晚报，第1版。
与西欧国家竞争中国市场，也是池田积极主张“推动中日贸易”的一个主要动机。随着英、法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与西欧国家的贸易不断攀升。日本经济界对大陆市场会不会被欧洲国家夺去，十分焦虑。池田接受了友好商社和业界有关团体的建议，决定对华贸易实行延期付款方式，与“欧洲站齐”为原则，推动对华贸易。
吉村克己：《池田政权1575天》，［日］行政问题研究所，1985年版，第191页。
其次，推动对华贸易也是弥合日本国内政治分歧的现实手段。由于安保斗争，日本政界保守与革新势力对立，保守政党内也发生了分裂。知识分子阶层也离开保守政党，受其影响，国民也发生动摇。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积极主张恢复中日邦交，中国问题也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主要争论点。奉行“低姿态”的池田，为了摆脱安保斗争后遗症，对内恢复国会的正常运转，巩固民主政治，对外开展“经济外交”，以促进“倍增计划”的实现，于是，恢复与扩大对华贸易成为这一阶段“一举两得”的现实选择。
同上书，第31页。
第三，通过贸易渠道，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而促进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1958年中日关系中断后，日本政府深感有关中国大陆以及新中国对日政策方面的信息严重不足。1962年11月，池田在访欧时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会谈时曾说：“作为日本，政治上的问题是另外一码事，为了清楚地了解中共的实情，想在经济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交流。这样美国也许不大欢迎，可是这与法律上承认中国不是一回事。”继而，池田在与法国外长德姆维尔的会见中，深入探讨了亚洲问题。他认为中印边境冲突“不会进一步发展为重大事件”，不应把中国视为直接的威胁，“日本为了了解中共的实情，制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与其说经济上，实际是考虑在政治层面促进一点贸易活动。”④池田明确表示了推进对华贸易的政治意图。
④欧亚局：《池田总理访欧之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谈要旨》，1962年11月，［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A’0363。
同时，池田欲借助中日贸易渠道，进一步拉上美国共同改善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关系。1963年池田在与肯尼迪举行首脑会谈时，曾向美方提议通过中美互派记者来改善两国关系，日方愿当中间人。当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但是池田并没有就此断念。翌年4月松村访华时，池田私下嘱托他，希望和周恩来谈一下中美交换记者的事。然而，周恩来对此极其消极，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回答：“这次就谈中日之间的记者交换吧。”从中可以看出池田重视贸易活动的政治效果，但没有跳出承认国民政府的政治局限。
古川万太郎：《中日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217—218页。
Tokyo to SecState， 942， Sep. 23， 1963， Box 3958， SNF 1963， RG 59， NACP.
伊藤昌哉：《池田勇人的生与死》，［日］至诚堂，1966年版，第175页。
第四，“教化中国”、“离间中苏”也是池田对华开展经贸活动的一个政治目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总路线等左倾政策的错误指导下，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于是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外则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的外交方针，增进与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友谊与合作。1963年9月，池田对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表示，贸易是教给中国当今世界现实的最好手段，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由主义世界对中国的贸易战略。1964年4月，池田对到访的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再次强调：“应该与中共进行贸易。必须通过贸易告诉中国民众自由经济的优越性。”同月10日，池田对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就日本的“示范或教化作用”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池田的主张，可以说也是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吉田茂的对华进行“逆渗透”的思想。他说：
“汉族是经济观念很强的民族，将来他们会逐渐清楚民主主义要比共产主义好。因此，日本与中共进行贸易，有教育性的意义。美国也应理解这种想法，而且基于世界领袖的立场来看，若是实行过于排他性的政策，就不好办了。”
美国局北美科：《池田总理会见尼克松前副总统记录》，1964年4月10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A’0401。
“离间中苏”是池田推进对华贸易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战略目的。进入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动摇。深信“经济可以成为外交武器”的池田，不仅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而且将对华贸易赋予了国际政治的含义。池田1962年11月访欧时，在与德国总理阿登纳的会谈中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