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敷人造化纤公司总经理大原总一郎在美国封锁中国的政策下，面对来自美国、台湾和日本亲台势力的压力，敢于挺身而出，坚持推动维尼纶成套设备出口中国，这种信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省和对中国人民补偿、赎罪的认识。
大原总一郎（1909—1968），1909年7月出生于冈山县仓敷市，1932年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回乡工作。29岁出任仓敷绢织公司总经理，1949年该公司更名为仓敷人造化纤公司。1958年1月，侯德榜率领的中国化学工业考察团赴日参观仓敷人造化纤公司的工厂后表示，想进口日本的维尼纶成套设备，那样的话，就用维尼纶制造衣料，可以相应减少棉花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以解决中国面临的粮食不足问题。这话深深打动了大原的心。就对华出口成套设备，大原认为：当年蒋介石总统引用‘以德报怨’的话，表明不追究日本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偿。这种态度，不仅仅是给我，也给许多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虽然也期待或希望现在的中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态度，但对这样宽宏大量的态度，我们深感愧疚。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甚至难以抬得起头。这些我们不可忘记。
……我们感到，为了赎罪，必须对那些努力忘记过去仇恨的人们做点什么，这不是当然的事情吗？至少我认为应该这么做。
……日产30吨维尼纶，对于中国6亿5千万人口来说，不过是仅仅一年能为每个人提供0.017公斤化纤。然而，我的愿望无非是，对于缺少衣料的中国大众，哪怕能为日常生活换取些许粮食，也算是替过去的日本人，对因侵略战争造成巨大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的中国人民，进行某种程度的补偿。正当双方准备就此商谈时，同年5月发生“长崎国旗事件”，交涉随即中断。1960年池田上台后，虽表明了欲促进中日贸易的态度，然而面对美国消极、警惕的态度，以及日本国内亲台势力和台湾方面的反对，具体采取何种措施，池田还是比较谨慎。大原也很清楚，特别是成套设备出口在性质上不同于普通商品，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技术出口，也需要长期延期付款的条件，即国家低息资金的支持。因此，可以说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出口，面临重重困难。
大原总一郎：《对中成套设备出口》，《大原总一郎随想全集4》，［日］福武书店，1981年版，第174—176页。
为此，大原利用私人关系，先后拜访了前首相吉田茂和慎重派代表佐藤荣作，征询了有关意见。然后，于1962年9月，大原派遣副总经理丰岛武治等人赴华开始交涉，结果因双方提出的条件差距悬殊而告终。同月27日，大原专程赴美参加了第一届日美民间会议，就对华出口成套设备问题与美方人士交换了意见。同年10月，大原再次派遣丰岛武治和董事赤星通次郎参加了赴华准备缔结“LT贸易协定”的高碕达之助代表团，继续就成套设备出口问题与中方进行协商，经过艰难的谈判，双方达成初步协议。
1962年11月，大原等池田首相访欧回国后，亲自向他汇报了成套设备出口的交涉情况。而且，大原又拜见了吉田茂和佐藤荣作，还拜访了通产大臣福田一、大藏大臣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经济企划厅长官宫泽喜一、官房长官黑金泰美以及有关负责官员等，要求政府批准对华出口成套设备。有的大臣，大原拜访了一回，有的甚至是两三回。虽然扩大对华贸易的大方针已经确定，可是真正要具体付诸实施，却成了异乎寻常的难题。在内外环境的制约下，自民党政府中的相关人士态度微妙、表述暧昧，无人愿意主动承担责任而批准对华出口。在长时间的等待中，大原有时感到近乎绝望，他对身边的亲信曾说：“看来成套设备出口还是不行啊！”然而，大原面对商业风险，以及政治上的压力和阻力，还是坚持不懈，因为有一种精神在鼓舞着他。他在等待政府批准出口的时候，就自己的立场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话题转换到另一个时代，奈良的唐昭提寺有盲人鉴真和尚的坐像。每次看到这个坐像，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当年鉴真不顾双眼失明，不畏艰险，前后6次东渡，终于将佛教的戒律传播到我国。这个故事不仅仅是鉴真和尚一个人的事迹，也是大陆民族经年累月赐予我国的、所有伟大的文化瑰宝的象征。我们如今要在中国筹建聚乙烯醇和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工作，很遗憾，这与鉴真和尚那样奉献生命的贡献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大岛清：《大原总一郎与中国》，《世界》，1972年3月，第236页。
大原总一郎：《对中成套设备出口》，《大原总一郎随想全集4》，［日］福武书店，1981年版，第175—176页。
1963年1月14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建议下，大原还拜会了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赖肖尔说：“如果是巴统限制之外的贸易，相信日本政府的常识，美国政府无意进行干涉。”而且，大原让负责对外联络的常务阿部守忠，会见了到访日本的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征求了英国方面的意见。同年5月17日，大原派出以常务董事矢吹修为团长的第三次代表团赴北京商谈，经过数十天的谈判，终于签订了正式的契约。大原就此表示，“到最终达成谅解，相互间显示的善意和忍耐精神，值得特别铭记。”
同上书，第171—173页。
然而，有人责难利息4.5%的契约条件是援助共产主义，也有人指责出口成套设备是为中共军队提供军服布料的军事援助。岸信介、贺屋兴宣等为中心的亲台派坚决反对，而且，有的右翼分子还打电话或寄信威胁大原。最终，在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各界人士的支持下，8月23日，池田内阁批准了通过进出口银行融资出口成套设备。这是战后日本对华出口的第一套成套设备，也是中日建交前唯一的一套。此后，因佐藤固执坚持“吉田书简”，两国关系恶化，中方与日纺、日立等公司的出口契约被废除，其他40件有关成套设备的出口谈判亦无果而终。
2．稻山嘉宽的贸易和平论
中国在二战前就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之一。在战后东西对立的特殊时代，日本经济界在开拓美国、东南亚市场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相邻的中国大陆。号称日本“钢铁天皇”的稻山嘉宽，可以说是日本财界“正统派”中最早开展对华接触的一位重要人物。
稻山嘉宽（1904—1987）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1928年进入八幡钢铁厂工作，1950年出任该厂常务董事，1962年升任董事长、总经理，1980年到1986年担任日本经团联会长。
稻山第一次访华是在1958年2月。在日本，在那个同“共产圈”国家接触被视为异端的年代，稻山作为对业界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钢铁业巨头，之所以毅然迈出访华的重要一步，一是1956年中方已经通过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铃木一雄邀请其来访，可当时他并没有出访中国的想法。然而，从1957年初以来，日本国际收支恶化，经济陷入不景气的状况。面对疲软的西方国际市场，调整贸易结构，寻求同中国扩大贸易，似乎成了日本走出衰退趋势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稻山就其访华的目的曾明确表示：“难道没有摆脱不景气的途径了吗？多方考虑后，认为需要扩大出口，其中中国这个新市场令人瞩目，要设法向中国出口钢铁。当前摆脱不景气的一个对策，是稳定钢铁的销售价格。这两个构想的其中一环就是，下决心访问中国。”
稻山嘉宽著：《我的钢铁昭和史》，［日］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版，第103页。
就中日贸易的内容和形式，稻山在谈判中也讲得很清楚。他指出：“据说你们中国有资源，但是，资源没开采出来就没有价值。你们开采资源出口给我们，我们使用资源制造钢铁，然后出口（给你们）。我认为这是真正的交换、贸易。”
同上书，第106页。
正好是一年前的1957年2月，稻山访美时，会见了美国总统顾问谢尔曼·亚当斯，他的“钢铁与和平”论深深地触动了稻山。亚当斯说：“我们必须要消除世界上的贫穷，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日本是美国的盟友，请予以合作，不断地生产钢铁，促进经济发展，以消除世界贫困。”1958年2月，刚刚访朝归国的周恩来会见稻山时也表明：“战争再不会打了。战争是破坏生产，和平是创造财富。我们自己现在从朝鲜撤兵了。朝鲜的钢铁厂，由于战争遭到破坏，如今沐浴着和平的阳光，正干劲十足地恢复生产。我们必须创造世界和平。包括美国，因为美国很强大，你们也受了欺负吧。但是，美国是世界上最诚实的国家，就是有些任性。”归国后，稻山作为国会参考人，出席了当年7月2日的众议院工商委员会，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总之，我认为，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本身非常重要，同时，如上所述的那样，这事关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大而言之亦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我们不允许徒然静观，对此必须深思熟虑。”
［日］第29届国会众议院工商委员会会议录第7号，1958年7月2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
名和太郎：《稻山嘉宽评传》，［日］国际商业出版株式会社，1976年版，第263页。
同上书，第102页。
正是基于发展钢铁贸易，促进中日关系以及地区和平的想法，1958年2月26日，日方以稻山为代表，通过与周恩来直接会谈，最终与中国公司缔结了一项钢铁长期易货贸易。协议规定由中方出口铁砂和煤为主的矿产品，日本出口各种钢材，从1958年到1962年的5年间，交易金额为1亿英镑。长期钢铁协议的签订，本身标志着中日贸易的一个新发展。然而，由于长崎国旗事件的干扰，钢铁协定终于未能履行。稻山认为“再过十年，一切都会改变的”，提议钢铁协定“不叫废弃，而是停止”，以便将来形势变化，重新再开。
1962年5月，池田内阁时，稻山升任八幡钢铁厂总经理后，遂向外务省事务次官武内龙二提出申请，要求使用延期付款重开中日钢铁贸易。7月31日，外务省审议官岛重信主持会议讨论决定，“不同意稻山通过铃木一雄（日中贸易促进会）和中共进行商谈，但如果冈崎（松村）构想近来能够落实的话，希望将稻山总经理的申请纳入冈崎构想付诸实施。”于是，中日之间虽没有单独重开钢铁交易，但LT贸易中将钢铁列为重要的交易项目。1964年中日双方分别在东京和北京互设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孙平化出任首席代表。据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回忆，“其间同稻山先生常有接触。当时他已身居八幡钢铁厂总经理的要职，对中国的客人依然十分热情，平易近人，我们有事求见，有求必应，并可登堂入室。那时不比现在，我们作为中国的一般民间常驻机构代表，想接触日本财界巨头并非易事。”
中国科、东西通商科：《关于中日贸易》，1962年7月31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CD号16，编号045982。
孙平化：《惊闻稻山嘉宽先生故去》，“稻山嘉宽回忆录”编辑委员会编《稻山嘉宽回忆录》，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673页。
在中日复交前的1972年8月，稻山作为中国亚洲贸易结构研究中心访华团团长访问北京，当即同意接受中国钢铁技术考察团访日，日方进行技术合作，以支援中国武汉钢铁厂的建设。1973年9月，中日双方正式签订合同，新日本制铁和川崎制铁两家为合作单位。不料同年11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物价暴涨，川崎制铁因考虑到不合算而取消了合同。新日铁内部也几乎一致反对正式订货，但是稻山下定决心，坚持履行合同。他说：“中国是信守承诺的国家。一旦签订合同，不能因为我方的原因就取消。若因为眼前的赤字，造成与伟大的邻国不睦，就不是为了日本经济的将来。从战前到战后，中国向日本提供了铁矿石、煤炭等重要的原料，日本钢铁业才有了今天的繁荣，现在正是回报的时候。”
名和太郎著：《稻山嘉宽评传》，［日］国际商业出版株式会社，1976年版，第114页。
稻山遵照合同，出口相关设备，接受中方技术研修人员，结果造成高达30亿日元的赤字，公司内批评声迭起，称这次交易为“缺乏经济观念的买卖”。就此，中国合作部长水田的一番话，也应该反映了稻山本人的认识。水田表示：“眼前是30亿日元赤字，但将来，投产指导费、技术提供等预计将会是黑字。稻山会长看问题的视野，比常人要开阔得多，考虑的是将来的将来的买卖。新日铁赤字的事，中方非常清楚。因此中方对我公司非常信赖，总之对我们信守约定评价很高。这样，不难想象，将来会相当程度上促进中日贸易吧。”
同上书，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