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日本兵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兵不仅曾经被阎锡山收编，东北的几万日本兵还被解放军收编。只是，这段历史鲜为人知。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即决定各解放区部队全面出击，迅速扩大解放区。冀东军区李运昌部队和山东军区万毅部队奉命进军东北。1945年9月5日，冀东第16分区曾克林部率先进入沈阳，开始扩充部队，搜集武器。短短几天便收编了万余人，获得了大批日军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
日本军官中村义光等近百人原在中国伪满洲国的吉林省朝阳川警备队驻地服役，苏联军队攻入东北后，他们随日本开拓团东躲西藏。苏联军队撤回苏联国内，八路军渐渐逼近，他们最后决定参加解放军。
参加八路军以后，他们不但没有被歧视，而且作为“同志”受到平等待遇。有特殊技能的人，如医师、飞行员、炮兵等，还可以享受特殊的士官待遇。后来八路军占领东北以后，中村所属的部队被改编成解放军第47军。当时在47军中有300名日本人，而在整个第四野战军中，大约有4000名日本籍官兵。
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确实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估计有3.2万人左右。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技术队伍。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曾任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的林弥一郎在回忆录《我和中国》中说：他原是日本飞行部队的飞行员和教官，具有一定的飞机操纵和作战技术。八·一五东北光复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被苏军解除武装，全体人员被送进了俘虏收容所。解放军认为他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从而把日本战俘当作朋友对待，优待他们，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争取他们帮助训练我军的飞行人员。
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在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该部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在日方人员的帮助下，东北航空学校于1946年成立。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林弥一郎总共培养、训练了160名中国飞行员，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出自这里。
留在东北的日本青年还报名参军参战，屡立战功者大有人在。仅人民解放军41军中就有88名日本人，有的是机关枪手，有的是抬担架的队员。他们当中最多的是医护人员，时值解放战争，急需医护人员，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留在四野，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周年时，天兰线提前八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参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改造工程。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吉冈宽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周恩来1956年6月28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也有很多。”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二吉田内阁的对华政策与吉田茂的中国观
1. 旧金山对日媾和与“吉田书简”
1947年7月11日，美国向中、苏、英、法、印、澳、新、荷、加等14国发出照会，提议远东委员会全体委员国的代表于8月19日在旧金山或华盛顿召开准备对日和约会议。为了便于操纵这次会议，美国又提出对日和约应由对日作战的11国共同起草，而不是由中、苏、美、英四个主要国家负责，并建议表决时取消四大国一致的原则，改为由出席会议的2/3多数票表决。对美国提出的上述建议，苏联代表表示坚决反对，主张由中、苏、美、英四国协商召开外长会议，以准备对日和约草案，并坚持四大国一致的原则。由于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协议，缔结对日和约的问题就拖延下来，有关媾和问题的交涉，到1947年底就这样不了了之。
“早期媾和”流产以后，以美苏为首的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日趋激化，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围绕片面媾和还是全面媾和之争也就更加不可调和。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片面媾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而更激发了中国、苏联、亚洲各国及日本人民为反对片面媾和、争取全面媾和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可以说，媾和方式之争，一直贯穿于对日媾和的始终。
1947年底至1948年初，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和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灭亡的局面基本形成。这样，美国原来企图扶植和利用国民党政府作为它在亚洲称霸反苏的工具的计划也就落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逐步地改变了对日占领改策，由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变为扶植日本经济自立的方针。美国将日本视为对抗苏联和中国的战略据点，对日媾和政策也改为“非惩罚性”方针，推行所谓“事实上的媾和”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大力推行经济自立政策，一方面放宽对日本的占领管理，将行政权逐步移交日本政府。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1950年美军侵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加速了扶植日本为侵朝战争基地的步伐。
日本政府在媾和筹备过程中，虽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但随着美国冷战政策和“遏制”政策向亚洲的扩大，日本政府的态度由形式上不排除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全面媾和，转向即使中苏两国不参加也要缔结和约的单独媾和（多数媾和）。吉田茂认为，要想在冷战下通过全面媾和来调和东西两个阵营的关系，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论，如作为对外政策加以实施，必无果而终，只会招致使美军占领延长而推迟日本独立这个最为不利的结局。
吉田茂：《世界和日本》，［日］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第154页。
并且，从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日本除了与政治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保持高度的一致以外，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其他的选择。
猪木正道：《评传吉田茂4——山巅卷》，［日］筑摩书房，1995年版，第332页。
在吉田茂的这个结论背后，潜藏着这样的对美观，即通过部分媾和，日本可就此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一员，并使日美关系更上一个台阶，而只有日美之间的紧密连带，才是最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
1950年2月13日，吉田茂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答辩时说，“全面媾和是自明之理，全面媾和是当然之事，所以我在施政演说也提出了媾和就是全面媾和的希望。但这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日本外务省外务局政务科编：《国会的媾和论议》，外务省1951年刊行，第595页。同年7月18日，他又在参议院会议上说，“全面媾和是我们所期望的，但由于客观形势不允许，所以单独媾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苏联、中国不愿意与我日本国进入和平关系，我们不能做强迫人家的事情。”
同上书，第596页。
吉田茂推卸责任的态度，引起国内在野党和进步民主势力的不满，日本知识界也开展了反对单独媾和的和平运动。在日本城市和农村广泛开展了“希望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的签名运动，征得了500万人的签名，签名人数占15岁以上人口的约10％。
但是，日本人民的斗争未能阻止日美统治者的一意孤行，经过一番紧张策划之后，1951年9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会议。这次会议，包括日本在内，邀请55个国家参加。南斯拉夫、缅甸、印度拒绝参加会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虽参加了会议，但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因此，在和约上签字的，除日本外是48个国家。
和约签署以后，日本在法律上取得独立，与签约国结束了战争状态。但是，美军改头换面继续留驻日本，实际上日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而是一种半独立、半占领状态。尤其是冲绳，仍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因此，对日和约的签订，对日本来说，与其说是恢复主权的“独立”，不如说是日本在政治上、军事上对美从属的开始。
从总体上看，旧金山会议是一次不公正、不全面的会议。但它对日本来说，标志着结束了6年之久的被占领状态，拥有了外交权，得以重返国际社会。
旧金山会议虽然排除了中国大陆，也排除了台湾，但日本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都不能无视中国大陆的存在，不能不与中国大陆接触、发生关系。因此，中日之间缔结和平条约、结束战争状态并确定新的政治经济关系势在必行。不过，这里的中国，是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台湾的“中华民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了。
在旧金山片面媾和之后，美国加紧策划和强迫日本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缔结“和约”。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权占据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形势下，吉田内阁在日台“和约”问题上最初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以便为日后的对华外交留有回旋余地。
吉田茂的基本想法是，既要与同属资本主义阵营的台湾当局“建交”，以符合美国的意图，但又不想得罪英国及其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失去中国大陆这个诱人的大市场。同时，还有向中国大陆进行渗透的想法。在吉田茂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与苏联关系密切，“但中华民族在本质上与苏联人是水火不相容的。文明相异、国民性有别、加之政情亦不同的中苏两国，总有一天会产生隔阂的。”
吉田茂：《回想十年》第三卷，［日］新潮社，1957年版，第72页。
吉田茂一直确信中国人自尊心极强，故而不会长期“屈从”苏联，从这一点看，当时处于同盟关系的中苏两国出现分裂不过是时间问题；五百旗头真：《日本外交五十年》，［日］《国际问题》第500期，2001年11月。而中国人习惯于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社会环境，所以尽管大陆长年陷于战乱，但经济活动仍持续不断，这些社会特性对需要大陆市场的日本来说，就意味着极大的机会。进一步而言，通过发展贸易关系把中国大陆从苏联方面分离出来，也并非没有可能。“惟有同文同种的日本，才愿意率领自由国家群扩大与中国的接触”。
西村熊雄：《日本外交史》第27卷，［日］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315—316页。
吉田茂积极推行“诱导中国开放”、“离间”中苏的政策。吉田茂在回忆录中表述了其真实心理状况：“我相信，如果能够引导共产党中国国民在现实面前觉醒起来，那么，把中苏两国在国际政治上拆开，也不一定是空想；……引导这个国家同苏联共产主义分离，重新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不仅有利于共产党中国本身，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引导共产党中国采取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只有依靠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我国国民的力量；……我认为，在地理上，历史上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我国，是能够引导共产党中国执行门户开放政策的。”
吉田茂：《回想十年》第三卷，［日］新潮社，1957年版，第266—267页。
猪木正道认为：正由于吉田茂长期在中国工作，对中国比较了解，“所以，他很早就能预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对立不可避免”。猪木正道：《评传吉田茂》（上），［日］读卖新闻社，1978年版，第70页。
所以，吉田茂不想把中日关系搞僵。吉田认为：中苏“两国的合作交流越发展，其共同行动越频繁，中国人对苏联的敬意就会越来越淡薄……坦率地说，美国人还没有达到真正了解中国的地步。可以说，战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日本不应该像美国那样一味地与中国为敌，“而应当将中共从苏联共产主义势力中分离出来，改善自由国家集团与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
吉田茂：《回想十年》第三卷，［日］新潮社，1957年版，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