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停战后，为了妥善解决遣返在华日本人等战争遗留问题，吉田茂内阁在有关对华问题上采取了比先前更为宽松的政策。其具体表现，一是对中日两国政治人物的互访做了特殊处理。如1953年年底，日本红十字会为感谢中国红十字会在遣返在华日本人问题上的贡献而特地邀请该会代表团访日，吉田茂内阁起初未予批准，但至1954年下半年，内阁不仅批准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另对出席同年中国国庆庆典的数十名日本各政党的国会议员也破例为其签发公用护照；二是对这一期间由台湾偷渡至日本的人员所做的变通处理。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文书记载，1954年间台湾有相当数量的军人、官员及华侨秘密赴日，有意经由日本至中国大陆。为此，日本外务省专门制定题为《对中共积极外交的一个阶段》的文件，在认定这些赴日人员为“政治亡命中国人”身份的同时，决定对其采取庇护方针，即不仅许可他们在日亡命并保护所携财产，而且不将这些人员送至本人希望以外的国家。因考虑到对台关系，该文件规定“实施庇护方针的结果将不予公开”。
总之，日本自由党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沿袭了媾和当初吉田茂确立的对华方针：一方面在政治上紧随美国，拒绝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则尽可能保留与大陆发展经贸关系的途径。此外，在战争善后问题上，则有意放宽原先对中国的各种限制。这一政策的背景是，一方面，吉田茂打算尽早在中国大陆协助下妥善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以提高执政的自由党在国内的支持率，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拓展对华交涉空间。此间自由党政权对华政策的本质，不外乎是吉田茂所设计的和大陆在政治上切断联系、在经济上维持交易活动的所谓政经分离的外交方针。
如上所述，吉田茂在对华政策方面，其言论和实际行动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不断发表一些对中国示好的模棱两可的言论，一方面又在实际行动上追随美国，勾结台湾。究其原因显然是，首先，吉田茂当政时代，大都处于美国的对日占领时期，日本基本上处于无外交时代，在重大问题上，吉田茂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志。其次，从意识形态上讲，吉田茂是反共的，而作为首相，他又不得不考虑国家的利益，说一些违心的“外交辞令”。第三，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正充满活力，而隅居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前途未卜。作为中国通和外交家的吉田茂，在对华问题上肯定要留有余地。第四，日本是议会制国家，在国会上面对反对党的质询，作为首相的答询，首先是不被反对党抓辫子，未必是其内心所想。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采取越来越强硬的对日态度和政策呢，不外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50年代初，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局面基本形成，根据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的实际情况，中国采取了以向苏联一边倒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视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尤其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美关系极度恶化，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日本又处于美国的单独占领之下，一切不得不听命于美国。美国一手策划的单独对日媾和，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制定对日政策的前提条件。第二，意识形态使然。在日本国内问题上，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的理论，中国政府寄希望于日本共产党等革新势力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日本政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政府不可能把“日本人民的敌人”吉田政府作为谈判对象。第三，在没有起码信任和交流的情况下，《吉田书简》的出笼和“日台条约”的签订，促使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对吉田政府采取敌对态度。
于是，中日两国政府间的隔阂越来越深，民间外交就成为50年代初期打开中日关系的唯一渠道。
三战后初期的中日民间交流
1. 日本民间经贸团体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的20多年里，日本民间团体为开拓和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初期，民间团体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并以此带动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当然，日本的这些民间团体在中日两国官方关系尚未打开的情况下，能够同中国方面进行频繁的友好往来，更有赖于中国政府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中日民间外交政策。
战后初期活跃于中日之间的日本民间团体主要有：中日贸易促进会1955年1月28日至1958年4月22日称中日贸易会，此后改称日中贸易促进会。、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1953年5月改称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中日贸易协会、日中友好协会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在东京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和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两个贸易团体。
中日贸易促进会成立于1949年5月4日，主要负责人为铃木一雄，核心成员是社会党、共产党有关人士及进步学者、文化人、工会代表，其中包括了革新派领导人、大中小企业主和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的各界代表。中日贸易促进会的宗旨是，为复兴日本经济，“同新中国在贸易和其它各个方面的合作都是绝对必要的。说日中合作能否成功是关系我国存亡的大事也不为过分”。
②［日］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编：《恢复日中邦交有关资料集（1945—1972）》，日中邦交资料委员会1972年版，第151页。
中日贸易促进会的宗旨中谈到中国的国内形势时表示，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诞生。新中国寄予日本的期望就是与放弃过去侵略的民主的日本展开真正的合作。“特别是推进大规模建设工作的新中国急需日本的各种建设物资及有关技术，只有对应这种需要，日本才能在复兴和平产业、繁荣民主经济的同时，对新中国的建设有所贡献，对亚洲经济甚至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②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日本就能够成立这样一个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贸易团体，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反映了日本人民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愿望；二是他们迫切希望尽快摆脱经济危机；三是一些热衷于日中友好运动的人士，以进行贸易的名义推进日中友好运动，以免受美国占领军的干涉和破坏。当然，中国方面也希望与一个放弃侵略的日本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日中贸易促进会至1967年解散的18年间，为推动中日贸易和两国间友好事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日本国会中一个超党派的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在中日贸易促进会成立不久的1949年5月24日宣告成立。该联盟的主要负责人为民主自由党的志田义信、民主党的苫米地义三、社会党的和田博雄、共产党的野坂参三、绿风会的帆足计、劳农党的堀真琴等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当时加盟的国会议员达310余人。该联盟具有各党派联手共同促进日中贸易、发展日中友好的超党派色彩，引起了日本各界人士的关注。
日中贸易协会成立于1949年6月20日，它是一个致力于日中贸易的团体，由以日产重工社长箕浦多一为中心的日本经济界人士组成。该团体的成员担心与左翼人士一起会引起美国占领军的不快，或为避免政治上有反体制之嫌，所以没有与社会党、共产党或工会组织等革新阵营采取共同行动。
中日贸易协会是一个纯产业界的团体。其宗旨是，“1. 中日贸易协会是不问大中小企业的、直接进行与中国交易的实业家团体；2. 中日贸易协会是决心打破过去日中关系史上形成的既成观念，不再进行经济侵略的实业家团体；3. 中日贸易协会是把日本经济与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相结合、以此来加深日中两国民族友谊的实业家的团体”。
②［日］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编：《恢复日中邦交有关资料集（1945—1972）》，日中邦交资料委员会1972年版，第151页。
中日贸易协会的成立宣言指出，“没有同邻邦中国的贸易，就不可能建设和平的日本。现在，三年的中国内战终于接近尾声，领导新中国的联合政权的诞生迫在眼前……因此，我们主张应立即进行日中两国间的贸易，这对于实现日本经济的自立是个极好的机会。也就是说，以两国国民的要求为基础的互通有无的过程无疑可以打开全日本工商企业者的生存之路”
。②从该宣言不难看出，中日贸易协会过分拘泥于经济上的往来，未能像中日贸易促进会那样注重与中国建立关系，所以实际活动未能充分展开。
新中国建立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控制下，日本与中国处于完全隔绝状态，没有任何直接的交往。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贸易往来成为中日两国首选的互利性行动。当时日本尚处于物资匮乏阶段，从中国大陆进口工业原料及生活必需品对日本恢复国民经济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新中国成立伊始，日本通产大臣稻垣平太郎即于1949年11月末和1950年1月末分别在参议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和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愿意逐渐实现日中贸易正常化。
进入1950年代，中日民间交流从无到有，逐渐扩大，形成了战后中日关系的第一个发展期，这对整个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民间交流，欲通过“以民促官”的方式，促使日本政府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
1950年2月，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召开全国扩大理事会，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对华贸易障碍，中国政府也致电日中贸易促进会，表示要积极推进中日双边贸易。随后，美国占领当局也有所松动，同意日本有条件地同中国进行贸易，并提出了许可出口货物清单。以此为契机，中日之间首先签订了中国向日本出口1.5万吨大豆的合同。4月，参议员帆足计等20人向参议院提出《关于促进日中贸易决议案》并获多数通过，这是日本参议院通过的关于日中关系的第一个决议。
1951年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名誉主席宋庆龄和主席郭沫若联名致电约请日本和平团体派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和会。
日本各界进步人士为参加定于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同吉田政府的反华政策进行了坚决斗争。接到邀请电后，由大山郁夫、末川博等人组成了日本筹备委员会，各地先后成立了选派代表的筹备会。8月在东京举行了选派日本代表的大会，各地共有480名代表候选人参加了大会，最后选出以松本治一郎为团长的60人代表团。其中有希望进行日中贸易的公司经理，也有工会干部、学者和文化界人士。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拒发护照，多数代表未能成行。少数代表想出各种办法才来到北京。其中一桥大学教授和心理学家南博、“巴商事”代表樱井英雄经由欧洲到达北京。其他如龟田东伍等一行驾着小渔船，从日本偷渡出港，在海上颠簸漂流数日才到达中国，然后辗转到北京。
“亚太和会”举行了12天。会议一致通过了宣言和11项决议，其中包括《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有以下主要内容：1. 应当由有关国家缔结全面的、真正的对日和约；2. 反对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支持日本人民建设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新日本；3. 任何外国军队应立即撤离日本领土，任何外国不得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任何外国不得干涉日本内政；4. 必须撤除外国政府对日本的和平建设及对外贸易的各种人为的限制。
会上，日本代表和参加会议的其他各国代表一起，谴责美日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及侵略亚洲的路线，提出日本人民争取和平、独立、民主、中立的路线。这次会议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信任，促进了中日友好交往的发展。会后，龟田、中村等人因日本当局的迫害不能返日，留在北京从事亚太和会的工作。
1952年4月，为打破西方封锁，促进东西方贸易，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举办国际经济会议，我国应邀派团参加。在进行筹备期间，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我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名义，先后向村田省藏等日本经济界名流发出邀请，通报这次会议的目的，邀请他们与会，共商促进国际贸易大计。
村田省藏等人根据邀请信，积极进行活动，研究如何派代表出席会议。但因日本当局阻挠而未能成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参议员高良富以去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市民建设服务联络会议名义取得了访问法国的护照，前参议员帆足计和众议员宫腰喜助以考察农业问题的理由取得了访问丹麦的护照。于是，三位代表冲破日本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绕道第三国辗转到了莫斯科。
高良富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发言时说：“如果日本每年能从中国和苏联购入800万吨的煤炭，同时以纤维品等工业品的输出相抵的话，日本经济可能就会因此而大大受益。现在，日本从世界的天涯海角购入原料，因为不得不经由巴拿马运河，横穿太平洋来运输物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如果进行这样的贸易（与中国和苏联的贸易）将会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大见成效。”
《强调对苏联、中国的贸易》，载《朝日新闻》1952年4月10日，转引自程永明、石其宝著《中日经贸关系六十年（1945—2005）》，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