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巴特也讲到了机会平等的意义。比如，美国工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持善意态度，美国社会的“公民整合”（civic integration）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尤其是建基于启蒙原则之上的普选制与宪政民主更集中地促进了这种整合。桑巴特的这一看法后来也有许多支持者，他们指出：统治精英通过民主程序把工人阶级结合到政治进程中的成功尝试，对工人阶级及激进主义起到了最大的阻抑效果。有人还推而广之，认为工人阶级激进倾向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以及战后联邦德国的衰落，主要也是这个原因。而19世纪德国工人比较激进，则是由于德国没有这种整合机制。我们可以把这种解释模式简化为“民主消除激进（或曰民主使人保守）”的公式。
而且，美国较好地实现了“机会均等”，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更大的机会有效地提高自己地位；实现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桑巴特认为这是“在考虑（美国）无产阶级心理如何发展时最重要的”因素。
在他看来，美国工人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的“顶层或近乎顶层”，他们比欧洲工人更有可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企业主。
最后，一个开放的边疆地区的存在起着减少美国工人好斗性的效果。在这方面桑巴特可能受特纳（F.J.Turner）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广阔的西部“新边疆”的存在为美国工人提供了“逃入自由”的机会，如果劳动条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得太压抑的话。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大量“穷愁潦倒”的工人从东部移居西部而成了独立农场主，从而使边疆成了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和“美国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障碍。
美国现实主义政治所保护的价值中，除了自由、平等之外，可能就是福利。美国工人之所以对资本主义制度比较满意，这首先是因为它成功地供给了他们物质需求，其次也因为他们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经济整合”方式。这一整合方式受到在许多企业中使用的计件工资制度和各种奖金与利润分享制的推动。这个说法在桑巴特之后又为许多人所发展，如熊彼特指出：美国社会主义的难产是因为普通有资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认为企业人（businessman），他成功地使自己适应与利用他的个人机会，他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其雇主的思维方式。
所以，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因被美国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物质报酬所收买而消亡。这就是所谓“烤牛肉与苹果馅饼”
理论。桑巴特认为美国工人所处的“超级物质环境”已预防了反对派及社会民主倾向在美国无产阶级中的发展。桑巴特在书中用了最大的篇幅旁征博引地调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主要是德国工人）更富有。他说，美国工人阶级由于发现他们比欧洲工人过得更好，于是便心满意足了。这就是所谓工人生活的“资产阶级化”。
总之，在现实主义的美国政治架构中，渗透着自由、平等和福利这样的低度理想的价值。正如潘一禾指出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的社会，它之所以能够在建国的二百多年来保持了自身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政治文化，其中重要的是作为美国的政治信条的一部分的价值，如社会宽容、机会平等、政治自由以及使不同的社会团体能够组成一个政治社区的等等价值深入人心。人民对于这样的价值具有相当的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也帮助美国政治度过了一次次危机。美国内政所保护的各种价值如自由和平等之间不是没有矛盾的，在实践和理论上它们确实经常发生冲突。普遍自由的理想与北美社会充满不平等的现实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将困扰革命时期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美国公共生活。美国社会后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不同的价值和权利有时似乎受到严重的威胁，使得不同的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感到不满。但是，迄今为止美国内部政治历史的发展似乎表明，各种不满一直能被美国的政治文化的现实－理想体及其社会结构吸收掉。
比如19世纪晚期，当美国由农业社会开始逐步进入工商业资本主义及大公司的社会时，美国的价值观也经历了一次不可逆的转型。
这是一次相当巨大的转型，其巨变感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力度一点也不亚于今日不少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当时，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崛起和成功而来的是巨大的财富集中于某些工业家和巨头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甘冒巨大风险，通过发明和大规模提高效率，挣得了巨额财产。巨富的纷纷出现和贫富不均对美国传统的“平等”价值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准确地抓住了这个现实，他说：当时（世纪之交），正在出现的新秩序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无疑看上去不过是在重申那个毕竟包含一种对私人财产几乎是普遍信仰的最初历史信念。然而，虽然在其后面的批评不断，但这一信念最后还是等于在事实上认可了极大的、甚至巨型的私有联合企业发展。其中最大企业一天的总收入便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收入。按照所有先前世纪的标准，他们本身在目前就是拥有巨大财富和权力的政治体系。
这种异乎寻常的贫富不均对于美国的国家价值——平等——不可能不带来巨大的影响。正如达尔所看到的，当时美国首次出现的在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高度的不平等远远超出诸如杰弗逊和麦迪逊这样的民主共和党人可能想像或期望的在一个农业社会秩序下的那种不平等，也远远超出了自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在有关这个题目的历史性着作中曾考虑到的那种与民主或共和制政府相适应的不平等。西方政治理论家一贯以来和美国的宪法制订者一样坚信：一个共和国只有在公民集体持续保持既不富也不穷的状态下才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平等是必不可少的。
不平等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威胁到政治、威胁到自由。伯恩斯正确地看到：当收入差别扩大的时候，政治资源方面的差距也拉大了。正像美国的一句老格言所说：“权力跟随着财富”。经济资源能够转化为政治资源，因而“经济优势增加了一个人获得教育、得到较高地位、拥有更多从政时间等条件的机会”。
不过，虽然贫富不均在当时激起了美国政治的震荡，激起了美国偏向社会主义的激进思想的出现，但是美国的基本政治架构是保护包括平等在内的各种价值的，所以某种平衡最终能够达到。社会并没有走向绝对的不平等，相反，是在平等——自由之间摆动和平衡。
正如伯恩斯所说的，自由和平等这些价值在美国都有政党代表，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平等以及民主政治和自由企业制度。美国人依然拥有共识：没有一个重要人物经常赞成废除选举、一党制、政府控制舆论或禁止异议。尽管美国人在国家（政府）应优先促进个人主义还是推动政治和社会平等问题上出现了分裂，但是最终还是达成了动态的平衡。大多数美国人在赞成一种使大多数有进取心和勤奋的个人能获得最多收入的竞争性私人经济的同时，他们也要求一个民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挣得一份像样的生活收入，拥有平等的机会来认识他或她身上所具备的人的充分潜力。因为这两套价值观在实践中往往是互相冲突的，所以这个国家的情绪可能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外一个阶段，一种或另外一种传统价值观就会占优势地位。在一个时期里，这个国家为没有落实向穷人、失业者和其他处在不利状态的群体许下的有关美国生活民主的诺言而感到震惊，于是便可能更加努力来改正这种失败。然而，在下一个时期，许多人可能抱怨说这个国家在追逐这些目标方面走得过远，于是又可能转到较为保守、自由放任和偏资本主义的路线上来。
所以，美国内部政治的现实主义与其理想性成分交织在一起，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许，强乌托邦实际上是强现实主义和强理想主义的奇怪结合：一方面把现有体制解构成强权政治式的全然无正义，全然一己之私；一方面把理想体制解释成全然大公无私。相反，现实的乌托邦则认为现实居于二者之间。既不可能过于理想，但也并没有那么令人悲观。现实主义的尼布尔还提出要力争一个居中的、底线的理想。这也反驳了斯特劳斯派。有的斯特劳斯派认为当代民主是“稳定但是低俗”，话中似乎有不屑。但是经过现实主义洗礼的人会说：交织在现实主义中的理想可能是人这种生物所能拥有的一切了。
第三节 国际政治中的结构理想主义
不仅在内政中，美国的现实主义可以和理想成分交织；而且在国际政治中，也可以出现这种交织着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理论。本节将讨论以基欧汉为代表的“结构理想主义”，说明这种思想的可能样式。
在导论中我们提到过一个国际政治的主题领域模式，它以“国家行为”这个层次——它的“正常”行为或它的“反常”行为——为研究对象。以个体、国家和国际体系等三个层次的因素作为解释它的可能“原因”。也就是这样三个大的层次：
A→B←C（Ⅰ）
其中，A＝个体；B＝国家；C＝国际
从上面的模型看，对于B（国家行为）的解释可以从两个方向上进行，一个是从内到外（A→B），另一个相反，是从外到内（C→B）。
用现在的一些学者喜欢的术语说，这两条路径大致是所谓“还原论”的路径和“结构”的路径。前者是从个体的、内部的要素入手，从中寻找国家行为的原因，确定因果决定关系，从而得出“解释”。后者是从结构或整个环境出发，进行解释。如果我们把“现实”和“理想”都带入进去，则可以得到四种组合：
P1 内部现实导致了外部现实 （B1→B2）
P2 内部理想导致了外部理想 （B1→B2）
Q1 外部现实导致了内部现实 （C→B2）
Q2 外部理想导致了内部理想 （C→B2）
熟悉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者立刻就能想到，P1实际上就是经典的人性论现实主义的立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摩根索、尼布尔等。另外，传统帝国主义理论也属于这样的思路。他们认为：人性以及国家的内政非理想型结构，决定（因果决定）了它们必然在国家舞台上表现为帝国主义等等。
P2的解释方式的主要代表是传统的理想主义国际政治派别，从威尔逊到民主和平论，都认为理想化的内政体制“决定”（因果决定论）了这个国家的国际舞台上的理想化表现。
“结构主义”反对从内到外的解释路线，认为是“还原论”。他们主张的是结构优先，只有从结构出发，才能解释“单位”的行为。国际政治中的结构，就是国际社会的性质。从对于国际社会的性质的不同理解出发，也可以得出“理想”和“现实”两种B2解释：
Q1外部现实导致了内部现实（C→B2）
Q2外部理想导致了内部理想（C→B2）
很明显，走Q1路线的就是所谓“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包括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不安全因素由于其永恒的无政府主义性质而成为国际秩序中普遍并且长期存在的一个特征。由于国际主权尚未建立，每个国家都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并且除了拿武器进行自卫外，没有其他手段来消除不安全因素。
走Q2路线的主要是国际机制理论，我把它称为“结构理想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基欧汉。基欧汉也认为系统的力量大于单位的力量，但是他反对华尔兹等人认为国际系统完全是“无政府”，只能诱发人的恶的行为。他指出：国际系统中有有助于理想的成分，国际规则或重复博弈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挥作用的，它能帮助消除囚徒两难，使得国家能够放心以道德的方式行事。
可以看到，Q1、Q2的“由外到内”或更为严格地说“从整体到部分”的解释路线与P1、P2的“由内到外”的解释路线相比，是学术史上较为晚近出现的理论，而且，代表这样的“整体主义”的路线自认为比起前面的还原论的路线更为“科学”和完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本节的讨论就集中在Q2上，看看是否“结构理想主义”是可能的。
或者说，被现实主义视为根本障碍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否是那么绝对的、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们的线索是国际组织。
传统的国际政治以主权国家的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然而主权国家“对于处理日常惩治来说是太大了，而对于处理国际事务来说又是太小了。正如美国学者本尼特所认为的那样：“只要没有一种既不同于主权国家，又拥有权力或手段，做出或实施能够影响大多数国家决定的机构，那么世界上许多问题都不能得到有效处理。”但是实际上20世纪以来，国际组织这一非国家行为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应运而生，并在当代得到蓬勃的发展。
根据《国际组织年鉴》的界定，人们一般将国际组织定义为：“由两个以上的国家组成的一种国家联盟或国家联合体，该联盟是由其成员国政府通过符合国际法的协议而成立，并且具有常设体系或一套机构，其宗旨依靠成员国间的合作来谋求符合共同利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