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给中国古典小说写序言，比如《红楼梦》。
每一部小说我写一篇，用英文写。目前正在做研究工作。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任职后，我打算跟浙大中文系合作，他们帮我配一些研究生，帮我收集资料，一起做研究工作。
△：浙大潘云鹤校长聘您来任教，是作为正式的教授或是院长来对待的，按照中国的教育体制，应该带博士或硕士，还得经教育部批准。
○：我想，只要浙江大学报上去，教育部一定会批准的。但是，带博士和硕士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我打算考一考学生，有才能的，我才会用。研究工作需要一些助手，要帮得上忙。我问他们几个问题，答得出才行。否则他一点都不懂，就不行了。
△：浙江大学已有百年历史，过去，无论是学生或老师，都没有像您这样的年纪加盟的，而您却75岁来应聘院长，这需要有勇气。
○：像我这个年纪，加盟大学，可能已经打破了中国纪录。本来是早就该退休了。当然，院士或者是学科带头人，是不退休的，而且是终身教授，一聘就聘终身。我的愿望是当一个名副其实的教授，院长当上两三年差不多了。像我这样的年纪，经受不起，但做教授可以。
△：您身体还非常好，当两三年院长肯定不够。
我昨天听您说，竺可桢先生当年跟您说过，在各个岗位上都会有所成就。
那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说这番话的？
○：我那时在杭州东南日报做记者。我一边在东南日报任职，一边考浙大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我对外国文学有兴趣。竺校长与我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他对我说，像你这样的程度，应该可以录取。但是按浙大当时的规矩，读研究生必须交一大笔学费，而我的经济却实在不行，家境不大好。竺先生跟我说，你能考到这个成绩，说明你很有才气，你暂时不能入学念书，就先工作，什么时候攒到钱，给我打个电话，我就收你念书。竺校长对我说，念书不一定要在学校念，你自己有这样的程度，我看你自修也完全可以。竺校长的话，使我明白很多道理，我很感激他。
△：如果那个时候您读研究生，读外国文学，您走的路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了，如果有成就，或许是一名教授或终身教授。你现在后不后悔？
○：当时没有读研究生，不是后悔的问题，是条件不许可，你说我现在反而更有成就，我也不觉得。
我与浙大是有些缘分的，我在重庆读书的时候，就很了解浙江的一些情况，后来竺先生跟我谈过，我也作为记者访问他，我们谈得很投机。
1994年，当时的浙大校长路甬祥邀请我和夫人到浙江大学参观访问，他聘我做浙大的名誉教授，后来我几乎每年都到浙江大学。我和浙大现任的党委书记张浚生先生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在香港工作时我们就是同行。这次他和潘校长聘我，我无法推辞。
△：浙江大学人文学校曾出过姜亮夫、夏承焘这样的大家。但近二十年来，杭州大学，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还没有出过像姜亮夫、夏承焘这样的大学者。您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后，能否改变这种现状？
○：我想，只要学校同意，我会尽自己所能向海内外多请一些名流大师来上课。
△：通过您的指导，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能不能冒出一些文学家或名学者来？
○：啊，我的学问还不够。其实，我现在更想做学者，想跟第一流的学者，不管是北大还是浙大的一流学者，跟他们多一些交往。只是我资历不够，够不上与一流学者探讨。
△：您昨天说，江总书记跟您说过，浙江出过一大批文人。当时是在怎么样的场合？
○：那次是江总书记接见我，他说，浙江出过一大批文人，出过鲁迅、茅盾，谈到鲁迅先生时还讲到了中国人的脊梁。当时正是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与我们发生争议的时候。
全世界都有地方学派，文人多了，形成风气，学问就发展了，这是好事。浙大人文学院应该成为培养文学家的园地。
△：如果您对自己有个评价的话，您的定位是报人还是小说家？
○：从工作时间说，我办报纸办了46年，从1946年进入杭州东南日报算起，到1992年离开，不做新闻工作，这人的一生中最长的时间、最好的时间都在办报纸。作为自己的定位，工作时间跟精力大都放在办报纸上，但实际上却是个小说家。确切地说，我是个小说家、老报人。再过几十年，可能人家只知道我是个小说家，而不会记得我是个报人。
△：我提一个生活上的问题，两年半前，您花了1400万港元在杭州造了个云松书舍，书舍内有您的卧室。我又听说，您现在到浙江大学接受院长职务以后，却打算到另外地方买一幢小别墅。
○：我已经买了一个住处，在钱塘江边，现在住浙江大学的校舍，也够住了。
△：云松书舍有您很好的卧室，您为什么不去住呢？
○：刚造的时候，政府说您回来我们很欢迎，这块地皮送给您，我就出钱委托这里的政府给造了。原来只是希望造得好一点。结果却造得这么大，而且造得很考究。落成时我来看了之后，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来住，不相称了。现在云松书舍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景观了，可以到里面去游览，给杭州增加了一个景观。如果我去住那里，老百姓看看会不舒服。他们会说：他有什么资格住这么好的房子，只不过有钱而已。我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住这么好的地方，好像有点不相称，所以我就送给政府了。原来计划我回来就住在里面，去世后再捐给杭州市人民政府，后来一看太好了，就提前送了。一次柴松岳省长请我吃饭，他问我，查先生你还是回（云松书舍）去住吧？我说，这么好的房子我不能去住。
△：您现在是香港、英国、杭州，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要去，当了院长后行政性的事务工作一定不会少。
○：我跟潘校长有个约定，行政工作我不管。校方给我配了个常务副院长，帮我做这些行政工作。我不在，他就代院长。
△：您以后武侠小说还写不写？
○：不管怎么样，都不写了，封笔就是封笔了。在英国会给一些古典小说写序言，在文学研究或者是文学评论上，可能会写一点文章，写一点中国历史文章。我打算写一部中文的中国通史，因为我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点自己的观念，跟年轻人有一点不同。
△：当代中国文坛有一种现象，有些作家动不动就签名售书，或者炒自己，书还没出来，他们就让人写文章炒起来，说这本书是跨世纪的。包括有些节目主持人、演员。还有一些画家，经常会去一些公众场合公开作画，甚至连孩子们都学了样，动不动就是几百上千个小学生到广场上去作画。这种本来应该是耐得住寂寞的一种学问，现在却兴师动众，显示出一种浮躁。为什么当代没有大作，没有大家，是不是与这种浮躁有关？而您却从来不炒自己。对待中国文坛的这种现象，或者说一种浮躁，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不单在中国有，在世界上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工商业一发展，这种现象很容易发生。中国也是工商社会，眼下一些人法制观念还不强，就容易出轨。反映在文学界，就出现了你说的这情况。这种为自己作宣传的情况在外国也有，像意大利选举，有人会全身脱光在街上走，结果他倒反而当选议员了。有些人搞政治很无聊。
但任何商品也好，艺术品也好，过分的宣传，不符合事实的话，都是不好的。新闻界也是如此。总之，不是真的都是不好的，讲空话，讲大话，都不好。
自古以来，人们都追求真善美，齐头并进。
做学问应该怎么做？是先宣传自己，还是耐得住寂寞，我看应该是后者。
如果是假的，你一宣传就会有反作用。你宣传了一个作品，读者抱有很大的希望，结果买了一看也不过如此，对这本书，对这本书的作者，大家就会厌恶了。
今后即使有真的好作品出来，大家也不愿再去看它了。
△：有的作者将自己刚写的书上网，以增加读者，而海内外有一大批“金庸迷”，您有没有计划将自己的武侠小说上网？
○：这不可能，因为这是知识产权。如果在香港有人将我的作品上网，我一定可以告它，这是侵犯我的版权。北京有一家出版社，他们买了我的小说，像《红楼梦》一样作评点，我现在正在告它，因为他们这样做没经过我同意。我决定通过法律与他们打官司。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离开知识产权就很难。
△：昨天，我听您讲人家改编您的作品成电视剧的事，经过您同意吗？
○：他们向我买了版权，他们是自己去改写。改编得满意不满意，我还是可以评说的。小说与影视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不大赞成改编我的作品。新加坡好一点，港台就差得多了。香港的、台湾的编剧有一种通病，喜欢编造一些我书中没有的情节，而原书中的情节则大量删除。我曾向他们表示：你们既然改得那么多，你们何不也当“金庸”。我在台湾住的时候，同样是我的一部小说，新加坡一家、香港一家、台湾一家，有三个版本在播。哪个改得最少的，哪个观众最多。因为那个编剧并不见得比作家更高明。故事情节也不一定设计得更好。
△：海外有一些人士如包玉刚、邵逸夫等，他们在一些大学捐建了文化设施，比如图书馆、科学馆等，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想法？
○：他们是大企业家，我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有钱。但我设立了一个基金，每年捐几十万，也不多，已经有几年了。每年捐的钱，我一部分给老师，一部分给学生。我在母亲嘉兴一中建了个图书馆。我这个基金主要是奖励那些家境苦的学生，他们可以申请，由教授评分，决定给他们资助。我小时候也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在浙大读不成研究生。现在状况改变了，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那些家境困难的学生。这次应聘到浙大任职，校方给了我最高的待遇（享受院士待遇），我已经与夫人商定，将所有薪水都放到这个基金中去。
△：对您在小说方面的成就，很多人都熟悉都了解了，但新闻方面的成就，很多还不了解，您有没有考虑出一个集子呢？
○：我已经在编了，在香港出版，主要是我写的评论。今后可能的话，作些筛选，在大陆出版。
△：我看到过有关报道，说您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当院长后，决定在杭州定居，是否如此？
○：我目前的户口还在香港。我的儿女在香港，香港还有不少亲友，在香港有自己的工作，每年还要有几个月去英国搞研究，所以暂时还不会将户口转到杭州。但我会争取在杭州多呆一些时间。浙江是我的家乡，我的兄弟姐妹也在浙江。在杭州工作我会很愉快，可以交许多新朋友。今后年纪大了，我可能会在杭州定居。
1999年4月28日
聆听“莺啼虫鸣” 研究“蛛丝马迹”——访着名昆虫学家胡萃教授
本报记者王慧华
眼睛不太好使的胡萃教授，几个月前不小心摔伤，至今腰上还缠着医用护腰，可他还是每天早早到实验室上班。他的4位博士生各自送来了一叠厚厚的论文，等着他修改后参加答辩。目前他招收和培养的博士生就有20多个，工作日程排得很紧。而他是位治学非常严谨的导师，看稿时，眼镜不时地戴上、摘下，细心推敲着论文里的用词。在他看来，实验做出了是“1.1”，决不能拔高为“1.2”。
每天，聆听着华家池畔的莺啼虫鸣，胡教授静静地做着他的“昆虫学问”。读高中时，他的兴趣曾经是很广泛的，想学医学，也喜欢舞文弄墨，还曾尝试过写小说。后来当生物老师的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于是他考进了浙江大学病虫害系，找到了一生的“精神寄托”。
眼下，胡萃教授潜心进入法医昆虫学的领域，堪称国内第一个“吃螃蟹者”。
随着高科技的介入，一些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也日趋高明，不露痕迹，给公安部门及时破案带来难度。胡教授从事的法医昆虫研究，将从生物科学角度侦破作案现场的“蛛丝马迹”。比如，从腐烂尸体中采得的昆虫蛹，根据其发育状态可推测作案时间；从毒物在尸体到蝇类体内的转移、分布，可探明死亡的原因等。他说，他在国外搞合作研究时，正巧南宋时期宋慈所着的《洗冤集录》英译新版本出现，觉得既自豪又惭愧。
700年前，宋人从镰刀残余血迹引来苍蝇成群的生物现象里，找出了凶手，这是国际公认的法医昆虫学最早文献记载。中国作为法医和法医昆虫学的故乡，至今尚未建立真正的现代法医昆虫学。
胡教授的此项研究，得到了公安部等部门的支持，被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他说，目前他手头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完成《法医昆虫学》专着，年内将付印，这将是世界上第三部《法医昆虫学》着作。
1999年4月30日
张浚生就职浙大一年间
新华社杭州四月三十日电 （记者张奇志 通讯员单 泠）从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到今天的中共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昔日浙大学子张浚生在这所着名大学就职差不多已满一年。他说：“过去的一年充满挑战，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我很兴奋。”
在张浚生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幅一尺见方的字，写着“四时之序 成功者去”八个大字。那是去年四月一日离港前夕，梁天伟、曾德成、黄应士、韩中旋、杨金权和赵应春六位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的历届主席题赠的。
张浚生说：“我一回来，就迎来了新任务——负责新的浙江大学的筹建工作。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晚九点我回到杭州，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