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在引录三首：“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只教疏凿别清浑。”“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形势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化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兴此念了。《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几句话也许可作《栀围城枛重印前记》的笺注吧。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
（《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钱钟书访谈录
问：可以谈谈您的近况和创作吗？
答：这几年除了继续写《管锥编》，零零碎碎忙的事情很多，包括看了很多稿子，回很多信，同时老年人的很多疾病困扰着我，我的支气管炎很严重，天气一变化，病就来了，有时好像是一个病得要死的人。
问：您的《谈艺录》是现代有关诗文评的巨构，准备重新出版吗？
答：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都几次向我建议过。但是我实在对它不满意。要称心痛改，工作量又太大，我也没有兴趣（这时钱取出一本《谈艺录》，不少篇章有蝇头小字改订的文字，密密麻麻，都是十多年以前的手本。遂表示，现在因精力所限，短期内还不能完全修订过来，所以还没有打算重印出版）。
问：您现在集中精力继续写《管锥编》吧？我们在海外已可以看到第四册。
答：《管锥编》还想写下去，但现在看来还有些困难。从前没有房子，就住在文学研究所（外文研究所也在一起）里面的办公室，那个时候借书、查书比较容易。许多年轻同事尽力帮忙。有时为了一句话想查对一下，他们就把大批书籍搬来给我使用，或代我核对。现在搬到这里来，查资料没有那么方便。
问：《管锥编》还要写多少字？还有多少册？
答：估计再写二十多万字，包括《全唐文》、《杜甫诗》、《韩愈文集》等五部。
但是，我不想许愿，只有走着瞧。
问：您估计什么时候会写完？
答：老年人是不能作什么估计的，可以说是无估计可言。我觉得一个人到了50岁以后，许多事情都拿不定，如身体健康就拿不定。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眼光不能放得太远，从某个意义来讲，一个人的事业与心愿总是有距离的。大如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有些政治领袖最初也很想把国家搞好，作了很长远的规划，但往往因客观因素所限，不能如所愿，例如中国的“文革”就是一种最初意料不到的阻碍。就作家而言，也有这种困难，比如创作，作家也有很多计划，也想把它写好，但往往写不出预期的理想，好像造房子的人，就有“造屋千间，总欠一间”的讲法，房子造好了，总觉有所欠缺。总之，理想、计划跟自己所能做到的不符。而且还有不少外来的干扰，如中国的作家经历“反右”和“文革”这两个运动，就很不幸，许多人尽管有很多计划，也因无法继续创作而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也是人的悲剧。作为一个老人，有更多的麻烦。比如日常生活问题，也不易应付，小如一张凳子、一扇门、一层楼，都是天天碰到的东西，也可以任意使用它们，一届年老了，好像这些东西都会使乖，跟你为难，和你较量一下，为你制造障碍。至于身体上的功能，包括头脑的运作，年轻时候可以置之不理的，现在你都得向它们打招呼，进行团结工作，它们可以随时怠工甚至罢工。所以我的写作计划不是没有，但是只能做到多少就算多少。
问：可不可以找一个助手帮忙？
答：很难找助手，因为这本书牵涉到几种语言，助手不一定全部懂，所以还是要自己动手，单是查对引文就相当困难。有过建议说找一个助手帮我写信，但是光写中文信还不成，因为还有不少外国朋友的信，我总不能找几个助手单单帮我写信，并且，老年人更容易自我中心，对助手往往不仅当他是手，甚至当他是“腿”——跑腿，或“脚”（footman）。这对年轻人是一种“奴役”，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大师”，可以享受这种特权。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年轻人付了这样的代价来跟我学习。
问：海外对您的《围城》，评价极高。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更是推崇备至，听说您本人并不认为这是您的代表作，是吗？
答：代表？你看我这个是代表什么？又不是“人大代表”的代表（笑），所以也没所谓代表不代表，你说是吗？只是我过去写的东西，要说代表，只能说代表过去那个时候的水平，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我自己并不满意。那个时候写得很快，不过两年的工夫。这次重版之前，我重新看了一看，觉得许多地方应当改写、重写，因为错字错得很多，但要改写，甚至重写是很花工夫的。
我当时只在词句上作了很少很少的修改，但出版社一定要出，只好让他出。
假如——天下最快活的是“假如”，最伤心的也是“假如”，假如当时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写得成，应该比《围城》好些。但我不知是不是命运，当时大约写了两万字，1949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到北京，当时乱哄哄，把稿子丢了，查来查去查不到。这我在《围城》的《重印前记》提到过，倒是省事。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如果那几年（按：指“文革”）给查到，肯定会遭殃！
问：您在“文革”没有受到大冲击吗？
答：《宋诗选注》出版了，正碰上国内批判“白专道路”，被选中为样品，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研究”的代表作，引起了一些批判文章。现在看来，不算厉害。日本京都大学小川环树先生在《中国文学报》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记得仿佛说“有了这本书以后，中国文学史的宋代部分得改写了”。文章的译文是《文学遗产》已故主编陈翔鹤叫人译出来给我看的，这当然使我很高兴和感激。这部选注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已故郑振铎先生要我干的，因为我曾蒙他的同乡前辈陈衍（石遗）先生等的过奖，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我喜欢宋诗。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原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不过，一切这类选本都带些迁就和妥协。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分身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大名和诗名。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小因素，也是文艺社会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
问：听说日本那边正在翻译您的《围城》，译者是一位叫荒井健的教授？
答：荒井健教授在二十多年前已与我通讯了。那是中国刚刚解放不久。
后来他听说“钱钟书死了”，为了纪念我，他便赶快翻译起我的《围城》来了——他在日译本的前面也谈到翻译《围城》是为了纪念我。他翻译了五章，现在尚有四章，由他的一位高足中岛长文继续翻，翻完由他全部审定。
问：听说有了俄译本。
答：苏联出版了V.Sorokin的译本。
问：还有其他语种的译本吗？
答：西德马汉茂先生（Helmut Martin）是我的新朋友，他曾选译一本我的文评，他最近通知我，波恩大学的Monica Motsch 女士正译《围城》。这位女博士写过一本《庞特与中国》（Ez ra Pound and China），写得很好。
问：您在1980年四五月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那边颇为轰动，可是去年11月您访日的消息，我们在香港所看到的报道不多。您于11月10日到京都大学访问，听说曾对中国文艺问题发表过讲话？
答：这只是答复“京大”的一些人提问的话。谈到中国文艺问题，我提到两点，就是开门与开窗的问题。我说目前中国还只能是开窗，还不能开门。
开窗是一定的，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如果一下子把门窗齐打开，风太大，就会引起伤风感冒。特别是对有些病人，就算只开窗，也会怕着凉；正如一个密封的罐头，开了盖之后，罐头里的肉一进空气，很快便要腐烂。
问：您的作品是高质品，文采飞扬，而且十分耐看，这几乎是公认的了。
答：有一位叫莱翁·法格（Leon Fargue）的法国作家，他曾讲过一句话，写文章好比追女孩子。他说，假如你追一个女孩子，究竟喜欢容易上手的，还是难上手的？这是一个诙谐的比喻。（笑）
问：这个比喻很妙。我看一般人也只能追容易上手的，因为难上手的他们追不上！
答：他说，就算你只能追到容易上手的女孩子，还是瞧不起她的。这是常人的心理，也是写作人的心理，他们一般不满足于容易上手的东西，而是喜欢从难处着手。
问：您打算整理一套您的文集吗？我想，您还可以写一部回忆录。
答：对过去写过的东西，我并不感到兴趣。有一个美国学者写信给我，说他在《开卷》看到马力和黎活仁两位先生所编我的作品目录，问我这个目录齐不齐全。我回了一封信给他，其中我讲了一段话，说，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有些作家对自己过去写的文章，甚至一个字、一段话，都很重视和珍惜，当然，那是因为他们所写的稿字字珠玑，值得珍惜，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去年有人叫我写《自传》，亦代是居间者，我敬谢不敏。
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你以为怎样？反正文学史考据家不愁没有题目和资料，咱们也没有义务巴巴地向他们送货上门。（1981年4月）
（《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影音
让我们自娱自乐吧——《自娱自乐》
导演：李行（中国） 编剧：马原东西
《自娱自乐》在2004年发行时，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受到观众的重视，但其后片子却在一些电影发烧友中广为流播，被人称道。故事很简单，唐村村长的女儿芦花想要成为电影明星却被城里的剧组当作笑话，村中暗恋她的小裁缝米继红为让她开心，决定自己拍摄电视剧。他抵押家产，说服全村的人加入拍摄，最终成功地拍完电视，有情人终成眷属。
尽管它的模式走的是典型的好莱坞商业片模式：小人物因为对梦中情人的渴盼，作出了极其大胆的行动，最后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获得美女的青睐。但这的确不是电影院主要消费群体——都市白领青年们喜欢的题材，太真实、太生活化的唐村世界，没有高贵的王子公主、也不具都市化现代化的浪漫传奇；艺术片拥趸则嫌片子缺乏批判，没有深刻的思想或者高明的拍摄技术。充其量这不过是一个年轻导演的梦，是一场农民的狂欢。
可这是一部关于梦想和快乐的电影。全村的人作着一个银色的武侠梦，在只有一个摄影机，所有人都基本没有任何影视拍摄经验的情况下拍摄完成。尽管这部连续剧在“村外”的我们看来拍得那么可笑幼稚土气荒唐，正如唐芦花以都市审美的标准完全是个乡下样板戏的村妞，这却并不妨碍她在她的《关中女侠》梦中成为女主角。而更可爱的“大侠”王胜利、“匪首”刘太湖、“匪徒”王二狗们，他们是这样认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是什么力量成就了它？是小裁缝少年式追求爱的真诚——不敢说“我爱你”，却能为她做尽一切；是农民们无拘无束的自在生活——不去想太多值不值得，“自不量力”地去成全梦想。这种梦想早就已经被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逐渐磨灭，甚至鄙夷。因此，我们只能躲在电影的黑暗里暂时做几个梦；而唐村人却在阳光下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所以快乐。快乐变成如此一种惊天动地的力量，它可以改变很多人和事。电影的拍摄背景也许更能说明这种力量：李行的这部电影，是根据中国农村一个真实故事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