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是清楚的，袁一平和杨宏全都不可能再登上这次专列奔赴他们寄予希望和野心的农村广阔天地了。他们中的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也仅仅多活了几天。他们以死的方式留在了故乡，留在了城市中。
5
悲剧并没有完全结束。这批知识青年到达县里以后，又接连发生了几起流血事件。
因为正好赶上新年，加之县里的具体分配方案还没有制订出来，知青们被留在县城招待所住了五天。
元旦那天的晚饭吃饺子，大部分女生都到食堂去帮厨，男生们就一拨又一拨地往食堂跑，寻找自己“对眼”的姑娘。后来就在食堂的操作间里发生了冲突。
起因也极简单。一个女生从一个男生手中接过一摞饺子皮的同时，也接过了一封信。问题在于这封信写得太拙劣了，内中竟有诸如“白天并肩耕耘，晚上亲密播种，共同孕育革命的种子”之类的粗言秽语。也难怪，男生们到了这时几乎人人都急了眼地忙着找“终身伴侣”。
女生读了信以后，认真地看了那个男生一眼，嫣然一笑，随手就把信交给了身边一个胖胖的姑娘，轻松地说：“喏，看信，给你的。”
胖姑娘很认真地看信，看完了又琢磨了好一会儿才突然哭了。她捂着脸跑出食堂，接着是一大群怒冲冲的男生涌进食堂，把写信者打得头破血流；随后，写信者的哥儿们也闻讯赶来，双方用菜刀、面杖大打出手。
多年以后，还有许多当年的知青提起这桩求偶事件，他们称之为“播种工程”。这项工程整整延续了十年，伴随其中的是难以言说的屈辱、痛苦、流血，甚至付出生命。也有幸福，但这种幸福多半是另一类型的痛苦。
笔者后来找到了这起事件的两个当事者。当年的胖姑娘仍很胖，可是已经老多了，以至于我几次脱口而出地称她为“大娘”。有意思的是，她返城以后一直在一家集体性质的食堂工作。提起那封信，她笑了，笑过之后却有几分感伤。她说：“那时候真傻，兴许那是一桩好姻缘呢。”她现在的婚姻不太顺利，丈夫开了一个餐馆，外面有三四个“野娘们儿”。
那位情书中转者现在是一个中学的校长，精明干练中绝不缺乏女人的温存和风韵。不知是褒是贬，学校的老师们都说她是“人精”。
人精的婚姻也不顺利。下乡的第三年就嫁给了一个农民。现在没有丈夫，据说有好几个男人与她有交往，说不清是什么关系。不过，这几个男人个个都官位显赫。
在县城的第五天，即分配到各公社和大队去的前一夜，知青中又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是个学生干部。知青们到达县里那天，在欢迎会上代表六所中学的知青向县领导表决心的就是这个戴着一副白框眼镜的文质彬彬的男青年。
那天晚上县礼堂为知青们放了一场电影，同学们看完电影回到招待所时，他已吊死在房间的横梁上。
他留下了遗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的满腔赤诚和无以报国的痛苦。只有死才能剖白自己，他说。
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起成功的谋杀，他没有情敌，是政敌对他下了毒手。但县里却认定他是自杀，而且是“畏罪”。欢迎会之后，县领导在一夜之间就接到了十几封揭发信，揭发他在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种种罪行。揭发信中还建议县领导，此人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应该让全县贫下中农都知道这一点，以便加强对他的监督改造。
县领导找他核实过这些揭发信的内容，为的是对他本人和革命事业负责。
6
那一代知识青年凡是活到了现在的，似乎人人都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在谈到北京站那起凶杀案时，他们注重和强调的是“流血惨剧的理论意义”。
一位在华北某中等工业城市当了五年副市长并于最近当选为市长的原北京插队知识青年曾亲眼目睹了血案发生的全过程。据他说，袁一平被刺中时，紫红色的鲜血一下子喷出来，许多在场的人身上都沾满了血渍。
身上有血渍，不知是语义双关呢，还是实有所指。于是，我问他：“您身上也沾了血吗？”
“是的，许多人身上都有血。”他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坚决、肯定，没有一丝犹豫。
那天晚上，我和市长在他独居的宽大寓所里对酌通宵。作陪的秘书小姐毫不掩饰地向市长倚姣作媚以及市长暗地里做出的亲昵动作，使我颇有几分不自在。但是市长在那天晚上讲了许多话却使我感到有极大的震撼力。他说：在以后漫长的十年中，还有难以数计的知识青年死亡了。他们有的死于贫病交加，有的死于自然灾难，也有的死于政治运动或某种社会黑暗势力。人们耻言或讳言，然而却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他们之中更多的人是死于同根相煎、同类相残的血腥内争、残酷倾轧和生存角逐之中。告密、争宠、陷构、迫害以及各种形式的虐杀、叛卖甚而落井下石，这些构成了知青生活史上一部分极为重要的、永远也不能抹掉的内容。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自己曾经是凶手，或者是帮凶。
市长说：“西方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定‘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三届中学生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一代人。这一代人所受到的社会教育是得天独厚的，因而他们在今天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是共和国的社会中坚和栋梁。如果这是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的话，那么这一代人也只是在这种残酷的、无耻的、近乎炼狱般的历程中才熔冶锻造了自己。当然，这个过程也在最大限度上帮助他们淘汰和清洗了自己种群中的羸弱者。”
“淘汰？”
“更时髦的词汇是‘优化’。”市长说，“这个优化了的群体是强悍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学会进击的同时也学会谄媚和妥协。过来人中不再有天真或纯洁，不再有轻信或无保留，也不再相信虚无的人权、公正和民主。这些都曾经是我们的理想啊，可为了它们，多少青年人流了血。”
说完这句话，市长猛地灌下一大口白酒，用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脸，无声地抽噎起来。
他肯定有一段令人不忍回顾的往事。
夜半，当秘书小姐终于不胜酒力而轻车熟路地钻进卧室去以后，我问市长：“凶杀案究竟是因为什么发生的？陈成和这个案子有关吗？”
市长用久经历练、极具城府的目光淡淡地回望着我，轻轻地摇摇头，微微地叹息，然而，接下来的却是无语。
再追问，他仅回答三个字：“无意义。”
他应该是知情者。他也是青年湖中学高二（七）班的学生，并且与陈成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前不久，这个市与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做成了一笔大生意，因为市里的部分违约责任以及合同条款中的隐性疏漏，使市里仅拿回了预定收益的不足两成。全市对此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据一封群众举报信反映，市里一批中层干部得到了数额相当可观的“酬谢金”。
这家公司的幕后老板就是陈成。
市长本人未参与其事，后来也是市长亲自出面力争，才迫使陈老板以捐赠的形式返回了一部分利润。
事后，市长亲自主持了对那批干部的查处。有的背了处分又丢官免职，有的则据情予以解脱。后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丢官者却一个个又成了新组建的集团公司“老总”。一笔不成功的生意，却使市长建立起了忠于他本人的两支干部队伍。
谁是最大的赢家呢？
这是只有他们那一代人才能设计出来的杰作。
因此，我知道，许多问题的答案就在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心里，他们也只能把它永久地保留在心里。失去道德约束的历史使命感允许他们做出任何事情，却绝对禁止他们把最黑暗的东西向外人宣示。这是那一代人独有的经历和痛苦、财富和耻辱，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品味它。
清晨，我走出市长的寓所，漫步在小城冷寂的街头。
清凉湿润的风从大海的方向吹拂过来，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十分冷静。我又想到了袁一平和杨宏全。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一平应该成为载入史册的第一个知青死难者。他生前曾是校革委会委员、保卫组负责人。毕业分配时，他报名参军，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未能通过政审，于是就写了血书坚决要求到最贫苦的农村去干一辈子革命。他是那种学生领袖式的人物，心理阴暗、骄横跋扈，但却积极靠拢组织；一贯能出人头地，却未能躲过这场灾祸。他死得绝不辉煌，甚至有几分龌龊、滑稽，但是他毕竟走出了家门，虽然仅仅是半步。他理应成为那个在今天备受尊敬的群体的一员。
还有杨宏全，他也没能活到今天。根据许多人的说法，这是一个小市民习气很重的市井子弟，家境贫寒但不思进取，行为苟且但并无劣迹。这个对社会本无伤害的人却一再受到社会的伤害，他的委屈和痛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或许死于年轻和庸俗，但那些已经不年轻了却更庸俗的人却活了下来，并且活得洒脱、自在，因为他们已有能力设计社会了。
再回到市长的寓所时，房门已经紧闭了，不知秘书小姐是否留在了里面，产生这个念头时我不禁暗自笑了，深知自己也是庸俗的，而且俗不可耐。
顺带说一句，那位秘书小姐长得很漂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青春和娇秀，而是既耐看又能打人眼的那种美人。这使我不由得十分佩服市长的勇气和魄力，金屋藏娇，他居然不怕老百姓的指指点点！
英雄难过美人关呢，还是历经磨难和忧患之后的一种洒脱、一种补偿或权利？
7
那么，引发了这起凶杀血案的直接诱因究竟是什么？一只标着陈成名字的皮箱，难道真的值得为它流血、以命相搏？是争一时之气，还是另有不为人所知的重大隐秘呢？
这是问题的症结和焦点。
我隐约感觉到，北京站广场的凶杀不是一起突发的孤立事件，在它之前及以后一定有着一条更生动、更血腥的活动线索，而这条线索带给我们的将是令人不忍回顾的生活真实。
然而，许多人活了过来，真实却被深深地掩埋了。关于凶杀血案的神秘起因，始终是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在相隔了二十六年的今天，真相似乎已被历史的积尘淹没了，可感而不可知，可悟而不可考。
此外，陈成这个名字始终萦绕在我的头脑中。我确信，当一切都真相大白时，这个人应该是凶杀事件的另一个当事者，一个不在现场的当事者。
历史是不存在盲点的，特别是流血和流泪的历史。
是王星敏女士给了我最重要的提示。
一九九一年盛夏，当有一天我偶然看到这位在美国物理学界取得巨大成功的理学博士的一篇哲学论文时，我惊得目瞪口呆。文章发表在德国权威的哲学期刊《思想提纲》上。这篇仅千余言但字字珠玑的论文在题首处用德文赫然标明：谨以此文悼念我年轻的友人——杨宏全先生，他于一九六八年岁尾死于一场潜伏期达几千年的瘟疫。
杨宏全，站前广场凶杀事件中的凶手，那个庸碌世俗的市井子弟吗？
我上百遍地阅读王星敏的论文，希冀着从中能找到某种神秘潜藏启示，获取有价值的思维感应。
在这篇文章中，王星敏专横地提出在超微观物理实验的工作指导原则中加入一条新规则——对不可重复现象的承认和尊重，因为它与时间的非可逆性是吻合的。她把时间界定为一种物质形式。
王星敏断然否认偶然性在这类实验活动中的操作价值和探索意义。偶然性只是在具有了象征性意义时才是存在的，她说：“偶然现象是一个契合点，它不仅是历史信息的巧妙碰合，而且包藏着一个对未来的凶险的暗示。”
凶险的暗示？
在检索了几本德文词典，确认自己并未误解这个词组的准确语义以后，我陷入了一种莫名的、茫然的恐惧中。一份立论谨严的哲学提纲，为什么要使用感情色彩如此鲜明、宗教情绪如此强烈的词语呢？作者试图说明什么？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我冒昧地给王星敏女士写了一封信。
我承认，并非出于恶意，我在这封信中使用了一些近乎无赖、有敲诈嫌疑的语言。在请求她对“杨宏全先生”的死因做出具体说明之后，我威胁说：“在根本无法得到真实准确的事实说明的情况下，我只能按照事情发生的逻辑线索对那起凶杀血案进行合理想象和大胆推理。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将是遗憾的，因为极有可能因此而对一些非常值得尊敬的人造成意外损害，这是不得已的。”我说：“为了黑暗和丑恶不再无休止地重复。”
王星敏的回信不仅姗姗来迟，而且完全是漫不经心的。或者说她根本没有费心给我复信，只是又寄给我一份那篇哲学提纲的英文本复印件。不过，她用红水印笔在“凶险的暗示”这组词的下面画了一个醒目的加重符号，并用汉字作了如下注释：这就是事情发生的逻辑线索。
在这张十六开纸的复印件的右上角，王星敏用英文署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在署名之前，她还意味深长地写下了另外两个红色的汉字：祝安。
盯着这两个字，我不禁冷汗如注、毛骨悚然。祝我平安？但愿这只是她的一句玩笑而不是一个“凶险的暗示”。根据我对有关内情的全部了解，在过去的年代里，企图对王星敏进行敲诈、欺辱和恫吓的人从没有一个得以善终，他们全都没有逃脱来自黑暗处的报复、暗算和严惩。
我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处在了巨大的危险中。
于是，我不得不按照王星敏的提示，苦苦地去寻找“历史与未来的契合点”，冥思苦想地去发掘那起凶杀血案的“象征性意义”。
我的潜意识一再告诉我，王星敏是不会把我的追踪调查引向歧途的。她或许不希望披露某些真实细节，但她绝不愿意掩盖全部真实。因为只有真实才能还她以清白，才能还她渴求的历史公正。
坦率地说，对王星敏，我常常有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作不安分之想的时候。她是一位学有所成的海外学者，又由于亲属关系而在六七十年代与北京黑社会的几个头面人物有着神秘的交往和极深的友谊。这种极端不协调大约也是一种“契合”。
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说，王星敏在美国学界绝对是一个拿得出手的人物。她长得也很漂亮，虽非沉鱼落雁、国色天香，但端庄、秀美、温淑可人，不像她的文章那样霸气、冷刻。
朋友说，她在美国不乏仰慕者，但她至今仍单独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这又是为什么？
以后，王星敏又陆续给我写过一些信。一如既往，这些信里没有细节的描述或证实，甚至极少提到具体的人名和事件，有的仅仅是一些深奥的哲理和玄秘的警示。
尽管如此，我仍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隐藏着一切真相和秘密的黑匣子，虽然破译其中的记录带也绝非易事。
王星敏说：宽恕一切人，责任仅在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