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旭
摘要：尽管西方的“话语分析”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一门发展迅速、卓有成效的新学科，且具备中国语言文化研究传统未有的独特视角，然而不能、也不应该直接把它套用于当代中华文化话语的现实。目前的学术情况是，国际话语研究基本呈西方独白的形式；这不仅抑制了东方相关的学术发展，而且阻碍了人类学术的对话与创新。本文在揭示话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及其后果之后，（1）探索了重构中华文化话语研究新范式的学术和文化资源；（2）讨论了新范式应该具备的特殊性质以及重构工作应该采取的策略；（3）指出了中华文化话语研究新范式可能带来的学术和文化方面的新气象。
关键词：话语分析；多元文化视角；国际对话；学术资源；中国话语问题
一、引言
源于20世纪70年代欧美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突破了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局限，将语言与语境结合起来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研究语言实践活动。比如，它关注篇章结构（如衔接、叙事结构）、言语功能（如言语行为、文体）、语用原则（如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有些话语研究还切入了社会生活中的权势、现实构建等问题。目前，它已成为国际社会科学中一门发展迅速的前沿性学科。话语分析的实践证明，它不仅对社会话语的认识和批评是有效力的，而且对社会科学自身也有一定的反思作用。相比之下，中国现代语言的研究框架主要集中在生活之外的、抽象的音韵、训诂、方言、句法等方面；即使是句法研究也是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并没有一套相应的探索中国社会话语的理论、方法系统，更没有实际的研究传统。而中国外语界的话语研究主要还是跟随西方的兴趣，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自己的声音。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必要考虑在中国发展话语研究的工作。
本文的一个早期版本曾以“话语分析的文化转向：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动因、目标和策略”为题刊于《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这里作了一些修改并增加了新的内容。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话语分析毕竟是源于西方的语言研究和文化传统的东西。那么，它是否带有西方的概念、价值观和志趣？中华学人如何创新？研究中国话语是不是应该考虑中华文化语境？中华学术传统里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中西话语学术传统应该如何相互学习、综合创新？
目前，一方面国际环境加速全球化、西方化，而另一方面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为学术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文化失语”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如何抓住时机，面对挑战，并争取以平等的文化身份参与国际学术对话？
其实，中国学者近年来已普遍认识到学界脱离文化语境的西化、学舌和失语等问题，及其给中华学术、知识创新和人类文化带来的后果，并开始考虑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下如何处理东西文化学术的关系，实现中华文化学术的复兴（陈国明，2004；陈平，2006；钱冠连，2002；曹顺庆，2001，2002；申小龙，2001；司马云杰，2001；汪风炎、郑红，2005）。
下文中，我们将首先从东方文化的视角简要剖析主流话语分析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及其后果。接着，我们着重探讨重构当代中华文化话语研究新范式的相关传统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目的是为今后的理论和方法构建工作做好铺垫和提供基础资料。然后，我们将提出一些具体的行动策略，为重构工作作指导。最后，我们将揭示新文化范式可能带来的学术和文化影响。
二、话语和话语分析的概念
要理解什么是话语和话语研究，最好先看话语研究的目的。不同于语言学，话语研究的目的不是要知道一个字、词、句、篇章或一个语音单位的形式或内容，或者其产生的原因、规则、历史，它关心的不是那些从生活事件中抽象化了的范畴以及其中的奥妙，而是要关注、揭示、反思或评价那些借助语言所构建的或与语言使用相关的实际发生的、特别是那些具有现实社会文化意义的事件，甚至寻求创造新的言说方式。
“话语”一词，如同“社会”、“心理”、“文化”等等，表达的是整个学科所涵盖的内容，而且其内涵和外延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如同社会学中的“社会”、心理学中的“心理”、文化学中的“文化”等词语，虽然指的是那些人生中实实在在的现象，但同时又是对那些现象的高度概况；“话语”也一样，它是对一组特定的人生现象集合体的概括，因而不是很容易地可以与其他人生现象分开，就像社会与地缘、文化、心理、历史不容易分开一样。
那么，究竟什么是话语？话语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的具体的语言交际事件或这一类现象。如果以日常用语来表述的话，我们可以说话语是指“某人在某种情况下就某种事物向他人进行的言语行为”。换句话说，“话语”是与语境或“语言使用环境”相关联的语言活动，或者更简单地说，是“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活动”。话语研究者一般从功能主义的语言哲学视角理解话语：说话人受一定语境的影响，策略性地运用语言以达到自身的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话语应该理解为更加全面的内容：说话人根据特定的语境（包括听话人）有策略地生成语言活动；反之亦然：听话人根据特定的语境（包括说话人）有策略地理解语言活动。至于如何策略性地生成或理解语言活动则受着特定文化的一定影响。］在上述宏观理论的观照下，有一系列具体的研究方法或体系，它们从不同层面揭示话语的特性、特征或规律。这些具体包括：语言行为理论，会话合作原则，会话分析，礼貌理论，关联理论，社会语言学，民俗交际学，传播学，后殖民话语理论，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心理学，论辩话语研究，叙事学，修辞学，文体学，等等。粗略地总结其中的方法，我们可以概括为：收集文献、访谈资料；观察分析历史、文化语境；分析谁（不）在说话，（没）说什么，如何说的，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别人在如何说，等等。特别是在“如何说”这方面，话语研究者特别显露出与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不同：他们运用语言学（包括各种分支）和与语言学交叉的学科的概念，通过对用词、句法、言语行为、篇章或会话结构、叙事体、论辩和解释结构、修辞（如比喻、讽刺）等等，来揭露、解析并反思个人、机构、社会或文化的问题和矛盾。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官方及媒体都将诸如“独裁”、“极端”等贬义且带有激进色彩的词汇加到萨达姆及其政府身上，布什甚至直接称萨达姆为“魔鬼”，以期将以其为首的伊拉克政府一举消灭；又如，西方商界将第三世界称为“廉价劳动力”；工业文明主张人类的利益高于自然的一切利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关注的话语现象。此外，由于话语本身是多面、纷繁、复杂的，因而对其的研究方法也是多元的，是因研究情况、目的而灵活变化的。
“Discourse”的概念在当代中华文化里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更没有形成与西方话语分析相对应的研究学科。既然西方的话语分析已被证明为十分有意义的前沿社会科学，而且可能给中华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带来新视角、新概念和新方法，因此开启建立中华文化话语研究新范式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
三、对主流话语研究的文化反思
在本文中，我们先对主流话语研究的一分子——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作一文化反思。为此，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一种话语现象（具有特定、具体的说话人、内容、方式、环境、效果等等）。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该学科的学者在叙述话语研究的定义、概念、理论、方法时，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它们具有一般普遍性和代表性，因而可以不分时空地应用；没有哪一种经典着作或教科书明确地表示，它们仅仅限于英文或欧美文化。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话语通过跨国垄断出版公司、大众传媒、国际讲学和教育、国际会议以及其他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基础的手段，不断普及和扩散到世界各角落，成为强势的全球性学术话语（作为一种文化产业，这种话语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东方文化的一些学者接受、认同、翻译、介绍、再介绍批判话语分析，甚至把它运用于本土文化现象的分析和批判，他们还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渲染、巩固了该学术话语的文化普遍性，使其全球性更为壮观。
但是，如果我们从该话语的民族、文化、历史等语境情况去分析，便会发现它并非泛世或具有文化普遍意义的。比如，理论和方法创造者或其代言人绝大多数是男性、白人；该话语讨论的事件、现象、问题主要出现在（英美等）西方社会；该话语所反映的志趣、视角也只局限于西方文化。下面，我们就聚焦于该话语的三个方面来透视其文化的特殊性。
（一）个人主义
话语分析的主要语言哲学基础是欧洲的功能语言学以及历史更加悠久的修辞学。学者们普遍认为，受社会结构（包括社会意识）制约人们的行为（包括语言活动）的影响，富有私欲、善于算计的人类操纵语言，以达到个体或群体的自我目的。换言之，语言是人们用于获得个人自我目的的工具。这种文化观、人生观不易使人看到语言的社会性这个本质特征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他人的关照。这种欧洲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在更深、更广的文化、道德精神方面，又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所崇尚的个人主义之上的。相反，中国传统的语言哲学认为，语言主要是建立和保持和谐社会关系的工具，是“立德”的手段。这与中华传统文化所崇尚的“仁”、“礼”、“和谐”和社会行动的政治目标（如“治国、平天下”）等最高社会行为准则与终极关怀形成很大的反差。
（二）二元对立
受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话语研究者往往以二元对立或分一为二的方法看事物，并在两极化了的事物之间寻求一种简单、机械的因果关系。因此话语分析工作者往往将话语现象分裂成“语言本体”与“语境”、“语言”与“社会／心理认知”、“言者”与“听者”等两极关系，以求对其中一方面或两者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但问题在于，这种方式可能导致见树不见林、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忽视事物的错综复杂性、辨证依存关系以及事物不断变化的性质。而这种思维方式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辨证思维和整体观相反。根据中国的这种思想，上述关系必须结合考虑，以求全面、深入的认识。
（三）语言中心论
与上述思维方法紧密相关，话语理论家往往认为可以观察的语言形式才是意义的真正载体。这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因此，大量话语分析实践的事实表明，话语研究的中心是语言的形式和内容，语境至多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中轻描淡写一下，具体的文化语境往往是被忽略的。Fairclough（1992）试图通过建立“话语和社会”的反向动力关系（“话语改变社会结构”）来克服二元对立的问题，但终究未能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及其后果。因为在具体的分析层面，他仍然保留了“不可消解的社会条件”，却没有分析后者的理论方法系统，因而研究实践只能聚焦在语言形式和内容上。然而，这正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言不尽意”的语言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华学术中，因为“言有尽而意无穷”，学者讲求超越语言形式，通过“妙悟”、“虚静”，以获得“意境”、“神韵”、“道”等等。
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性话语的无限膨胀或“自由竞争”，起码导致了三方面的后果：一是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挤、抑制了第三世界、东方学术的自我发现、发展和创造；二是它因此消解了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合作、创新的可能性和机会，终将使人类的知识更加趋于单一、贫乏；三是这种饱蘸西方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志趣的话语体系，使已经不平等的人类文化关系及其内在的偏见和无知变得更加持久、巩固。
四、重建中华文化话语研究范式的基础
（一）中华文化话语的现实
当代中华话语，如同当代东方话语中的其他变体，虽然与西方话语有共性和联系，但它有自己的本质特征：第一，如同以亚非拉地区为代表的东方话语，中华文化话语的主体，广大的中华民族大众，有着受近代西方列强凌辱的集体历史记忆。这种关于殖民统治和压迫经历以及与之相联的认知和情感是当代中国话语语境的重要部分，与后者形成特殊的复杂关系。第二，中华文化话语在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占弱势地位。这种境地和国际社会关系也是当代中国话语语境的重要部分，同样与后者形成特殊的复杂关系。第三，当代中华文化话语本身有其特别关注的事物和问题、特殊的看世界的方法和立场、特殊的言说方式。这种文化话语的特性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理论和方法所能涵盖和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