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摘要：在中西日文化互动间形成的汉字新语汇，其社会功能是巨大的，仅从学术文化层面而论，新术语的作用可简列如次：其一，塑模并规限近代诸学科的发展，使汉字文化赢得建立各学科知识网络的纽结；其二，造就新文体，推动白话文运动，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手段；其三，提供新思想的语文部件，近现代中国新思想迭出，而新思想无不仰赖新语汇表述新概念，同时，新思想与新事物一起，又成为新语涌现的无尽源泉。近代汉字新语的生成，展现了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复杂历程，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学科发生史、白话文运动史、新思维成长史。
关键词：汉字新语；文化互动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英］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
汉字创发于中国，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输出国，从而也是汉字词汇的供给源地，直至近代早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此种惯性，但随后的语文流向则发生变更，这是世界历史发展大势所使然。
世界近代化运动肇端于西欧北美，其他地区的近代化过程固然各有内部因缘，但都是在近代西方入侵并提供文明示范的情形下得以展开的，东亚亦不例外。在这一大格局下，西学东渐构成东亚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推进因素，对译西学概念的汉字新语的成批涌现，则是东亚近代文化的语文表征，它记录了汉字文化在古今东西大交会的转型时代的运行轨迹。
对译近代西洋概念的汉字新语初现于16、17世纪之交的东亚，它是西学东渐结出的第一批果实。就中国而言，明清之际入华的南欧耶稣会士同中国士人合作译述西学时，创制若干与西方概念对应的汉字新语。这一草创性工作在清中叶停顿百年后，至19世纪中叶左右，又由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创制了第二批与西方概念对应的汉字新语，清末经世派士人、参与译业的知识分子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批汉字新语随同早期汉文西书和晚期汉文西书东传日本，成为日本江户时期兰学和洋学的一大知识及语汇的补给源。
明治维新使日本乘上近代化的快速列车，研习西学、创制新语都超迈中国，清末又出现留学日本、广译东书热潮，近代日本创制并定型的汉字新语得以传输中国，使清末民初的中国语文世界呈现日本名词泛滥的局面。一时间，迎受者有之，拒斥者亦有之，而日本名词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滔滔入华。一位西方汉学家评析道：
在此之前，中国要把西方概念和词汇译为中国惯用语的一切努力，从林则徐和魏源在19世纪30-40年代粗陋的翻译，到西方传教士们翻译中各种各样而并不协调的新造词语，以及严复在这世纪之交的、颇为优雅但同样无效的创造，全都失败了。
明治时期日本的汉字现代词汇于19世纪90年代已完全标准化，机能上也连贯一致。
如果没有这些词汇，中国任何改革的努力，都要在词汇战争和争吵中失败。
当我们扬弃这一评论中的偏颇处（如认为从林、魏、西方传教士到严复的译事“全都失败”），肯认明末以来中外人士译业奠定的宝贵前进基地，包括对日本创制汉字新语提供的重要帮助，那么，上述言说关于日源汉字新语入华的历史功用的判断，大体是中肯的。
需要补充的是，标准化的日制汉字词入华，固然推进了汉字新语的规范化，但是，译名的标准化问题主要是经由中国自己的努力才获得解决的。中国人及入华西方人在日制汉字词输入之前及以后，不断为此而呼吁并付诸实行。早在1848年，徐继畲已在《瀛环志略》的《凡例》中提出地名、人名译名的统一问题，并在该书中对此作出有益的尝试。此后，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倡导科技译名统一，以为这是“译西书第一要事”；傅氏与徐寿等合作编制的《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汽机中西名目表》（1889）便是统一科技术语努力的实绩。
20世纪初叶以降，中国官方与民间进一步重视译名统一问题，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先后成立相关机构，高凤谦、严复、梁启超、罗振玉、林纾、章士钊、赵元任、朱自清、郑振铎、许地山等学人也分别做过学科术语统一工作。中华民国三年（1914），就读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周仁、胡达、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胡适等，在一次聚谈中，倡议刊行一种月报，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其中把“审定名词”与倡导科学、振兴实业相并列，可见对词语标准化的重视程度。朱自清1919年在《新中国》第1卷第7期发表的《译名》，提出译名统一的四种力量说——政府审定、学会审定、学者鼓吹、约定俗成。郑振铎1921年6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审定文学上名词的提议》，力主像统一科技术语那样，使文学术语规范化。总之，中国官方与民间做了大量译名统一、术语标准化的工作，并非全然仰赖日制新语提供标准化范例。
逐渐走向标准化的近代新语，其社会功能是巨大的，仅从学术文化层面而论，新术语的作用可简列如次：
其一，塑模并规限近代诸学科的发展。
近代新语由各学科术语组成，首先包括一批学科名目，如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代数、几何等等，它们的定名，对自然科学诸门类的形成至关重要。近代新语中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商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美术等文科名目的厘定，则为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的建立划分了界域。而各学科汉字术语的批量呈现（如历史学中的历史、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则使汉字文化赢得了建立各学科知识网络的纽结。
其二，造就新文体，推动白话文运动。
钱基博（1887-1957）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称：“当代之文，理融欧亚，词驳今古，几如五光十色，不可方物。”其间，“新民体”（得名于梁启超主笔之《新民丛报》，亦称“启超式文体”）在清末民初尤风靡一时，而近代新语及其新句式，是此种文体的重要构成因素。这种文体又成为从文言文走向白话文的过渡形态。民初发生的白话文运动，更大量采用新语，自由、民主、科学、美育、文明成为白话文运动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词，“～ 的”、“～ 主义”、“～学”等日式词缀的引入，则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手段。
其三，提供新思想的语文部件。
近现代中国新思想迭出，而新思想无不仰赖新语汇表述新概念。君主立宪思想采用议院、上议院、下议院、国会、虚君共和、君民共治等新语；革命思想倡用革命、共和、民权、民治、主权在民等；进化思潮广用物竞、天择、进化、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等；自由主义服膺自由、独立、平等、博爱；社会主义频用阶级、资本、资本家、剩余价值、专政、群众、社会主义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语的创制，新思想便无从产生与传播。反之，新思想与新事物一起，又成为新语涌现的无尽源泉。
概言之，近代汉字新语的生成，展现了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复杂历程，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学科发生史、白话文运动史、新思维成长史。而日制汉字词入华，又是汉字新语生成的一大关键，其高峰出现在清末民初。这是中日两国汉字文化发展到19、20世纪之交的一种必然结局：其时，日本已经创制大批对译西学概念的汉字新词并使之定型，中国则急需这样的新词，于是有日本名词大举入华一幕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