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亚洲传播学者应该认识到，作为亚洲价值信念，互动中的和谐是动态的、多面的，而非静态的、一维的，它也具有局限性。就像Chen（2004）所说，中国人的传播有两面；当他们与集体外的成员处于冲突之中或者当他们在礼貌失败颜面尽失之时，中国人所表现出的情绪性、直接性与对抗性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上，互联与独立这两种认识论导向在亚洲传播研究中相互作用，此消彼长。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就像一张棋盘。数千年来（当然也看不到头），亚洲社会一直认为棋盘上各个棋子之间是相互联系和互惠互利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生命的意义。这使得亚洲社会拥有一种强烈的集体感，或者说认识事物的人和被认识的事物之间形成了“不二”的认识共同体。与此相对，西方社会认为每个棋子都有独立的自由意志（free will）；只能通过这种自由意志来认识每个个体，而不能将之没入社会结构中，因此每一个实体都有不同的秉性。在亚洲，个人主义受到贬斥，社会等级受到推崇，于是差异被综合为一体。而在西方，社会结构由个人主义和平等意识构成。换句话说，西方人持独立观点，倾向于通过考察较小的独立成分来解释或理解整个社会；而亚洲人倾向于从整体的角度考察各个成分。
从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学说出发，我们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儒家将自我视为与天地齐平的共同创造者。自我会通过与他者的相互联系而成为宇宙整体的一个组成成分，就像江河入海；而在此之前，自我要得到“不停的启发、不断的解放和持续的净化”（Chen，2005）。在佛教中，实现“领悟”或是“无我”，意味着自我对万物有了全面的认识。而在道教中，“真知”的获得依赖于通过个人修为而使自我得到完全解放（Dissanayake，1993）。换句话说，自我在亚洲所受到的重视并不逊于西方。自我在亚洲被视为维持集体的基础。集体作为一个整体所获得的成就，必然源于自我的修养。亚洲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自我的强调在演变为“个人主义”之前，亚洲文化已经发展出“无执”的思想，让个人融入集体的整体之中。
在研究东西方传播时，逻辑客观与直觉主观是方法论层面的另一对肤浅的二分理念。
表面上看，我们无法否认，在解决问题时，西方人推崇逻辑思维和线性推理，东方人推崇直觉感知和非线性思路。但是使用“客观”和“主观”作为评价这种推理差异的标准并不合适。
让我们以禅宗为例。禅宗被视为道家观念和佛家教义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还吸纳了儒家的思想（Wu，1996）。如Chuang 和Chen（2003）所言，禅宗对直觉性观察的强调建立在“念”（mindfulness）的基础上。在外人看来，运用公案（koan）来使人领悟或者获得对现实本质的直接感知并不那么合乎逻辑。而这确是一种非常有意识的理性方法，禅宗大师用之以教化。禅宗以某些简短而微妙的形式，希望使人自然而然地对现实的意义有所认识，这种方法“平和而自然恰当”（Grigg，1994），它所带来的领悟无法用主观／客观的二分标准来解释。
不仅如此，为了达到上文所说的“不二现实”的状态，禅宗还会运用一些特别方法（比如否定、逆论和类比／隐喻）。这些方法代表了一种与中道相关的高度合理、高度理性的行为过程。这证明，将“逻辑客观”和“直觉主观”用作区分西方思维模式和亚洲思维模式的工具，是不恰当的。因此，将西方学术圈中不同方法论阵营（即功能／社会科学-批评／解释科学）之间的矛盾冲突延伸到亚洲传播研究中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想在这里表达的观点有三：
第一，阴阳相对的性质不是一种静态关系。阴阳之间总是不停地运动、不停地相互转化。这不仅意味着，当时空变化时，阴阳会互相转变；而且意味着，就在此时此地，阴阳互相包含。阴阳之间的这种辩证的相互渗透关系可以打开学术思路。所以，简单地割裂阴阳（比如对事物进行二分的倾向）对于知识生产是没有意义的，即使这种简化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发挥一些作用。
第二，当我们研究不同文化中的人类传播时，“亚洲人倾向于”或者“西方人的行为好像”这样的表达方式更为恰当，而不是生硬武断地说“亚洲人／西方人就是”。这样做可以带来一定的弹性空间，让阴阳本性得以发挥，让每种文化内部的变化差异得以理解和容忍。
第三，从实践层面上说，阴阳天生各有优劣。换句话说，单有阴不能生，单有阳不能存。只有阴阳相应，才能实现全面发展或是达到完满状态。因此，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亚洲传播行为可否用于西方传播行为的研究中”，也不是“西方范式可否用于亚洲传播研究”，而是在运用过程中通过进行批判性评价，从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Chu（1990）对调查研究方法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运用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问题不在于调查方法本身是否适应这些国家的文化、社会和历史背景，而在于研究人员能否理解本地文化的不同需要，能否利用这些需要来指导自己对调查方法的结构与操作进行修改或调整。在这里，阴阳在文化转移（transculturation）的过程中成功地相互融合，其中包含了功能、框架、内容、环境、时间、信息接收者和信息传播渠道等因素（Chan，2001；Mundorf andChen，2006）。
从这个角度说，亚洲传播研究中的其他二分观念（如理论运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亚洲传播研究的亚洲学者与西方学者）很自然地失去了意义。
四、亚洲传播研究之“道”
总之，这就是道，万物的更高层次的统一。（Chang，1963）认识到阴阳的相生相合是解开“道”之谜的关键。“道”这个概念不仅代表二元同一、相反调和，而且意味着多元聚于一统、部分组成整体。“道”象征“大同”，消弭一切限制和冲突。这是从事亚洲传播研究的终极目的。
作为亚洲传播研究的终极目的，“道”／“大同”并不排除现象世界中的阴阳互动，比如存在于东方／西方差异中的二元冲突。但是，“道”／“大同”要求学者们有求同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以超越的精神调和与融合东西方学者在亚洲传播研究中的差异。正如庄子所说，同与异仅是人类的武断评价：“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因此，研究亚洲传播的学者们非常需要培养自己认识自然、认识异同关系、协调差异的能力，从而实现“道”的目标。
应该注意的是，这里说要调和与融合东西方差异，并不意味着排斥亚洲本土文化特点或是全盘接受欧洲中心范式。相反，学者们应该努力培养自己开放的思路，在发展亚洲中心传播范式的过程中强调本土的特定语境，或者说相关的亚洲传统。在此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和学术对话受西方统治、亚洲和其他地区文化处于边缘或失声状态之时，尤其应该如此（Shi，2006）。换句话说，超越差异、达到“道”的状态应以追求多种文化共存为基础，对真理的种族中心垄断应该停止，人性应在不同文化的群聚中得到滋养（Chesebro，1996）。
只有实现多种文化的平等共存，学者们才能超越学术中的对立矛盾，逐步实现人类传播之“道”。
五、总结
在本文中，我们从范式的不同方面出发论述了亚洲传播的本质。我们认为“阴”和“阳”是相反相成的两种力量，支配着现象世界（包括学术活动）的存在。我们提出，亚洲传播研究需超越阴阳，从而达到一种“大同”或“道”的状态。
西方学者占据了学术霸权地位，他们倾向于将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表达方式进行普遍运用。很明显，这些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还将继续困扰着学术研究者们。如何面对这种挑战，如何立足本土文化提高自己的声音，这是亚洲传播学者为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过，从亚洲文化的视角寻求知识存在一种危险，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恶性循环，或者说是“文化不相容”的黑洞。这会妨碍东西方以积极的方式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对话。
因此，在这由于欧洲中心传播范式的一统地位而形成的东西方对立时期，亚洲传播学者应顺应亚洲文化导向找到一条发展之路，即：压力带来转变。为了亚洲传播研究的未来，学者们应该为了新的前景而努力，从对立走向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