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对于走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道路越来越没有信心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三大矛盾的激化逐渐使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曾经把建立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做追求目标——开始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采取某种保留态度了。
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陈独秀早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时就已经讲到“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 ，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以以往任何形式不曾有过的尖锐方式，近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一股对西方文化的怀疑和不安，对西方制度的悲观情绪开始产生，李大钊就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则进一步促成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文明的幻灭感. “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
中国思想界开始兴起一股质疑与批判西方文明的思潮。1920年，梁启超这个曾一度向国人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的时代骄子，发表《欧游心影录》，断言西方文化已经破产，中国不能再走西方的老路。然而中国是否可以回头走自己的老路呢？当然不行，“东洋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双重文化危机”之中。 “世界非有第三种文明，不足以渡世危崖”。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在探索国家出路方面陷入山穷水尽境地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新路径
首先，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人开始相信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主义与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被当作“新文化”介绍到中国来，虽然中国人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但多数的启蒙思想家都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还不具备进社会主义的条件。陈独秀就说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十月革命的成功告诉人们，“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落后的俄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呢？
第二，社会主义新俄国的反资本主义性吸引着中国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导致中华民族沉重灾难的根源，这使许多中国人无法正视和认同资本主义文明。近代中国人主张学习西方，但这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前提下的不得已之举。强烈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不得不思考利用西方的“长技”战胜西方，从而捍卫民族尊严、保存民族文化，而不是认同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苏俄革命以反资本主义、否定西方侵略中国的面目出现，客观上迎合了中国作为失败者的屈辱、复仇心态，解决了近代中国人既厌恶西方又不得不学习西方的矛盾，容易获得中国人心理上的认同。正如李大钊所言“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践踏摧凌于它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第三，社会主义新俄国以新的平等态度对待中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和1920年，苏维埃俄国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废弃（俄国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宣言的发表，使多数的中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性方面一下子都倾向了俄国。全国各界联合会在对苏俄对华宣言的答复文中宣称，“吾人更信中国人民除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士、政客外，皆愿与俄国人携手。”“从此旧式的政治家资本家之迷梦，无由实现，而公正有力之声浪弥漫全世界。”
（三）十月革命中通过广泛发动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而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革命者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背景下，革命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在问题重重的中国，这种思潮尤其有影响力。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的革命者开始思考中俄不同革命结果的原因。“这十三年来，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俄国虽迟我革命，而已成功；我虽早六年革命，而仍失败。”人们相信不同的结果是革命方法上的差异造成的。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曾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五四运动的胜利，也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于这个新的革命方法的信心，推动着人们去研究这个方法所遵循的理论。
三
马克思主义是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为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并逐渐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因为其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具有许多相容或相通之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以家族本位为核心的伦理文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人倾向于“不患寡而患不均”，喜欢从平均主义的立场对待现在和未来；“家族本位”孕育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重伦理，使它往往把道德而不是社会进步作为评判的标准。这种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人“天下为公”的大同梦。所以，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时候，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当中国先进分子在积极倡导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也提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中国学习的终极目标。特别是看到了欧美日益暴露出的种种社会矛盾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都力图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未雨绸缪，予以修正。康有为为此勾画了一部“专为救众生”的《大同书》。由于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有诸多吻合之处，所以随着社会主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一些中国人开始以社会主义作为补救资本主义弊病的良药。梁启超希望中国人在资本主义尚不发达时就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并说：“政府惟宜立百年大计，渐向于此（社会主义）目标进行，而行之无取过骤”；孙中山倡导民生主义，希望通过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让中国完成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的直接过渡。这样，“这种早就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众多人内心深处的平等愿望，恰恰由于社会主义的传入而找到了萌发和渲泻的地方。”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传入中国后，立刻被正苦苦探索国家出路的中国人寄以厚望。
此外，马克思学说中的世界革命理论，也迎合了中国人的“大国心理”需求。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在封闭的东亚地区，中国一直承担着东亚地区秩序塑造者的角色。这样的历史造就了存在于许多中国人潜意识当中的“华夏中心”的强国心理和“以夏变夷”的文化“天下”的担当意识。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被残酷的剥夺了大国地位，从“天朝上国”沦落为“为天下万国所鱼肉”的半殖民地国家。国际地位的急剧变化无疑在中国人的心灵上留下极其深刻的创伤。凡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国用最快的速度富强起来，而且他们也坚信中国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强国。鸦片战争后，面对强大的挑战，中国人的最初反应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心是“制夷”。甲午战争后，中国被“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机进一步加重，从政治层面学习西方的变法拉开序幕，变法领袖相信这次变法可使中国“十年而霸图定矣。”孙中山领导的民主运动一再挫败，但晚年的孙中山仍然乐观的相信“……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就要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在乐观的背后又同时蕴藏着一种“断尾求生”的悲壮，因为一个拥有完整而独特文化的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不可能被侵略者敲打出对侵略文化的认同，学习西方只是一种生存的手段而已。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在世界上成为与西方列强一样的民族国家，但同时又对这种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极度不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使这种“不满”喷薄而出，“打倒强盗的世界”成为国人一种强烈的愿望。这样的背景下，以反对现行国际秩序为重要目标之一的马克思主义，被我们寄予“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厚望。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大革命失败以后严酷的生存环境，“左”倾领导人向忠发、李立三等人却把中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位置来考虑下一步的革命路线，他们一方面要求国内革命力量在各大城市搞暴动，以求夺取全国的胜利，同时要求各国共产党、尤其是苏联配合中国革命，以便“在中国革命中掀起世界大革命”的风暴。
正是基于以上诸种因素的影响，当许多曾经风行一时的救国理论学说退居后排，有的甚至从根本上归于寂灭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则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并深刻影响了其后的中国历史进程。
两种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核心价值观差异
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晓丽
[摘要] 在反封建的基础上，现代西方社会形成了自由主义、主体主义、个体主义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影响、作用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精神、集体主义、实事求是，已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现代化就有了一个“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会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认可。
[关键词]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和”精神 集体主义 实事求是
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所谓核心价值体系，它是一个有着丰富思想内容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所包括的内容已经明确。那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对此，我们好像一下子不能准确地表述出来，究此原由，这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中还有“左”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经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正在探索和实践着的事业 ，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正在形成着的东西。与我们不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其核心价值观已经很清晰、明确，那就是自由主义、主体主义、个体主义和基督教的宗教信仰。
对照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反观自身，在差异、比较中，我们容易认清自身，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思想。
一、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差异
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以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为基础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进步。相对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进步性，它终于喊出了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
在奴隶社会，自由仅仅是一部分人的权利，另一部分人没有自由。奴隶主是人，有自由，奴隶是财产，当然也谈不上自由，这是极端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在封建社会，农奴和农奴主都是人。但是，农奴主是贵人，农奴是贱人，贵族享有特权。封建社会最典型的意识形态是天命观，君权神授，皇帝是真命天子，是“奉天承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交换的主体双方作为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出现在市场上。如果交换主体身份不平等，则市场不可能发展起来。这种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根本的改变，于是人生而平等就成为最基本的观念。
近代以来，洛克、卢梭、康德、斯密等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建立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自由主义认为，第一，人生而自由，这是人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也就是人具有同样的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在社会实践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具有平等的法律权利。第三，自由和平等得以实现的制度是普选制，民主选举是自由平等具体实现的方式。第四，自由首先是个人的自由，个人是自由的本位，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优先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