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办刊，借助读者的力量造势、做宣传。《中国青年》发行过程中，编辑很注重经验的积累，不断从青年读者中了解他们的需求、愿望和征询改进方策，提升宣传的针对性。“征求稿件”中，提出“因为我们要使这个周刊，可以成为一个切实的青年运动的工具，我们欢迎像下列的稿件：各地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市民，兵士运动的经过，及所得的教训。各种为社会活动的团体组织状况，及其活动的现状，与其将来的计划。系统而有趣味的，记述各地农、工、商、兵等的生活实况。关于青年利益的各种问题”。 征稿要求，体现了依靠青年的力量与支持，贴近青年生活实际，实质上也就是通过这些途径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强健的路上”、“切实的路上”，即走向中共引航的国民革命之路。要使“《中国青年》更能深入群众，要使他的材料更能适合于青年群众的要求，要使他的销路更能普遍到各方面去，……亦希望你们提出一类可以讨论的问题，让我们可以在《中国青年》上面，开始一些有趣味的辩论。我们不但要登载研究做事方法的文字，我们要开始为各地活动的青年互换他们做事的经验，以使大家收观摩切磋的功效。我们提倡‘用做去学’，你们从‘做’中间曾经‘学’得了什么？我们要扩大通信讨论的范围，使《中国青年》变成功更有趣味，更有意义的小刊物。我们要使《中国青年》的文字还要浅显易懂，要使他的内容更接近一般的青年群众，” 呼吁让读者积极深度参与方能办出声势。
让读者“广告”四方以促销扬名。编辑们期盼“我们的读者应该努力设法，使《中国青年》能够深入更广大的青年群众中去，使青年群众在实际生活中都能得着《中国青年》的指导，使青年群众都聚集在《中国青年》的旗帜下，与帝国主义和军阀作‘最后的战争’！我们的读者应该找着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来宣传介绍《中国青年》，使青年明白本刊的宗旨和内容，使他们看出本刊与青年的关系——在学校中，在青年团体中，在商店工厂中，在某种集会中，乃至在个人交往中，读者应该永远记着，并且实行我应该介绍《中国青年》给他们看！” 这些文字情真意切，尽力找着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来宣传《中国青年》的特点、价值，传播中共宣传的道理、阐释的革命见解和青年进步发展的理论，进而扩大《中国青年》在各界各地青年读者中的影响，四年中这类介绍刊物性质、优点以促发行扩大，增加社会影响的《我们的启事》、《我们请求读者诸君帮助》《我们的广告》等有十数次。
直面交锋勇于斗争的宣传方法。为了实现中共民主革命的政治意愿，维护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维护孙中山倡导的三大政策 ，增强在全国民众中开展革命的正义性、必要性认同宣传，《中国青年》杂志在云谲波诡的时局变化中，有时劲雨，有时煦风。恽代英所做《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 的演讲，对戴季陶之流进行清算，火药味颇浓招来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肖淑宇抵制。肖淑宇恶意中伤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组织党团，是“包办”，是“排斥国民党人”。恽代英当即回驳：“共产分子自己确实是要求达到一般劳苦工农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平等自由权利的，这种主张本来亦可以说是最彻底的三民主义，这恰与一般诬蔑共产分子只要民族主义不要民权民生主义的相反”。国共合作了，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员都能努力于民族革命，与广大青年、工农一起参与。恽代英结合现实亟迫的重任，分析了为使中国革命的成功，“一方为眼前民族革命不能不与这些进步的分子合作，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各阶级联合的民族革命的党，一方为要使他们不能妨害而且有时可以帮助农工阶级的彻底解放，又无不容许共产分子另外组织党团之理由”， 谠言宏论，维护了信念立场。伴随国民革命的发展，中共在民众尤其在广大青年中的声望在扩大而招致“青年党”的嫉妒和攻击，一段时间，青年团中央组织精锐力量，在《中国青年》上集中与“青年党”国家主义派开展了交锋论战，《中国青年》秉承“从各种反动思想中，引导青年趋向于正确的革命之途；廓清一般文化界湿热浓蒙之迷雾” 的方针，刊发了《思想界‘反赤’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敬告从歧路上自拔归来的青年》等文章，针对青年党集中攻击中共，反对中共坚持的指导思想，以知识青年作为主要的欺骗对象，《中国青年》配合中共党刊，给国家主义派以反击。主要方法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穿“醒狮派”的自相矛盾，促使国家主义派的势力瓦解。仅批判其代表性观点“全民革命”类文章就有20篇，集中批判“国家主义”的文章有172篇，其中中共方面的刘仁静、郑超麟都是参与论战中著文最多、最有影响者，杂志还刊载了读者的互动观点，读者给编辑部写信询问《国家主义是什么？（通信）：张梓湘致代英、楚女》等有多封被刊载，这一思潮论争，中共方面占据上风赢得了胜利，当然它在背景上还有着国共合作的氛围下，国共两党共同对付国家主义派观点，这也是当时舆论宣传领域的国共合作之表现。
尝试心理疏导开展思想教育。《中国青年》为鼓动青年投身国民革命的宣传，借助于各种生动活泼的文娱载体，为广大青年所喜闻乐见。恽代英特别注意宣传对象的心理，他在《农村运动》中提倡：“联络农民感情——这是宣传农民最重要的条件”，“研究他们的心理”是“宣传农民最恰当的方法”之一。 在《这样做一个宣传家》（上） 一文里，更把注重宣传对象心理的思想诠释得淋漓尽致。邓中夏也针对农民心理考虑宣传方略，“我们的宣传不宜采用‘共产革命’的口号，而只能用‘限租’、‘推翻贪官劣绅’、‘打倒军阀’、‘抵制洋货’、‘实行国民革命’等口号，这一点极为重要” ，可见此时编辑们都是务实的、创造性的宣传者，考虑了信息接受者的心理意愿，言语等符号表达，有着针对性、着力点才会出实效。
而今，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商业活动，宣传手段已被充分挖掘拓展，在1920年代，政党及其活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在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博弈”中，斗智斗勇，靠智慧与技巧，在舆论造势、媒体宣传等“酷烈”竞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获得强势话语权，能赢得民心和声望，集聚了软实力，扩大着影响，着实离不开《中国青年》特殊的宣传方法和技巧。
《中国青年》的编辑们以时局所急、青年所需、编辑所能的交汇点上确立宣传的主题——面向青年，面向国民革命，按照中共“三大”的《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要求，“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在出版物上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找准杂志服务大局选文、编稿的着力点，捕捉服务时局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竭诚为青年服务，促青年进步和革命发展。这也是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密切联系青年、团结凝聚青年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恽代英等编辑们，以“关注读者”赢得“读者关注”是从技术层面征文“选材”的标准，那么，从中共旨在使广大民众拥护其观点、主张、方针、政策出发，在北洋军阀对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刊物严厉封杀之下，《中国青年》刚创刊时仅发行三千份，后来发行三万多份，在各界青年中较有市场，其原因则在于它回答了当时青年运动中的许多迫切问题，指导解决了青年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早期《中国青年》发稿，以青年所“思”为着力点。《中国青年》创刊之初，就针对当时青年中盛行的不健康的文学和恋爱的风气，连续发表文章，分析对待文学和恋爱这两个青年十分关心的现实问题，当时一般青年，既不情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而恋爱的结婚又不容易如他们的愿。因此，精神便烦闷起来了。分析提出“在这种男女教育不平等的情形之下，而且男女又都受了种种经济的压迫想得到圆满的婚姻，这如何是可能的事！青年们，我们的热情，应该寄托到反抗压迫的事业上去啊！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因反抗得了自由，自然亦没有今天这些婚姻问题的困难了” ，在给读者的回信中提出：“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 引导和培养青年树立“革命”的信念。
恽代英擅于写合乎青年人口味的文章，将革命道理用浅显亲切的语言表达出来，帮助青年分析形势，拨亮他们心中的灯。1923年，曹锟贿赂丑闻揭露后，全国哗然。恽代英及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我们还要议会制度》、《口口》等文，辛辣讽刺军阀鼓吹“法统重光”的虚伪性。报道一对新婚夫妇因看不惯“贿选成功，战祸弥漫”而愤然自杀事件，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反响与热烈争论。恽代英说“自杀的功罪，曾经许多人讨论过的，在我们认为这只是个人的事。人要生活，便要有对抗社会的责任。若不要生活了，一切赞美与责备，对于他全无意义了。” 进而引导革命青年对社会不满，应该积极起来斗争，而不是消极自杀。
针对青年关心，又很难弄懂的困惑之点，《中国青年》进行集中引航、指路。如批判伪社会主义学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反对集产主义是主张生产机关公有，共产主义是主张生产消费两机关俱公有之说，列述三种理由；而主张集产是货币经济，因必须借某种货币以分配生产物；共产是自然经济，因不需货币而各取所需，……理智之有力，必系以其符合于有力的阶级之所要求。例如自然机器工业流行以后，资本家一方固能利用其私有的机器工厂以役使工人，工人亦渐聚集而占经济上重要地位，成为一种伟大势力，故自柏拉图以来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至此乃因而大盛行起来。马克思因见实力巳渐转移到劳工方面，故信劳工阶级必然胜利。……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说，我料看此书的必仍难十分了然。但《中国青年》篇幅有限，并不能多加解释。” 对深奥的经典理论，选择一定的视角解析不失为好途径。
《中国青年》载文，以青年所“想”为切入点。《中国青年》面向青年，把革命的道理寓于普通的事件中，与广大青年切身利益相联系。号召广大青年利用假期“到民间去”，接近、引导广大农民，以壮大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 鄙视那些自认为已经属于“士”或梦想成为“士”，以区别于普通民众的读书人。告诫广大青年：“不要贪什么‘士’的尊贵，不要说什么自己是领袖绝伦的读书人，我们趁早学习怎么去伺候服役平民罢！” 在答复《中国青年》读者虚欠衷的回信中，强调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谨慎选择是否“退学”。 认为造成生活如此困难的原因，在于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军阀的压迫。要想争取生活状态的改善，必须联合起来，同各统治阶级做“生存的竞争” 。
恽代英不仅以文帮青年解难，而且与广大青年保持密切地联系。他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读者来信，还有许多青年不远千里登门求教。对于青年读者的来信，他不管多忙，都和其它编辑—起写信回复。有典型意义的则在《中国青年》上刊登，以期引起共鸣讨论。对于慕名来访者，他热情接待，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杨闇公为了寻求真理，从四川到上海，找恽代英晤谈，他在日记中称赞恽代英“有研究的人，开口就看得出。代英对于现实的情形，一定了解无余，故很重视行动的工作” 。得到恽代英的点拨后，杨闇公返川后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青年》宣传，以青年所“盼”为突破口。为鼓动广大青年投身国民革命斗争，需要用理论武装，使其明了为什么革命、为谁斗争。杂志除直接发表指导类理论文章，还登载介绍马列主义类新书目录，“为要供给一般青年最廉价而合用的书藉，以便於比较有系统的研究，我们决定刊行<中国青年社丛书>。此项丛书不日出版的有下列二种：<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另有张秋人君译<将来之妇女>” 。为克服困难去“做”事，提供理论帮助。
《中国青年》对青年盼望解决的困难，献计策。青年读者提出了“我是纯粹作革命工作的，俺已经完婚六年了，她在家中过的那种生活，已经不是人的生活，我在外边不回家，永不回家，现在我想了一个方法，可以救她，（就是要你答复的事情）就是将我的妻子叫出来，在我的工作地附近的纱厂里去作工，一来离开了万恶的旧礼教家庭，二来俺夫妻可常常见面。你以为可以么？”编辑热情相帮，“倘若你能有把握为她找工做，我赞成你的计划，我的意思，亦许不仅你夫妻可以常常见面，她还可以帮你做女工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呢！不过你要慎重的，切不可使她出来了，反将她的生活累着你，使你不能像现在专心作革命工作。若是必须要你养活她，而她又不能有益于革命工作，我宁可赞成让她在你家中过日子。她是过的非人生活，但在革命成功以前，谁亦怕不能救拔他的亲爱的人使不过非人生活呢！” 这样代英从革命的角度，帮青年出主意，想办法，而且从具体到一般推及，给出同类问题如何解决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