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高等院校的教学改革从未停止过。就以西南财经大学来看，九十年代教育思想大讨论两年搞一次，近几年则一年一次，这充分证明了管理者对教学改革的重视。
然而，持续不断的改革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教改中老师的烦躁和学生的厌倦是显而易见的。西南财大报最近就深彻转变教学范式的问题采访了几位学生。其中一位学生说，教改无非就是叫学生做PPT，让学生多讨论，等等。是啊，在这些年的教改中，参与式、互动式、讨论式、问题式、研究式等等教学方式已经在相当多的老师中得到了运用和推广，以致学生都耳熟能详。如果我们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方式，那么它的意义何在呢？
不是说我们就照现在这样做就行了，教学不尽如人意相信大多数教师都有体会。不过，持续多年的教改主要都在形式上做文章，却让我感到疑惑。下面我就教学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意见，经验材料主要来自自己多年担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
一、 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辩证理解及运用回顾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形式是事物存在和表现的方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从这一原理的方法论意义上看，我们在工作中首先应当注重内容，反对形式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又要注意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要善于运用各种形式来为内容服务。
然而，讲道理是一回事，把道理化为方法去推动事物发展又是一回事，否则就没有纸上谈兵一说。在几十年的革命建设实践中，在强调内容的旗号下忽视形式乃至抹杀新形式的探索，或者在工作中耍花架子，搞文山会海，都是不难看到的现象。
在文艺领域我们曾有过过分强调内容、忽视形式的教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这对端正当时的文艺方向，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抗战和解放事业的胜利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不过建国后在突出政治的的口号中，许多人眼中却只有革命政治四个字，艺术形式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所谓革命与政治，又是以某些当权者的见解好恶为标准的。这种做法，不仅使得一些艺术形式逐渐枯萎，如以讽喻见长的杂文、漫画、相声等，而且艺术所表达的生活内容也日益狭隘。作家不敢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只好附和主旋律，或干脆放弃创作，老舍现象、何其芳现象就难免出现了。一些年轻作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对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创作题材、创作风格的如何多样化进行了探索，发表了一些作品，但在政治运动中被横加批判，有的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的《重放的鲜花》，包含了王蒙、陆文夫、公刘、流沙河、刘绍棠、李国文、宗璞等50年代最优秀的一批青年作家遭到批判的作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繁荣的只能是图解政治、歌功颂德的文艺，其艺术含量有多高，当代文学史已有定评。
在教育领域中，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强调内容符合经典，跟中央的精神一致。有人作了统计，说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就编了三百余种，但内容雷同，了无新意。笔者翻阅使用过十多种，感觉确实如此。因为这些书都是根据教育部思政司颁发的大纲来编写的，所不同的，主要是例证相异而已。由于很长一段时期国人关心政治，没人担忧政治课的效果，教学的方式主要就是耳提面命式的灌输。总的看来，是重内容轻形式。
二、教学改革过于偏重形式方面的背景分析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思想政治课的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时至今日，这种改革已进行了二十余年。不过教学改革主要是在形式上做文章，内容的改动并不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我认为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是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重形式的风气，尤以文艺界为甚。西方现代艺术的传入，让许多正统批评家找不着北。那些夸张的、怪诞的、解构的立体派、抽象派画作，对习惯欣赏主题明确的艺术品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无主题音乐、纯文学成了青年艺术爱好者热衷谈论的话题。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一度成为纯文学的标签。这种现象的出现，既跟文艺青年的求新心理有关，毕竟不能永远只观摩膜拜“拾穗者”和“伏尔加河的纤夫”吧，也跟经历了“文革”浩劫后，人们对政治的厌恶、逃离有关。除了文艺界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商品营销成了显学。突出形式、重视包装，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天价月饼多次作为争议话题，可以看作这种现象的标志。再后来，各种选秀活动中，一些邻家孩子经包装后一下成了巨星，更让人们觉得外观是取胜的法宝，包装是无所不能的。
二是政治理论课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了内容相对僵化。从内容形式的一般关系上看，内容本应是相对活跃的，形式则相对稳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从先秦到近代，内容经汉学、宋学而几变，传承方式则不外乎耳提面命、研习典籍、师友切磋等几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世界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传播，跟早期的经典相比，内容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除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还有许多新观点产生，甚至出现了不同学派的雏形。如哲学领域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之争。然而由于太看重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这些理论成果很难进入教材，对青年一代产生实际影响。于是在我国出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特殊现象，就是讲坛与论坛的分离。纵使论坛惊涛骇浪，讲坛仍旧死水微澜。政治理论课教师所能做的，主要就是在教学形式上做文章，变着花样用各种调料来让学生接受不太新鲜的内容而已。
三是现有的教学评价方式助长了偏重形式之风。现在的教学评价主要由两方面构成，即学生评教和行政部门组办的一些活动。学生评教的指标固然有一些涉及内容，如课程的深度、广度、是否反映论学科前沿拓展了学生的视野等，但学生囿于自身的知识基础和眼界，较难对教师的水平做出准确的判断。而对诸如是否随意调停课、教仪教态、是否用了多媒体板书等手段等形式上的东西，学生比较容易把握。老师要想获得较高的评价，在形式上下功夫要比在内容上创新容易得多。与学生评教类似，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搞的精彩一课、优秀教学成果等评选，政治理论课由于受“宣传有纪律”的制约，观点难以突破，只能借助生动的事例和多样的教学手段来争取胜出。
三、深化教学改革必须重视课程内容的创新
在多年教学形式改革探索的基础上，政治理论课要想进一步提高实效性，应当把重点放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上。因为大多富有成效的教学方式已被推广采用，发展的空间相对较小。
那么内容改革具体从何着手呢？笔者主要谈一下自己多年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在总结自己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经思考提出以下建议，供同行参考。
首先，在转变教学范式的实践中，不要简单地把教学范式理解为教学方式。通过对库恩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范式远比形式的内涵丰富，它既包括了形式、结构的含义，又有信念、理念、学术传统、工具、方法等含义。如果把教学范式理解教学方式，必然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对手段的探讨上，导致教学改革难以深入。
其次，繁冗重复的内容应当精简。教学内容要有侧重，有取有舍。与中学政治课重复的内容要少讲，与其他政治理论课重复的内容要通过协调来解决。司马迁《史记》一书所使用的“互见法”值得我们借鉴。《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都写了鸿门宴，由于侧重点不同，两篇文章所写的这个事件并不显得重复，而是相得益彰。原有的几门政治理论课改为原理的初衷是要让学生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许多并非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思想，没有必要写入教材中。如辩证法的几对范畴，逻辑思维方法等，都在此列。象必然和偶然、可能与现实，渗透在历史决定论关于社会规律的阐述中就行了。逻辑学在许多学校已作为文化素质课开出，我们何必再讲什么归纳和演绎之类。
第三，在一般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中，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跟自然科学结论的协调。列宁曾说过，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没有任何的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 我们的教材也认为哲学要以具体科学为基础。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具体科学的结论跟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论断是冲突的，比如我们认为光是一种物质，但现代物理学认为光不是物质，只是能量；我们认为时空是无限的，但现代宇宙学认为宇宙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有大小，在膨胀，总之，是有限的。学生在读课外参考书时常见到这样的叙述。马克思主义要不要改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如果不改，又怎样处理二者在提法上的矛盾，这些问题应当成为我们教学中的重点或难点。
第四，在历史观上，少点宏大叙事，多点贴近生活。唯物史观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得到社会发展规律，并最终得出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结论。它本是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是原理中最重要的部分。然而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学生对这部分的兴趣并不大，原因除了受共产主义渺茫论影响外，还有就是内容本身的抽象性。这部分教材的结构曾被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为“人学的空场”。责怪学生不重视是没意义的，如果我们在这部分少讲点抽象的理论，多讨论一点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也许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好感。比如人的价值问题，个人主义与个人奋斗的关系问题，地理环境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系问题，自由支配时间和人的解放问题等等。
第五，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思想政治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辩证法，它不仅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万事万物，还用它来看待自身。敢不敢正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局限性，我们所编写的教材的局限性，进而在学习讨论的过程中批评它，发展它，是关系到能否真正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大问题。论坛讲坛两张皮的现象不解决，不容许在课程上探讨理论分歧，学生的思维能力难以提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历史经验上看，一种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有效调控，是不需要高度划一的。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孟、荀之分歧众所周知。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古文经与今文经两派仍然争论不休。至宋明理学，程朱与陆王各树其帜，各授其徒，并未影响到儒学在社会中的尊崇地位。西方同样如此，霍布斯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说不尽相同，反而为资产阶级在政体上的多样选择提供了思想资源。现代西方哲学门派林立，动摇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吗？只要坚持了仁与礼，就有作为儒家存在的理由；只要坚持了自由、平等、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能跻身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拥有了应有的核心价值观。我很担忧高度划一的教材、教学将讲坛与论坛割裂开来，不利于吸收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进而对不断创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不利影响。”
第六，教师应努力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思想政治课的目标不单是知识的传授，甚至主要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培养人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如果教师把任教只看作谋生的手段，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对学生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写给耿定向的信中说：“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孔孟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李贽的担忧当为我们之诫。现在提倡实践性教学，思想政治课更应提倡教学实践。照我的理解，教师认真地做人做事，不就是一种教学实践吗？
总之，要走出教学改革的山重水复，必须重视教学内容的创新。
《概论》课实现“两个转化”关键在于解决好“讲什么”和“怎样讲”的问题
西安财经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杨学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