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提要：
出于对2007年春季低价股、题材股股价大涨的反感，政府以大幅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率的方式加以打压，导致2007年“5·30”暴跌。“5·30”事件显露A股市场一大特殊性：政府不但会以政策干预市场运行，在决策者认为有必要的时候，还会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干预大盘、板块点位，直至个股股价。
2007年“6·20”暴跌是政府二次打压市场所致。为避免诟病，这次有关部门把政策旨意传达得非常隐蔽，只有市场主力与老股民听得懂。A股市场充斥着一套由长胡子的人操作的独特的话语修辞与信息传达系统。所有新进入股市的人都必须了解它们，获知并听懂“弦外之音”，行为越积极，交的学费越少。
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下可以发现，时至今日，货币供应量直接决定国内市场包括股市在内的投资品定价，国际经济与金融形势则对A股市场趋势构成重大影响。“通胀无牛市”，如果恶性通胀引发类似2008年的货币大紧缩，必须清空所有的股票，买入国债。
在全球化时代，A股市场与境外股票市场、境外境内大宗商品市场、外汇市场构成复杂的联动关系。作为外盘指标的美元指数走势对A股市场影响越来越大。今后20年内，美国仍将是世界经济主引擎。在中国经济结构没有有效调整之前，如果同期美国经济低迷，A股市场不可能出现大牛市。
由熊市转为牛市的关键因素是政府基于自身的具体利益诉求，以行政力量调动资源，推动股市走牛。政府推动市场走牛的最重要标志是注入真金白银。由熊转牛的重要因素是有组织大资金出头与政策意图共振。所谓的有组织大资金并非特指合法机构资金，游资主力在2009年春季行情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与国际热钱是A股市场更积极的做多力量。
作为独特现象，A股市场由牛转熊几近百分之百可见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赚得盆满钵满的强势利益集团落袋为安并反过来打压市场是由牛转熊的第二个因素。牛市过程是市场矛盾积累过程。当大盘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时，几乎所有强势人群都认为需要通过大跌来化解市场矛盾。A股市场是内存掠夺机制的恶性财富博弈场所。
理解政策市，从2007年“5·30”暴跌，新股民“行为倒错”谈起文玮玮：2007年“5·30”股市暴跌令我印象深刻。
我的一些朋友，有的你也认识，是70后、80后新股民。他们在财政部将股票交易印花税从0.1%一举上调至0.3%，引发2007年“5·30”暴跌当日，逢低买入股票，却在连续暴跌三日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发文章吹暖风时，割肉卖出筹码，损失惨重！
记得你曾为他们扼腕叹息，说新股民“行为倒错”，新股民为什么会在“5·30”
这样的时段“行为倒错”。
袁幼鸣：我们以发人深省的“5·30”事件为切入点，讨论A股市场的本质是一件效率较高的事。
2005年夏天以后，基于推动市场制度改革的目的，政府竭力调动资源做多股市，经过一年多时间发酵，到2007年春节后，大量新股民入市，他们追随有组织的社会资金进入低价股，推动绩差股、题材股板块暴涨。
这一局面的形成有复杂成因，对此负有责任者可谓方方面面。然而，有关部门一味怪罪散户投机，于是在2007年5月30日的凌晨出台大幅提高交易成本的歧视性平抑政策，股民戏称“半夜鸡叫”。
该项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的政策以促进股市健康发展为公开目的，直接彰显政府对股市市况的严重不满。在此打压政策下，股市大盘急速下跌，一批个股股价几近被腰斩。
由于2007年春节后入市的新一代股民缺乏应付政策面巨变的经验，多数人难免举止失常。
我在2007年6月6日发表的《70后、80后新股民为什么割肉抛股？》中对新股民在“5·30”暴跌时“行为倒错”的原因进行过较为详尽的分析。
5月30日当日，大批股票以跌停板或者深幅低开价格开盘，随即被蜂拥而入的买单拉起。
买入者多数是不知上调印花税意图、“大跌大买”的70后、80后新股民。这给一些手脚快的机构和老股民提供了逃命机会。
以后两天，新股民被打懵了，茫然无助，出货的不多。
据我了解，在接下来的双休日里，不少新股民家庭内、朋友间爆发了激烈的讨论，他们这时方认清本次政策出台旨在直接打压股价，并作出了决定。
“5·30”开始大批股票连续跌停。6月4日星期一，三家证券专业报纸刊出对市场吹暖风的评论文章，沪、深交易所又豁免了数百家连续跌停股票的停牌示众，政府不乐见市场“无理由暴跌”的意思表达得较为明显。
按照“政策市”的惯例想当然，周一市场应全线飘红、展开反弹。
这一次，与5月30日倒过来，轮到抢反弹的老股民吃苦头了，来自新股民的抛盘如疾风骤雨。
新股民行为与政策意图相反，直接原因是在“5·30”暴跌之前，相当一部分新股民压根就看不懂政策导向，他们根本就不具备蜿蜒曲折地搞清楚字面意思背后深层政策意图的能力。
例如，对证监会两次发文提示的“买者自负”，许多新股民没当回事，认为不过是现在大盘点位高了，证监会在提示股价起落的市场风险，同香港联合交易所给投资者发信提示风险一样。
追问下去，为什么70后、80后新股民看不懂对他们父兄辈而言昭然若揭的政策导向呢？
人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简言之，70后、80后新股民成长在社会层面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的年代，基本上已是市场人，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同“单位人”与“组织人”有质的不同。
依据新股民以上特质，我在文章中对新股民“行为倒错”的原因依次解释：
第一，他们浑然不知提高印花税率的调控意图，所以会在当日买进。
第二，同老股民不同，他们对三家证券专业报纸的“招呼”是“反向解读”的。
文章等于公开承认提高印花税率的目的是抑制前期股价快速上涨，他们恍然大悟，原来股票价格真是会被直接干预的。
第三，既然如此，他们自认倒霉，以脚投票，就像从一家公司辞职一样。
我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写道：
最后，我想以痴长十多岁的兄长身份对这些新股民说，除非你们要“大撒把”，彻底不玩了，否则，还是要学会读懂听懂关于市场的弦外之音。君不见，6月5日午后，在大家抛空，连招商银行都要砸至跌停时，大资金入场，不是挽大盘于将倾吗？
文玮玮：“5·30”连跌4个交易日后，6月5日起大盘与暴跌个股开始连续强势反弹。
你写于5日收市后的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已经乐观地预测大盘将转暖，最起码不会再现暴跌。你是如何做到这点的，依据是什么？
袁幼鸣：5月30日开盘阶段，低开的上证指数曾在强劲买盘推动下上攻，个股普遍瞬间反弹5%以上。
见此情景，一位在STV（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当记者的70后朋友在MSN上对我说，袁老师，大盘强势啊！
然而，这位兄弟高兴得太早了！
股市多空博弈分为早盘、中盘与尾盘。“5·30”开盘反弹昙花一现，早盘阶段，大批股票重新被砸回跌停，表明空头已不可逆转地压倒性占上风。
当日沪市成交放出2757亿元天量，并非缩量暴跌，说明接盘资金是很充沛的。
为什么这天起大批股票会连续跌停呢？
原因在于，市场主力，尤其是社会资金主力，即所谓的游资主力从财政部大幅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看出，政府已下定决心打压市场，非打压下去不可。
也就是说，指数不跌，有关部门将连续出招。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同政策博弈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顺势而为。
尽可能大量出货，大量出货后再以故意打掉个股关键价位承接盘的“拔桩子”
方式，让股价暴跌。一直跌到散户哭爹喊娘，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逼迫政策掉头转暖。
反思“5·30”，可以得出一个关于A股市场特殊性的结论：
政府不但会以政策干预市场运行，在决策者认为有必要的时候，甚至会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干预大盘甚至板块、个股的点位。
不仅如此，我还能用事实证明，从构成监管机构的一些政府部门官员直至对资本市场指手画脚的学者认定，他们的意思一经表达，市场主体就应该立即执行，不得缓行，连主力资金需要时间出货都令他们不耐烦。
2007年6月5日，我预测大盘将转暖，原因其实十分简单，有组织资金顺势打压市场，逼迫政府“救市”的目的已经达到。
与此同时，大批个股股价已经跌进它们仍握有的大量筹码的成本区，有组织资金将转而与政府合作安排“救市”，生产自救。
主力快速博弈出政府政策，新股民的“倒错行为”在客观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新股民不识政策意图的出货，6月4日的继续暴跌令由多个政府部门构成的管理层大吃一惊，且惊动了决策层。
6月5日早盘，新股民继续抛货，一批股票奔向跌停，此时事态已经发展成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
6月5日下午，救市资金入场当“药引子”，加之各路庄家资金、先知先觉的新增社会资金共振，一举扭转了局面。
以海通证券为例，当日上午11点左右曾跌停至32.75元，尾盘却收于涨停40.03元。海通证券在6月5日以后的反弹力度中等偏上。到6月12日摸高至57.20元收盘52元。
获得股市相关信息的渠道是多方面的，并非在所有时候、所有问题上，上海都有天然优势。
6月5日中午，西部一个地级市的大户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该市只有三家证券营业部，书记、市长双首长已出面召见营业部经理，这是从未有过的“待遇”，要他们“守土有责”维护稳定。
书记、市长要求营业部经理防止股民自杀，把二楼的窗户全部钉死并派人盯住大厅内的散户。对散户带进来的液体要警惕，如果有人往身上浇，要立即扑倒制止。
这样的说法是否真实，今天自然无从证实。但那天中午，依据种种迹象，我认定已到政府非“救市”不可的时间窗口，下午有动作是大概率的。
对于6月5日的“救市”之举，政府明显有被胁迫之感，是不情愿的。
之后大盘快速收复失地，导致行政力量对市场的二次打压，于是出现了“6·20”暴跌。
文玮玮：就算我们这些70后、80后新股民意识到这是个政策市，但正确研判政策动向也实非易事呀。
是不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行政力量深度介入资本市场的社会历史原因？
袁幼鸣：可以这么说。
这里不多谈那次提高印花税率的多方面影响，仅拿年轻新股民的反政策导向行为说事，起码表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与相关人严重脱节的。
理论上，相关部门需要顺应市场化，包括人的市场化潮流，与时俱进改善监管。但要做到这点，对官员们来说，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5·30”暴跌之前，所谓没有投资价值的投机品种暴涨，决策层、管理层已经生了一段时间“闷气”，而广大中小投资者，尤其是新股民，对此其实是不知道的。
新股民希望行政力量不直接干预投资品定价，如果一定要干预，那么退一步，希望能把意思表达得大家可以听懂。
但是，希望归希望，参与市场博弈，更能自我控制的事是主动研判政策动向。
难怪70后、80后新股民“5·30”前看不到政府的严重不悦以及“半夜鸡叫”
后果，连我这样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参与柜台交易并专业从事新闻评论的人，也犯了失察与判断不坚决的错误。
“5·30”之前，看到“A股市场泡沫论甚嚣尘上，意在捡便宜筹码的利益集团、经济学家、管制主义者联手向管理层强力施压”，2007年5月26日我曾在所服务的《东方早报》发表长篇评论《中国股市正在成为“长期有效市场”》。
文章驳斥各种呼吁行政打压股市的谬论，同时主观认定：
唯有资本利得税这一怪兽可以戛然中止本轮牛市的步伐……一旦开征惩戒性、歧视性昭然若揭的资本利得税，直接后果将是：一，沪深股市崩盘，指数暴跌一半；二，中小投资者离场，公募基金被大面积赎回，剩下的投机资金把税收计入成本，横冲直撞，疯狂坐庄炒作。股票市场一夜回到股改前……本轮牛市来之不易且与过去的牛市有本质区别。随着大盘攀升，会有更多的人气急败坏地疾呼行政打压市场，但我们分析认为，管理层出台惩戒性举措的可能性不大。
“5·30”出笼的虽是大幅上调印花税率而非更具杀伤力的开征资本利得税，但它的惩戒性、歧视性昭然若揭。
今天反思我判断“出台惩戒性举措可能性不大”的错误，我认为，在分析框架的来源上，一个重要原因是，自21世纪以来，于传媒舆论的表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似乎越来越为中国经济生活所遵循。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行政力量不会明晃晃下场干预价格。
据此，我心怀侥幸，虽然听闻主张干预的官员与学者人多势众，但觉得只要不出台直接干预股价的行政措施，市场力量尚有博弈空间。
事实证明我是一厢情愿的。回头看，更令我无法自我开脱的一个吊诡事实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同样强烈要求行政干预股市。
当时，我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文章中，我将他们归类为“管制主义者”，嘲讽他们是“拖着计划经济尾巴顾盼自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