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起评选全美年度慈善家的美国《商业周刊》，多年来公布的年度前50名慈善家名单，微软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比尔·盖茨夫妇几乎都名列榜首，当选为美国最慷慨的慈善家。从1999年至2003年五年间，比尔·盖茨及其夫人梅琳达已经捐献和认捐的慈善款总额为230亿美元，刚好是其460亿美元家产的一半。英特尔公司创办人之一的戈登·摩尔夫妇和著名投资家索罗斯在2003年排名榜上分别位居第二、第三，慈善捐款各为70亿美元和24亿美元。在前十名的慈善家行列中，还包括戴尔公司的总裁迈可·戴尔夫妇（第六名，捐款12亿美元）、百货业大王沃尔玛公司沃尔顿家族（第七名，捐款7.5亿美元）、有线新闻网的特德·特纳（第八名，捐款6.64美元）。现任纽约市长、只象征性支取1美元薪水的富翁迈可·布隆伯格（彭博）也列名第十一。富豪争当慈善家已然蔚成风气。
美国的慈善捐款在推动社会、环保、医疗、教育、福利等等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民间生生不息并有效运作的各种基金会也多半依靠源源不断的慈善捐款，为不同的层面与群体输送爱心和帮助。美国慈善捐款的传统也许可以追溯到立国的基督教义，那种奉献的文化与精神在世俗的外在表现之一便是慈善捐款，从早期的洛克菲勒、卡耐基、福特等富翁世家，到今天的比尔、摩尔、戴尔等高科技新贵，都毫无例外心甘情愿地向社会各个方面捐输了数目不小的善款，他们对社会的回馈造福于千千万万的民众，也维系了乐善好施的文化精神。这样的行为基本上与官方无涉，自发自愿带来的自主则使所有的善款尽其所能，最大限度不打折扣地用到该用的地方去。
美国富翁的慈善捐款或许也有税务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要把自己的一半以上身家交付出去绝不是每个人轻易能做到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做那潇洒的智慧的“散财童子”，也还是需要极强的爱心与魅力无边的文化精神导引。美国的慈善捐款蔚为社会大观，普通的民众对公益事业也都乐于奉献捐助，“9·11”事件后全美各地民众对死难者家属的无私捐献是最集中的现实呈现，足以说明根深蒂固的捐献文化与利他精神如何潜移默化影响着一代代美国人。
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推进了国富民强的步伐，也造就了数目可观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福布斯”等中国富翁排名榜近年来也颇吸引人们的眼球，但那些在商场呼风唤雨一掷千金的富翁们却鲜有所闻作出任何像回事的捐献举动。胡润与“福布斯”近年分别推出的“中国大陆慈善企业家排行榜”，在圈内外引发争议与质疑迄今未息，但胡润得出的一个结论却让人共鸣，那便是：中国的“卡耐基”还没有找到。环顾神州，从荣智健到丁磊等一系列世袭富翁或科技新贵，有谁在公益捐献方面让人刮目相看过？中国富翁的慈善意识远远未臻成熟，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慈善事业更还在学步阶段。2003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由“中国─欧洲青年经理项目”发起，在北京君悦大酒店举行为中国孤儿募捐晚宴，每位收600元人民币，出席的都是外国企业代表，竟无一家中国企业现身。募捐负责人安娜无奈地叹息道：“这是一种文化差异。”中国富翁们是否一概拒绝类似的慈善捐献活动呢？非也。电视画面上常见到一些企业老板手举放大的支票招摇，他们在乎的是千万人亿万人的收视率，是寻常花钱也难买到的广告效益，个别人甚至在风光扬名之后还会干出不兑现不践约的劣迹。
其实传统上中国不乏捐献文化和利他精神的底蕴，富翁望族乐善好施的不在少数，何以今天却只见人们为积累财富不择手段，为蝇头小利坑害他人，即使应某某部门或关系户要求捐出自己财产的百万千万分之一，也多半是利益交换或沽名钓誉的手段。他们更热衷的是炫耀自己的财富，过穷奢极侈的生活；或是用大把大把的金钱行贿，修建今后更方便敛财的保护伞。这种行径令人侧目，也成了诱发整体人心不古的主要原因，在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不均的普遍现象下，民众则因贪污腐败风气不正而产生难以化解的“信任危机”。然而，要解决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环保等各方面的问题，单靠政府的财政势必捉襟见肘，营造社会慈善基金会健康发展的机制，使各阶层人士和富翁们有回归良知挥洒爱心的合理合法途径，也使设定或募捐而得的善款最大程度发挥效益，将可能对改善某些领域的现状起到一定的互补作用。要而言之，中国需要给予慈善事业准确的定位，让慈善捐献回归本义，构建合理合情的慈善活动运作系统，激发富翁与全民的爱心热情，才可能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同时又是头号慈善家，这是何等合理合情的事物规律。人类捐献文化与利他精神的光芒最终都会照耀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却不应该继续被动地等待这光芒的降临。
（2/2/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