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帝国软肋——中国脆弱的十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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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澶渊之盟:制度性顽疾的代价(2)

宋军为什么就打不过辽军呢?

北宋土地广、人口多、财富大,为什么就视辽军为老虎呢?

单纯从军事上分析,以步兵为主的北宋军队在战斗力和速度上都逊色于以骑兵为主的辽朝军队。这是其一。其二,北宋大军对军需保障十分依赖,整个后勤系统臃肿滞后,常常被辽军断了粮道而陷入困境。深入分析,战争胜负不纯粹是军事上的得失,较量的是整个政府的综合实力。北宋的军事无能懦弱是制度性的顽疾,王朝肌体内部隐藏着大问题。

北宋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也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北宋的军队分禁军(中央军)与厢军(地方军),宋太祖开宝年间(公元968—976年)军队总数为378000人,其中禁军为193000人;宋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军队总数为666000人,其中禁军358000人。禁军人数在二十多年中增长了85%,军队总人数增长了76%。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军队总数膨胀为912000人,禁军总数为432000人。20多年里禁军增加了21%,军队总人数增长了37%。到了北宋末年徽宗年间,禁军的枪棍教头林冲面对的官兵竟然有83万之多。军队中都是些什么人呢?其中有一半士兵超过30岁,60岁的老兵也不在少数。因为宋朝的军制是终身的,一旦入伍就得在脸上刺字(防止逃跑),端起铁饭碗的同时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还有一些是面黄肌瘦甚至疾病缠身的弱兵。宋朝的军队还承担着“赈灾”的作用,灾害或者饥荒发生时,朝廷为了防止灾民饥民闹事,就打开军队大门大规模招募新兵。这样的士兵如何和身材高大的北方契丹人作战?

朝廷也看到了弊端,挑选其中看得过去的士兵组成禁军,其余的留在地方厢军中充作杂役。原本属于地方事务的镇压起义、防御敌寇、驻防要塞,等等,现在都由中央禁军操办。

指挥、支撑庞大军队的政府也出了问题。北宋统治层极其信奉中央集权,恨不得把天下鸡毛蒜皮的事情全都给管起来。为此,北宋人为制造了机构和人事的复杂性。中央机构叠床架屋、系统繁多;地方上军事、民政、司法和财政分属不同的系统不同的长官;官员名实不符,本兼职乱飞,频繁调动。一个地方上的县令要面对四五个管他的顶头上司,而他的本职工作却是中央某部的郎中,地方事务仅仅是“临时出差”。名正言顺的县令可能正在几百里外的其他州衙中“帮忙办事”或者干脆就在京城汴梁等着“分配工作”。结果整个国家机器遇事推诿,效率低下。

机构无能也就罢了,更大的问题是它日益臃肿,反过来吞噬国民财富。政府本身成为了政府最大的问题!北宋拉拢士人,规定文官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结果造成宋真宗景德年间在任官员超过一万人(不包括胥吏、衙役等吃皇粮的人),同宋初比“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仅仅是支付众多官员的俸禄,保证他们的待遇,就耗费了大量国家财富。北宋一年的收入不过缗钱6000余万,其中军费开支就达5000万,剩下的1000万远远不足以支撑政府运转。唯一的方法就是盘剥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北宋不可避免地进入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困局。宋真宗在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曾试图解决“三冗”问题,曾一次裁掉195800多人,结果引起官场的激烈反对,不了了之。像癌细胞一样,“三冗”这个制度性问题已经深入王朝肌体深处,非断骨换血不能解决了。

北宋缔造者们的脑袋进水了吗,怎么制定出这么愚蠢的制度来?

王朝的缔造者们一点都不笨,他们在刀光剑影的五代十国中一路厮杀过来,历经千辛万苦建立了北宋王朝,比绝大多数人都聪明能干,也比绝大多数人要珍惜北宋王朝。残酷的政治斗争告诉他们,五代十国乱世的根源是武人争雄,掌握枪杆子的将领们割据一方,厮杀不止。其间的血腥阴谋、宫廷政变和王朝更替都离不开两样东西:枪杆子和武将。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是在部下一拥而上,半推半就地披上龙袍当的皇帝。如今身份地位转换了,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反过来要防止武将们有样学样,也披件龙袍把自己赶下台。为此,他们才制定了高度中央集权和权力复杂制衡的制度来,宁愿把武将和军队都养起来也不愿意他们造反。任何事物在它产生的当时当地都有合理之处,日后让北宋王朝羸弱不堪的制度在它产生之初存在着合理的因素。只是,害怕狗叫也不能活生生把狗的舌头剪掉或者把狗活活打死——毕竟狗的作用摆在那呢。在巩固权位的问题上,赵匡胤、赵匡义等人矫枉过正了。

军事领域是矫枉过正的重灾区。宋朝历代皇帝都奉行“崇文抑武”的原则,把防止将领拥兵自重作为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为了防止将领和军队形成固定的上下级关系,北宋实行“更戍法”,每年不是调动部队将领就是调动军队,力求“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结果,北宋的军队官兵每年都在东南西北调动之中,去年还在河北今年就去江西了,没准明年就去四川了,至于前年的部队指挥官是谁几乎没有人记得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将帅无权,指挥失灵。

在北宋当将军非但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且地位尴尬、杀机四伏。种种制度限制了将领们有所作为(宋朝最有作为的将领都出现在朝廷控制力弱的时期,比如北宋建立初期的杨业,比如宋室南迁时的岳飞),即便个别干得出色的最终都受到文官的排挤和朝廷的猜忌,下场悲惨——想想杨业和岳飞吧。朝廷不信任、不重视,将领们不主动、不作为,都浑浑噩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清代王夫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曹、潘二人都在宋太祖时期征战南北,是战功赫赫的名将;王朝建立后,二人却在宋太宗北伐中表现拙劣,畏缩不前。潘美甚至在杨业孤军深入、奋勇杀敌的情况下拥兵自重,坐观成败。这两个名将是出了问题,可问题的根子在于宋太宗的猜忌和钳制。

到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秋,辽军深入河北。镇守定州的宋军主帅傅潜拥兵八万而不敢出城门一步,即便宋真宗屡次下旨催促出兵,最后御驾亲征了,傅潜依旧抗旨不前。

这就是宋真宗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家业。

宋真宗很想在自己手里把宋辽关系这个难题解决掉。

即位之初,宋真宗曾经就这个难题征询过众臣的意见。大将曹彬认为宋太祖时期的宋辽关系最好,两国“和好”,建议宋真宗与辽和好,搁置争议,努力恢复到宋太祖时期的状态。大臣朱台符也主和。他的建议更加具体。朱台符建议宋真宗继承宋太祖当年的“赎买”思路,和契丹讲和,通过馈赠、边贸等发展关系。宋真宗总结道:“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纲纪,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可见,半个多世纪过后,北宋王朝也开始现实起来,主和成为对辽关系的主流声音。

和平的意识有了,客观条件却不允许和谈迅速进行。就在傅潜畏敌不前的咸平二年,辽军再次大举入侵河北,河北各城孤立防守,处境危险。当年九月,宋真宗在臣僚建议下御驾亲征,十二月,亲临大名府战阵,“躬御铠甲于中军”。辽军意在劫掠,一看宋真宗来真的了,就主动撤退了。宋真宗在第二年正月才返回汴梁。他前脚刚走,辽军就南下骚扰抢劫。宋辽爆发遂城、望都等战,两国又结下了新仇。宋军依然是败多胜少,尤其是以善战闻名、时人称之为“二杨”的杨延昭、杨嗣在保州损兵折将,使全军士气进一步下挫。

双方都厌倦了攻战不断的动荡关系,希望一个和平协议能够稳定宋辽关系。公元1004年的秋天,辽朝用南征表达了建交的心思,宋真宗君臣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吗?

拿什么拯救澶州

辽军兴师动众,却遭遇了出师不利。这就好像是用一把锋利的刀去割杂草,在操作中却割到了石头。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自率领的铁骑在威虏军、顺安军、保州等地都遭到抵抗,无法攻破城池,锐气大减。辽军唯一的战果就是攻破遂州,勉强打通了进攻河北重镇定州的道路。河北宋军主力驻扎在定州,隔着唐河严阵以待。主帅王超还派出部队聚歼落单的契丹骑兵。萧太后一时不敢硬碰硬。好在她本意就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来,觉得威慑效果达到了,便主动掀开了和谈的序幕。

闰九月二十四日,辽军小校李兴等四人来到北宋莫州部署石普帐前。李兴将随身携带的书信交给了石普。石普展开一看,大惊失色。

原来这是“已经殉国”的王继忠写呈宋真宗赵恒的密奏!

随同萧太后南征的王继忠被阴差阳错地推上了辽宋和谈的最前沿。在密奏中,王继忠依然以宋臣的名义,向宋真宗表达了“北朝(辽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的意思,建议宋真宗停战和谈。接着密奏“诚实”地提出了辽朝的和谈要求:北宋归还关南之地,首先派出使臣赴辽营确定两国关系。这封密奏是不是王继忠的本意呢?和谈本身可能是符合王继忠的心理的,但后面的和谈内容显然不是他这个降将能够确定的,而是萧太后母子的意思。

马上,这封密奏被送到了宋真宗面前。对于和平的大方向,北宋君臣没有意见,但是对辽朝的两个条件,北宋君臣断然拒绝。朝廷无力收复幽云十六州已经面临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了,好不容易收复的关南土地肯定不能割让给辽朝。宋真宗不愿被历史视作“石敬瑭第二”。与此相关的,首先派遣使臣求和给人示弱屈服的感觉,有损王朝尊严而无法被接受。宋真宗君臣为谈判确定了“遗其财物,斯可也”的原则。钱可以适当地给,但土地断不可割让,辽军必须撤退,这便是北宋的立场。在国家危急时刻,王继忠的“死而复生”反而被君臣们忽视了。宋真宗需要他充当信使的作用,很快写了一封手诏,通过石普“赐”给王继忠。宋真宗在手诏中明确表示同意和谈,说自己即位以来,“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要求王继忠“密达兹意,共议事宜”。

宋朝不屈服的外交姿态,和辽朝的预期相差太远。辽军决定发动更凌厉的攻势,迫使北宋作出妥协。

北宋不是不愿意放弃关南之地吗,那我就自己去取,造成既成现实。十月,辽朝大军放弃重兵防守的定州,向东进攻瀛州。辽军志在必得,萧太后亲自擂鼓,辽圣宗御驾阵前督战,外线辽军四处隔断宋军的援兵,士兵向潮水一样涌向城池。宋将李延渥率兵死守,弓箭和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围城的辽军身上。大战十多日,辽军在城下扔下30000多具尸体,城池岿然不动。原本是以战迫谈的设想,不想大军困于坚城之下,损兵折将,伤了元气。辽军及时调整了战术,依然是以战逼和,但这次要发挥契丹骑兵的灵活和快速打击能力长驱直入,打到宋真宗的家门口来个城下之盟,看他还敢不敢拒绝条件?辽军当即放弃瀛州,大军南下,沿途置宋军城寨于不顾,一心只想早日打到汴梁城下。河北各地的宋朝守军一心避战,坚守城池,任由辽军如入无人之境。十一月二十二日,辽军抵达黄河北岸边上的澶州(今河南濮阳)。

站在澶州的城楼上,向北可以看到辽军骑兵扬起的漫天尘土,向南可以远眺黄河南岸的汴梁。澶州到汴梁一路平川,骑马只需一天即可到达。黄河告急,汴梁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