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殖民机构都统衙门的统治也留下了许多值得一书的细节。1901年元旦，都统衙门到处张贴布告。内容是：“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现闻有人假充本衙门之人或充练军勒索钱文，准该民人等前来本衙门指名禀控，派兵查拿严办。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原本，各国官兵直接统治中国人，遭遇了中国特色的“潜规则”。比如有人向都统衙门告发有翻译在天津汇丰银行存入白银一万两，是趁随军出征示威演习时讹诈的。都统衙门下令汇丰银行在查清此款的合法主人之前禁止支付；又有人举报一些歹徒趁社会动乱，在乡村收取保护费用。都统衙门责成巡捕局逮捕了部分歹徒，并进行审判；后来都统衙门发现的汉奸或者歹徒的敲诈勒索事件，都责成巡捕局办理。
1900年冬季来临后，京津地方绅士和中国雇员按照清朝官场的规矩，开始筹备“炭敬”孝敬占领军。所谓“炭敬”就是利用冬天送炭御寒的名义，下级向上级、地方官向京官送钱，顺便“联络感情”。为应付“炭敬”热潮，天津都统衙门在1900年的第84次会议上除了讨论发放救济、变卖旧子弹、逮捕义和团、民教冲突等事项外，专门“研究了关于当前一些华人向政府部门成员赠送礼物的问题”，并形成决议：“本委员会认为此举应当严加制止。同时也相信，政府所有成员都不会接受华人除水果和鲜花以外的任何馈赠。”
四
1900年春天过去的时候，华北混乱的局势开始尘埃落定。
八国联军先前进军山西追击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计划受挫，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清政府在西安开始对全国发号施令。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就下达了剿灭义和团的命令，在中外军队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死伤惨重，团民纷纷退出，整个组织很快瓦解殆尽。八国联军占领东北全境和京津地区后，无力进一步扩大占领区，开始思考如何善后。
参与八国联军的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都有分割中国领土的想法。俄国更是希望趁机割占中国东北领土。但英国和美国重视商业利益，希望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坚持反对俄国、日本的领土野心。英美希望保持一个稳定统一的、能保证列强殖民利益的中国政府。列强内部出现了根本性的善后政策分歧。
其次，中国人在灾难中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坚韧不拔的生命力，让列强感受到了中国的勃勃生机。没有一个列强有能力、有信心对中国进行直接统治。天津英军司令部参谋奇亚夫上尉接受《悉尼先驱晨报》采访时称中国人是“最不凡的”，“他们能在自己的财产、生命遭受危难时，还像一个哲人般坦然面对，看着洋鬼子们夺走他的粮食、衣物和一切，看着家园被焚毁，看着妻子儿女被迫逃命，他却照样带着微笑注视着敌人，即使损失会依然惨重。他的心中一定在酝酿着下一轮对洋鬼子的抗争！”尽管八国联军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但他们一直不能做到稳定的占领，更谈不上有效的直接统治了。瓦德西承认：“在东北常有武器完备的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安。”沙俄陆军大臣也担心沙俄派遣军的处境：“住在南满的俄国军队是分散而被包围在敌视我们的中国群众之中的。”
最后，各国政府得出结论，直接占领中国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是在谈判桌上惩罚清政府，巩固和扩大殖民利益。
中国大部分地区是完整的，那里有几亿双仇视的眼睛盯着八国联军的一举一动。这让侵略者们胆战心惊，更为清政府提供了善后的筹码。
清政府内部依然有“战”、“和”两种意见。有人建议朝廷迁都西安，组织勤王，与八国联军继续作战。载漪等守旧排外势力因为力主引进义和团势力、对外国开战导致滔天大祸，已经被渐渐清醒理智下来的朝野所唾弃。载漪等人此时再也不敢说继续作战了。相反，许多爱国官员激愤于八国联军的兽性，力主抗战。可实际情况是：朝廷直接掌握的京畿部队已经在与八国联军的对阵中覆灭了，朝廷哪里还有军队继续抗战？刚刚的失败也表明，冷兵器为主的清朝军队完全不是全副近代武装的八国联军的对手。同时，朝廷赖以依靠的南方各省纷纷加入“东南互保”，反对战争，主和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
清政府也决定和谈，要在谈判桌上清理战争废墟。
李鸿章又签卖国条约
一
1900年7月17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上了北上的轮船。
年迈多病的李鸿章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极其缓慢地走过跳板，上了甲板上就瘫倒在大藤椅上休息起来。他把浑浊的目光投向茫茫的北中国海，那里将是他的目的地，也将可能是他的政治坟墓。几天前，朝廷下诏，调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议和。
慈禧太后环顾天下，唯有在政坛起伏近50年、外交经验丰富的李鸿章“也许”能够完成不可能完成的议和重任。
李鸿章完全可以不背起这副重担。他推辞的理由很多：年迈、多病、南方不稳、不熟悉北方发生的事情，等等。从个人利益上来看，李鸿章也应该推辞。李鸿章办了大半辈子洋务，结果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葬送了他经营多年的洋务结晶北洋舰队，也宣告了李鸿章洋务努力的彻底失败；每次朝廷战败后受辱都是李鸿章出来做消防员、做保洁员，其中的许多后果是他造成的，但更多的后果不是他造成的，可朝廷选定了他来善后。经他的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让国家割地赔款道歉。国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的声讨声他听在耳里，百口莫辩。尤其是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向中国读书人目之为“倭奴”的日本人卑言下语，签订了伤害国家元气的《马关条约》，名声跌落谷底。
人虽未死，但名已列入“奸臣传”了。如今，八国联军占领首都，重兵屯集华北，口口声声要报仇雪耻。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深入虎穴，让八国联军撤军，如果不作出巨大的让步、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怎么能办得到？如果那样，李鸿章又得添一大罪状，成为天下的大罪人。
可这一次，李鸿章没有推辞，还是拖着病体北上了。
李鸿章怀着愤慨、无奈、苍凉的心，漂荡在中国东部洋面上。他很早就力主洋务自强，可惜不仅少有人支持，拆台的人却有很多；他一直力主韬光养晦，与外国和好，利用现存外交体系维护中国利益，可惜出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么大的娄子。在整个事件中，李鸿章都没有参与。签订《马光条约》后，李鸿章因为名声恶劣，加之反对派排挤，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上被“发配”到岭南当了远非同分量的两广总督，被排挤出了核心权力圈子。作为旁观者，他眼睁睁看着国家大祸将至却无法出力阻止，事后却要为此负责，承担恶名。这是多大的委屈与无奈啊！
当年在日本春帆楼为甲午战争善后时，李鸿章遇刺，子弹射入他的左颊。李鸿章一直保留着遇刺时的血衣，理由是“此血可以报国矣！”日本是他的伤心地，李鸿章发誓决不踏入这块土地。一年之后，慈禧太后安排李鸿章考察欧美各国，避开国内汹涌澎湃的“讨李”浪潮。李鸿章不得不途经日本换船前往美国。到日本，李鸿章拒绝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这一次和八国联军斗法，李鸿章心里也没有底，有的只是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
1901年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曾经在天津执政达20多年，担任天下群督之首的直隶总督，编织自己洋务强国的梦想。如今，李鸿章故地重游，专门去看了直隶总督衙门——这也是他回任直隶总督后的办公场所，结果只看到一片断壁残垣。
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中外和谈正式开始。
二
10月，法国率先提出了惩治祸首、赔款、拆除大沽炮台等六项和谈要求，作为与清政府谈判的基础。各国公使就此进行了补充、修改，于12月24日以11国（组成联军的8国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3国）的名义共同向清廷提出《议和大纲》12条。
列强主动提出12条和谈大纲，让清政府松了一口气。既然有了和谈要求，就说明11国放弃了灭亡清朝的念头，有了和平善后的可能。在西安的朝廷意识到只要认可了12条大纲，生死危机就可以度过了。朝廷的基本态度是“十二条不能不照允”，认为12个条件是各国公使“往复密商其政府数十日而定议，非此不能转圜，非此不能结局”。
但是“不能不照允”并不是“全部照允”。
朝廷给李鸿章等和谈代表发去指示，要求：可以以列强的和谈条件为谈判基础，但在具体问题上要反复“磋磨”，“审度情形，妥筹磋磨，补救一分是一分耳”。损失能挽回一点是一点。
中外双方讨价还价的核心问题是赔款金额问题。
中国要向列强支付巨额赔款，这是双方都没有异议的。列强当然是狮子大开口，要求的赔款越多越好。但清政府家底本来就捉襟见肘，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么一闹，已经是“身无分文”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是空手仓皇西逃的，饿到好几天吃不上饭，最后还是问山西老乡讨稀粥充饥。现在让清政府搬出金山银山来，哪里拿得出来啊？
早在1901年1月13日，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就预测到了列强索求赔款一事。他认为过多的赔款会动摇清政府的统治，弄不好外国人撤军了，清政府却因为支付不了赔款而崩溃了。“中国对外赔款为数过巨，中国财政原本即万分拮据，濒临崩溃，竭天下脂膏，不足还债，何以立国？”盛宣怀致电奕劻、李鸿章、荣禄等人，得到了朝野的认同。清政府朝野大臣的基本观点是赔款是“量力而行”。这里的“量力”就是“量中国力所能及”（军机处致议和代表电）、“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2月14日朝廷上谕）。遗憾的是，后人在解读“量中华之物力”的时候产生了误会，误以为这是清政府不惜搜刮民脂民膏、倾全国之力讨好外国侵略者，是典型的卖国言论。联系当时的背景和文件上下文，它的本意是“唯各国既定和约，自不致强人所难。着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2月14日朝廷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