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已经说过，国王是一位具有杰出理解力的君王。他常吩咐人把我连箱子一起带到他房间里去，放到桌子上后，再命令我从箱子里搬出一张椅子来，在箱子顶上离边沿三码的地方坐好，这样我和他的脸就差不多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我和他以这样的方式交谈了几次。有一天，我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他对欧洲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表现出一种鄙视，这似乎与他具备的杰出的智力不大相称。人并不是躯体大，头脑就发达，恰恰相反，在我们国家，我们注意到，最高大的人往往最没有头脑；而在其他动物中间，蜜蜂和蚂蚁和许多大一点的动物比起来，更具有勤劳和聪明伶俐的好名声。所以，虽然他把我看得微不足道，我倒还希望有生之年能为他做几件了不起的事情让他看看。国王很认真地听我说着，渐渐开始对我产生前所未有的好感。他要我尽可能详细地给他说说关于英国政府的情况，因为虽然君王们一般都喜欢他们自己的制度（他从我以前的谈话中推想，别的君主也都是这样的），要是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却也乐意听听。
可敬的读者，你替我想想看，那时我曾多少次地渴望我有德谟西尼斯或者西塞罗的口才啊！那样的话，我就能够以适当的方式描述我国的丰功伟绩、国泰民安，以此来歌颂我那亲爱的祖国。
我首先告诉国王，我国领土由两个岛屿组成，三大王国统归一位君主治理，此外在美洲我们还有殖民地。关于我们那肥沃的土地和温和的气候，我详详细细说了老半天。接下来我详尽地谈了英国议会设立的情况。议会的一部分由一个著名的团体组成，称为上议院，成员是一些血统最高贵的人，世袭最古老、最富足的祖传产业。我继续说，这些人在文武方面都一直受到特殊的教育，使他们生来就有资格做国王及王国的参议，使他们能帮助国家立法，能成为一切上诉都得到处理的最高法庭的法官，能具有勇敢、公正、忠诚的品格，随时都准备充当捍卫君主及国家的战士。他们是王国的光荣和保障，是他们盛德隆名的祖先的好后代；他们的先人因其美德而享荣耀，子孙后代就因此一直兴旺不衰。这些人之外，上议院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享有主教称号的神职人员，他们的专责是管理宗教事务，并负责带领教士向人民宣传。这些人由国王及其最英明的参政在全国范围内，从生活最圣洁、学识最渊博的教士中寻找和选拔出来，他们确乎是教士和人民的精神领袖。议会的另一部分由称作下议院的一个集会组成，议员都是些重要的绅士，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这些人才能卓越，爱国心强，能够代表全民的智慧。这两院人士组成了欧洲最严正的议会，整个立法机关就交由他们和君主一起掌管。
我转而说到法庭，法官们都是些可敬的德高望重而又通晓法律的人，他们主持审判，对人们的权利及财产纠纷做出判决，同时惩罚罪恶，保护无辜。我还提到了我国节俭的财政管理制度，提到了我国海陆军队的勇武与成就。我先估算一下我们每个教会或政党大约拥有几百万人，然后再统算出我国的总人口是多少。我甚至提到了我们的体育和娱乐以及每一件我认为能为我国增光的琐碎的事。最后我对英国近百年来的主要事件做了一番简要的历史叙述。
我被召见了五次才谈完这些事，每次历时几个小时。我谈的一切国王都听得很仔细，他还不时地记些笔记，将要问我的问题都写成了备忘录。
我这几次长篇谈话结束以后，国王在第六次召见我的时候，就一边对照着笔记，一边逐条逐项提出了他的许多疑点、质问和不同意见。他问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培养年轻贵族的身心？他们在早年那最可以受教育的时期一般做些什么？如果有哪家贵族绝了嗣，采取什么方法来补充议会里的缺额？那些将被封为新贵的人应该具备哪些必要的条件？会不会由于国王一时心血来潮，或者给哪位宫廷贵妇或首相行一笔贿赂，或者违反公共利益阴谋加强一党势力，就能使这些人一跃而成为贵族？这些新贵对本国的法律具备了哪些知识？怎样获得了这些知识？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只得上法庭时，他们又如何来裁判他们同胞的财产纠纷？难道他们从不贪婪、偏私，不缺钱花就不会接受贿赂、不会搞什么阴谋诡计？我说到的那些神职官僚是不是总是因为他们对宗教事务具有渊博的知识，生活也非常圣洁，才被提升到那样的高位？难道他们做普通牧师时就从未趋炎附势？从未卑躬屈膝在什么贵族门下充当低贱无行的牧师？选进议会后，他们难道不是继续对贵族的意志言听计从？
他接下来还想知道：选举那些我称为下议员的人，常用的是什么伎俩？一个外乡人，如果他腰包里有的是钱，是否就可以鼓动选民投他的票，而不选举自己的地主或邻近最值得考虑的绅士？我承认这事既很麻烦又很费钱，没有薪金和年俸的人往往弄得倾家荡产，可是，人们为什么还要那样强烈地渴望往这个议会里挤呢？这看起来像是大家品德极高，有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但国王却怀疑那会不会总是出于至诚。他还想知道：这些热心的绅士会不会想到以牺牲公众利益来迎合一位软弱、邪恶的君主和腐败内阁的意志，从而使自己破费的金钱和所经历的麻烦得到补偿？他还提了许多问题，并且在这方面就各个部分逐一对我细细盘问，提出了无数的疑问和异议，不过我想不好也不便在此复述他的话。
关于我谈到的我国法庭的情况，国王也想了解几点，这一点上我比较能够胜任，因为我从前曾在大法官法庭上打过一场历时很久的官司，花了不少钱才得到判决，几乎搞得倾家荡产。他问我：裁决一件案子的是非一般需要多少时间？得花多少钱？如果判案明显不公平，故意与人为难，或者欺压一方，辩护人和原告有没有申明抗辩的自由？教派或政党是否被发现对执法的公正有影响？那些为人辩护的律师是否受过衡平法常识的教育？他们是不是只了解一些省、国家及其他地方性的习俗？律师或者法官们认为自己有任意解释法律的自由，那他们是否也参与起草法律？他们是否在不同的时间为同一桩案子一会儿辩护，一会儿又反驳，还援引先例来证明自己意见前后矛盾却依然有理？律师这一帮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他们为人辩护、发表意见，是否得到金钱报酬？特别是，他们能否被选为下院议员？
他接着又对我国的财政管理进行攻击。他说，他觉得我的记忆力是不行了：我算算我们的税收每年大概是五六百万，可我接下来又提到了各项开支，他就发现有时超支一倍还不止。这一点上他记的笔记非常具体详细，因为他说他本来倒是希望了解一下我们的做法或许对他是有用的，计算时不会被人欺蒙。但是，如果我对他说的是真的，他还是弄不明白，一个王国怎么也会像私人那样超支呢？他问我谁是我们的债权人，我们又上哪里去弄钱来还债。听我说到那些耗资巨大的大规模战争时，他非常吃惊，说我们一定是一个好争吵的民族，要不就是我们的四邻全是些坏人，而我们的将军肯定比我们的国王还有钱。他问：除了进行贸易、订立条约，或者出动舰队保卫海岸线之外，在我们自己岛国以外的地方还有我们什么事？最令他感到不解的是，他听我说起一个正处于和平时期的自由民族居然还要到国外去招募一支常备军时，他说，既然领导、统治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认可的代表，他想象不出来我们还要怕谁，又要同谁去战斗。一个人的家由他自己或者子女家人来保护，难道不比花少许的钱到街上胡乱找六七个流氓来保护要强吗？这些流氓要是把全家人都杀了，不就可以多赚一百倍的钱了吗？
我通过计算几个教派和政党的人数推算出我国的人口总数，他笑话我这种计算方法，说这方法真是离奇。他说他不明白那些对公众怀有恶意的人为什么非得改变自己的主张，而不让他们把自己的主张隐瞒起来。任何一个政府，要是它强迫人改变自己的意愿，那就是专制；而让人公开自己对大众有害的意见则又是软弱，比如尽可以让人在自己家里私藏毒药，却不能让他拿毒药当兴奋剂去四处兜售。
他又说，在我们贵族绅士的各种娱乐中我曾提到了赌博。他想知道：他们大致在什么年龄开始玩这种游戏？玩到什么时候才收手？要玩掉他们多少时间？会不会玩到倾家荡产？卑鄙邪恶的人会不会因玩这种游戏的手段高明而终成巨富，以致我们的贵族老爷有时也得仰其鼻息，终日与下流人为伍，完全不思上进？而赌输之后，贵族老爷们会不会也去学那些卑劣手段并用之于他人？
我对我国过去一百年中的重大事件所做的一番历史的叙述令他大为震惊。他断然宣称，那些事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大屠杀、革命和流放，是贪婪、党争、虚伪、背信弃义、残暴、愤怒、疯狂、仇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恶的恶果。
国王在他另一次召见我的时候，又不厌其烦地将我所说的一切扼要地总结了一下。他把自己所提的问题与我所做的回答进行了一番比较，接着把我拿到他手里，轻轻地摩挲着我，发表了这样一席话，这席话连同他说那话的态度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小朋友格里尔特里格，你对你的祖国发表了一篇最为堂皇的颂词。你已十分清楚地证明，无知、懒散和腐化有时也许正是做一个立法者所必备的唯一条件；那些有兴趣、有能力曲解、混淆和逃避法律的人，才能最好地解释、说明和应用法律。从你所说的一切来看，在你们那儿，获取任何职位似乎都不需要有一点儿道德，更不用说人要有什么美德才能封爵了。教士地位升迁不是因为其虔诚或博学，军人晋级不是因为其品行或勇武，法官高升不是因为其廉洁公正，成为议会议员也不是因为其爱国，国家参政大臣也不是因为其智慧而分别得到升迁。至于你呢，”国王接着说，“生命的大半时间一直在旅行，我很希望你至今为止尚未沾染上你那个国家的许多罪恶。但是，从你自己的叙述以及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你口里挤出的回答来看，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的同胞中，大部分人是大自然从古到今容忍在地面上爬行的小小害虫中最有毒害的一类。”
七
因为我酷爱真理，所以我的故事的这一部分不能瞒着不说。我当时就是表示出愤慨也没用，事实上我那么做老是遭到他们嘲笑。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凭别人对我那高贵而可爱的祖国大肆侮辱。我真的感到很难过，而无论哪位读者，要碰到这样的场合也一定会很难过的。可这位君王偏偏又好奇心那么强，每一件琐屑的事都要问，我要是不尽量答复使他满意，那我就是知恩不报或者失礼。不过我还可以为自己辩白的是，我巧妙地避开了他的许多问题，在每一点上，严格地说，讲得都要比事实好许多倍，因为我对自己的祖国一向是偏袒的，这种对祖国的偏袒值得称颂。哈立卡那修斯的狄昂尼修斯就劝告历史学家要多说祖国的好话，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我要掩饰我的“政治妈妈”的缺陷和丑陋，而竭力宣扬她的美德和美丽。在和那位伟大的君王所做的多次谈话中，我曾真诚地努力那样做，然而不幸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还该多多原谅这位君王，他完全与世隔绝，结果必然是对其他国家十分常见的风俗人情全然不知。这么一种无知就产生了许多偏见以及某种狭隘的思想，而这些东西我们和欧洲一些较文明的国家是根本不会有的。如果把生活在这么偏远地方的一位君王的善恶观提出来作为全人类的标准，那真是叫人难以忍受了。
为了证实在我这儿说的话，也为了进一步说明狭隘的教育会有什么样的悲惨结果，我在这里要插上一段几乎叫人难以置信的叙述。为了讨好国王以获得他更多的宠幸，我告诉他：三四百年前有人发明了一种粉末，星星之火落到这样的一堆粉末上，哪怕这粉末堆得像山一样高，也会被即刻点燃，一起飞到半天空，声响和震动比打雷还厉害。按照管子的大小，把一定量的这种粉末塞进一根空的铜管或铁管里，就可以将一枚铁弹或铅弹推出，力量之大、速度之快，没有东西能挡得住。以这种方法将最大的弹丸打出去，不仅可以将一支军队一下子整个儿消灭掉，还可以把最坚固的城墙夷为平地，将载有一千名士兵的船只击沉海底。如果把所有的船用链子穿到一起，子弹出去能打断桅杆和船索，将几千人的身体炸成两段，一切都消灭得干干净净。我们就经常将这种粉末装入空心的大铁球，用一种机器对着我们正在围攻的城池将大铁球射出去，就可以将道路炸毁、房屋炸碎，四处碎片纷飞，所有走近的人都会被炸得脑浆迸裂。我告诉国王我对这种粉末的成分十分熟悉，那是些平常而又便宜的东西。我也知道调配的方法，可以指导他的工人制造出与陛下的王国内其他各种东西比例相称的炮管来，最长的也不会超过一百英尺。有二三十根这样的炮管，给它们装进一定数量的粉末和铁球，就可以在几小时内摧毁他领土内最坚固的城垣；要是京城的人胆敢抗拒陛下的绝对命令，也可以把整个京城炸毁。我谨将这一主意献给陛下，略表寸心，以报答我受到的他的许多恩典和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