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了几个小时，但不断地为梦所扰，我梦见了我离开的那个地方，梦见了我刚刚躲过的种种危险。不过一觉醒来，我觉得自己精力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这时大约已是晚上八点钟，船长想我也是好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就立即吩咐开晚饭。他见我已不再是疯样，说话也前后连贯，就十分友好地招待我。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要我把旅行的情况告诉他，我是怎么乘坐那只大得吓人的木头箱子在海上漂流的。他说，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他正拿着望远镜在望，忽然在远处发现了那个东西，还以为是一艘帆船，心想离他的航线不太远，自己船上的饼干又快吃完了，就想赶上去从那船上买一些过来。船靠近了才发现他错了，就派人坐长舢板去探探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的水手们回来都十分害怕，发誓说他们看到了一座漂流着的房屋。他笑他们说傻话，就亲自坐小船去看，同时吩咐水手们随身带一根结实的缆绳。当时风平浪静，但他绕着我划了几圈，发现了我箱子上的窗户和保护窗户的铁线框格，又发现一面全是木板，没有一点儿透光的地方，却安着两个锁环。于是他命令水手把船划到那一面去，将缆绳拴上其中的一只锁环后，就叫他们把我那柜子（这是他的话）向大船拖去。箱子到船边后，他又下令再拴一根缆绳到安在箱顶的铁环上，然后用滑车把箱子吊起来。可是全体水手一齐动手，也不过只吊起两三英尺。他说他们看到了我从洞里伸出来的手杖和手帕，断定一定有什么不幸的人被关在那洞里了。我问他起初发现我的时候，他和水手们可曾看见天空有没有什么大鸟。他回答说，我睡觉的时候，他同水手们谈过这事，其中有一个说看到有三只鹰朝北方飞去，不过他并没有说它们比普通的鹰大，我想那一定是因为它们飞得太高的缘故。他当时猜不透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接着问船长，他估计我们离陆地有多远了。他说，据他最精确的计算，至少有一百里格。我告诉他，他肯定多算了差不多一半的路程，因为我掉进海里时，离开我来的那个国家还不到两个小时。听我这么一说，他又开始认为我的脑子有毛病了。他暗示我，我是神经错乱，劝我到他给我预备的一间舱房里去睡觉。我让他放心，他这么友好地招待我、陪我，我早已恢复过来了，神志也跟平时一样完全清醒。他这时却严肃起来，说想坦率地问我一句，是不是我犯了什么大罪，按照某个君王的命令受到惩罚，把我丢到那个柜子里面，就像别的一些国家对待重罪犯那样，不给食物，强迫他上一只破船到海上漂流。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他还能心神安宁吗？他说虽然很懊恼，把这么一个坏人搭救上船，可他还是说话算话，一到第一个港口就送我平安上岸。他又补充说，我一开始对水手们尽说胡话，后来又对他去讲，什么小屋、柜子，加上我吃晚饭时神情举止都很古怪，他就越来越怀疑了。
我请求他耐心听我讲完我的故事。我把自己最后一次离开英国到他发现我那一刻为止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事实总是能说服懂道理的人，这位诚实而可敬的先生有点学问，头脑也很清楚，他很快就相信我是坦诚的，说的都是实话。但为了进一步证实我所说的一切，我请求他吩咐人把我的橱子拿来，那橱子的钥匙还在我的口袋里（他已经把水手们怎么处理我那小屋的情形都告诉了我）。我当着他的面把橱子打开，把我在那个国家收集到的那点珍奇玩意儿拿给他看。说来也真怪，我居然得以从那里被救了出来。这里面有我用国王的胡子茬儿做的一把梳子；还有一把也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不过是装在王后剪下来的一片大拇指指甲上，我用那指甲做了梳子的背。还有几根缝衣针和别针，长度从一英尺到半码不等；四根像细木匠用的平头钉一样的黄蜂刺；王后梳下来的几根头发；还有一枚金戒指，那是王后有一天特别客气送给我的，她把戒指从小指上取下，像套项圈似的把戒指一下扔过来套到我头上。为了报答船长对我的款待，我请他收下这枚戒指，可他坚决拒绝了。我又拿出我亲手从一位皇室侍女脚趾上割下的一个鸡眼给他看，它有一只肯特郡生产的苹果那么大，长得很坚硬，我回英国后把它挖空做成了一只杯子，还用白银把它镶了起来。最后我还请他看了我当时穿在身上的裤子，那是用一只老鼠的皮做成的。
无论我怎么说，他都不肯接受我的任何东西，只是有一颗仆人的牙齿，我见他十分好奇地在那儿仔细端详，我觉得他很喜欢，就硬劝他收下了。他千恩万谢地接了，这么一件小东西其实不值得他这么道谢的。那牙齿是一位技术不熟练的外科医生从格兰姆达尔克立契的一个害牙痛的仆人嘴里错拔下来的，它其实和他嘴里的其他牙齿一样是好好的，我把它洗干净，放到了橱里。牙齿有一英尺长，直径四英寸。船长对我这一番简单明了的描述十分满意，他说他希望我们回英国后我能把这一切写下来公之于世。我的回答是，我觉得我们写旅行的书已经太多了，现在不来点别出心裁根本就不行。我因此很怀疑一些作家考虑的不是什么真实性，而是他们自身的虚荣心和利益，要么就是为了博得无知读者的欢心。我的故事却只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件，别的很少，我不会像大多数作家那样，笔底下尽是些关于奇怪的草、木、鸟、兽或者野蛮民族的野蛮风俗、偶像崇拜等华而不实的描写。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谢他的好意，并答应他考虑写书的事。
他说，有一件事他觉得很奇怪，就是我说话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大。他问我，是不是那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后的耳朵有毛病，我跟他说，两年多来我一直这么说习惯了。我也觉得很奇怪，他和水手们说话的声音低得像是在耳语，不过我还是听得蛮清楚的。在那个国家里，我说话就像一个人站在大街上跟另一个从教堂的塔顶向外探望的人说话一样，除非他们把我放在桌上，或者托在什么人的手上，说话声音才不必那么响。我告诉他，我还注意到了另一件事，就是我刚上船那会儿，水手们全都围着我站着，我都以为他们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不起眼儿的小人儿呢。真的，我在那个君王的国土上的时候，已经看惯了庞然大物，一照镜子就受不了，因为相形之下，实在自惭形秽。船长说我们一块儿吃晚饭时，他就发觉我看什么东西都带着一种惊奇的目光，好像总忍不住要笑似的，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好认为我有点神经失常。我回答说他讲得很对，我看到那菜盘子只有三便士银币那么大，一条猪腿几乎不够一口吃的，酒杯还没有胡桃壳大，我怎么能忍住不笑呢？我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把他的其余家用器具和食物形容了一番。我在为王后效命时，虽然她吩咐人给我预备了一整套小型日用品，我却一门心思只在我周围看到的那些大东西上，就像人们对待自己的错误一样，我对自身的渺小故意视而不见。船长很能领会我这善意的嘲笑话，就轻快地引用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来回敬我，说他怀疑我的眼睛比肚子还大，因为我虽然饿了一天了，他却发现我的胃口并不怎么好。他还继续往下开玩笑，坚决说他乐意出一百英镑看那鹰叼着我那小屋，再从极高的空中把它丢进海里。他说那情景一定惊心动魄，值得写下来传之后世，那和法厄同的故事显然可以相提并论，不过我却不大欣赏他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船长此前一直在越南的东京（即现在的河内市），这时正在返回英国的途中。船正朝东北方向行驶，方位北纬四十四度、东经一百四十三度，但是我上船后两天就遇到了信风。我们向南航行了很长时间，又沿新荷兰海岸航行，之后一直走西南向西的航线，再改走南向西，直到绕过了好望角。我们一路上十分顺利，我就不再把每天的航行日记拿到这里来费读者的神了。船长在一两个港口停了船，派人坐长舢板前往采购食品和淡水。不过我在到达唐兹锚地前一直没有下过船。我们于一七〇六年六月三日到达唐兹锚地，这时离我脱险大约已有九个月了。我提出留下我那些东西作为我搭船的费用，但船长坚决表示他分文不收。我们亲切话别，同时我要他答应以后上瑞德里夫我家里来看我。我还向船长借了五先令，雇了一匹马和一位向导送我回家。
一路上，我见到房屋、树木、牲口和人都小得很，就开始以为自己大概是在利立浦特。我怕踩倒我所碰到的每一个行人，常常大声叫喊要他们给我让路。由于我这样无礼，有一两次我差点儿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我向别人打听后才找到自己的家。一位用人开了门，因为我怕碰着头，所以就像鹅进窝那样弯腰走了进去。我妻子跑出来拥抱我，可我把腰一直弯到她的膝盖以下，认为如果不这样她就怎么也够不到我的嘴。我女儿跪下来要我给她祝福，可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已习惯于站着仰头看六十英尺以上的高处，所以直到她站起身来，我才看见她，这时才走上前一手将她拦腰抱起。我居高临下地看了看用人和家里来的一两个朋友，好像他们都是矮子，我才是巨人。我对妻子说，她太节省了，因为我发现她把自己和女儿都快饿得不行了。总之，我的举动非常不可思议，大家就同那船长初见我时一样，断定我是神经失常了。我提这一点，是为了证明习惯和偏见的力量是很大的。
事隔不久，我和家人及朋友就趋于正常、彼此理解了，可是我妻子坚决反对我再去航海。不过我是命中注定要受苦的，她也无力阻拦我，这一点读者以后就可以知道。我的不幸的航行第二部分就写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