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项计划是简化言辞，将多音节词缩成单音节，省去动词和分词，因为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东西事实上全是名词。
另一项计划则是，无论什么词汇，一概废除。他们坚决主张，不论从健康的角度，还是从简练的角度考虑，这一计划都大有好处，因为大家都清楚，我们每说一个词，或多或少都会对肺部有所侵蚀，这样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寿命。因此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大家在谈到具体事情的时候，把表示那具体事情所需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来得更方便吗？本来这一发明肯定早就实现了，百姓们会感到很舒服，对他们的健康也大有好处。可是妇女们联合了俗人和文盲，要求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能有用嘴说话的自由，否则他们就要起来造反。这样的俗人常常就是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不过，许多最有学问、最有智慧的人还是坚持这种以物示意的新方法。这方法只有一点不便，就是，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很大，种类又很多，那他就必须相应地将一大捆东西背在背上，除非他有钱，能雇上一两个身强力壮的用人随侍左右。我就常常看到他们中有两位大学问家，背上的负荷压得他们腰都快要断了，就像我们这里的小贩一样。他们在街上相遇后，就把背上的东西放下来，然后打开背包，在一起谈上一个钟头，完了再收起各自的工具，互相帮忙将负荷重新背上，然后分手道别。
但是，如果谈话时间很短，工具往口袋里一放或者朝腋下一夹也就够用了。如果是在家中，那他就不会感到为难。所以，在用这种方法交谈的人聚会的房间里就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凡是这种别扭的谈话所必需的一切，都近在手旁。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优点：它可以作为所有文明国家都能通晓的一种世界性语言，因为每个国家的货物和器具，一般说来都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因此它们的用途也就很容易明白。这样，驻外大使们就是对别国的语言一窍不通，仍然有条件同他们的君王或大臣打交道。
我还到了数学学校，那里的先生用一种我们欧洲人很难想得到的方法教他们的学生。命题和证明都用头皮一样颜色的墨水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块薄而脆的饼干上。这饼干学生得空腹吞食下去，以后三天，除面包和水之外什么都不准吃。饼干消化之后，那颜色就会带着命题走进脑子。不过到现在为止还不见有什么成效，一方面是因为墨水的成分有错误，另一方面也因为小孩子们顽劣不驯，这么大的药片吃下去总觉得太恶心，所以常常是偷偷地跑到一边，不等药性发作，就把它吐了出来。他们也不听劝告，不愿像处方上要求的那样，那么长时间不吃东西。
六
在政治设计家学院，我只受到了很糟糕的待遇。在我看来，教授们已完全失去了理智，那情景一直到现在都让我感到悲伤。这些郁郁寡欢的人正在那儿提出他们的构想，想劝说君主根据智慧、才能和德行来选择宠臣；想教大臣们学会考虑公众的利益；想对建立功勋、才能出众、贡献杰出的人进行奖励；想指导君王们把自己真正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放在同一基础上加以认识；想选拔有资格能胜任的人到有关岗位工作；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一些狂妄而无法实现的怪念头，都是人们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这倒使我更加相信起一句老话来：无论事情多么夸张悖理，总有一些哲学家要坚持认为它是真理。
但是，我也要为科学院的这一部分人说句公道话，我得承认，他们并非全都是这么空想的。有一位头脑极其聪明的医生，他似乎对政府的性质和体制完全精通。这位杰出人物十分熟练地运用他学到的知识，给各种公共行政机关很容易犯的一切弊病和腐化堕落行为，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弊病一方面是由于执政者的罪恶或者过失所致，另一方面也因为被统治者无法无天。比方说，所有的作家和理论家都一致认为，人体和政体严格地说是普遍地具有相似性的，那么，人体和政体就都必须保持健康。同一张处方两者的毛病就都可以治愈，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吗？大家都承认，参议员和大枢密院的官员们常常犯说话啰唆冗长、感情冲动和其他的一些毛病。他们的头部毛病不少，不过心病更多：会发生剧烈的痉挛，两手的神经和肌肉会痛苦地收缩，右手尤其如此；会肝火旺，肚子胀，头晕，说胡话；会长出满是恶臭和脓包的淋巴性结核瘤；会唾沫直飞地呼出酸气扑鼻的胃气；吃起东西来胃口会像狗却又消化不良；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毛病，就不必一一列举了。这位医生于是建议，每次参议员开会，头三天得有几位大夫列席，每天辩论完毕，由他们给每位参议员诊脉，之后，经过周密成熟的考虑，讨论出各种毛病的性质和治疗的方法。然后在第四天带着药剂师，准备好相应的药品赶回参议院，在议员们就座之前，根据各人病情的需要，分别让他们服用缓和剂、轻泻剂、去垢剂、腐蚀剂、健脑剂、治标剂、通便剂、头痛剂、黄疸剂、去痰剂、清耳剂，再根据这些药是否起作用，决定下次开会时是继续服、换服，还是停服。
这项计划不会给公众造成任何大的负担，依我个人愚见，在参议员参与立法的国家里，它对事情的处理将大有好处：可以带来团结和缩短辩论的时间；可以让少数缄默的人说话，让许多一直在说话的人闭嘴；可以遏制青年人使性子，叫老年人不总是自以为是；可以将愚钝的人唤醒，可以让冒失鬼谨慎。
还有，因为大家都抱怨君王的宠臣记性很差，那位医生就建议，无论谁谒见首相大臣，简单明了地报告完公事以后，辞退时应该拧一下这位大臣的鼻子，或者在他的肚子上踢一下、在他的鸡眼上踩一脚，或者捏住他的两只耳朵扯三下，或者弄根大头针在他屁股上戳一记，要不就把他的手臂拧得青一块紫一块，这全是为了防止他记不住事情。以后每一个上朝的日子都这么来一下，直到这位大臣把公事办好，或者坚决拒绝办理为止。
他还指出，每一位出席大国民议会的参议员，在发表完自己的意见并为之辩护后，表决时必须投与自己意见完全相反的票，因为如果那样做了，结果肯定会对公众有利。
如果一个国家里党派纷争激烈，他倒又提出了一条可以让彼此和解的妙计。办法是这样的：从每个党派中各挑出一百名头面人物，把头颅差不多大小的，一党一个，配对成双，接着请两位技术精良的外科手术师同时将每一对头面人物的枕骨部分锯下，锯时要注意脑子必须左右分匀。把锯下的枕骨互相交换一下，分别安装到反对党人的头上。看起来这项工作确实要求有一定的精细度，不过教授向我们保证，只要手术做得精巧利落，其疗效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他这样论证说：两个半个脑袋现在放到一个脑壳里去辩论事情，很快就会达成一致意见的，这样彼此就会心平气和、有条有理地来思考问题。多么希望那些自以为到世上来就是为了看看世界而同时又要支配世界的运动的人，都能这么心平气和、有条有理地考虑问题啊！至于两派领袖人物的脑袋在质量和大小上有点差异，那医生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就他个人所知，那实在是微不足道。
我听到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在争论：最方便有效而又不使百姓受苦的筹款的办法是什么呢？第一位说，最公正的办法是，对罪恶和愚蠢征收一定的税款，每个人应缴税额总数由其邻居组成陪审团公正合理地裁定。第二位持完全相反的意见：有人自夸在体力和智力上有才能，觉得自己了不起，那就应该多缴税；征多少税，根据其才能出众的程度而定，不过这得完全由他自己来拿主意。最受异性宠爱的男子应缴纳最高的税，税款多少，则应根据其所受宠爱的次数和性质而定，这一点上允许他们自己为自己做证。他还建议，对聪明、勇敢和礼貌应该收重税，收税方法相同。有多少聪明、勇敢和礼貌，让每个人自己说。至于荣誉、正义、智慧和学问，则完全不应该征税，因为这类素质太少见了，没有人会承认他周围的人具有这些素质，自己有也并不重视。
他主张妇女应根据其漂亮的程度和打扮的本领来纳税，这方面她们可享有与男子同样的特权，即怎么漂亮、怎么会打扮由她们自己判断决定。但是对忠贞、节操、良好的辨别能力和温良的品性不征税，因为税费不菲，她们根本就缴不起。
为了使参议员一直能为君王的利益服务，他建议议员们以抽签的方式谋取职位。每个人首先都得宣誓，保证不论抽中或抽不中，都一定投票拥护朝廷。同样，等下次有官位空缺时，没有中签的人还能轮到再抽一次。希望既在，也就没有人会抱怨朝廷不守诺言，一旦失望，也只好完全归咎于命运，而命运的肩膀总比内阁的肩膀要来得宽阔结实，是能担负起失败的。
另一位教授拿了一大本关于如何侦破反政府阴谋的文件给我看。他建议大政治家们要对一切可疑人物的饮食进行检查，看他们什么时间吃饭、睡觉时身子朝哪边、擦屁股用的是哪一只手。要严格检查他们的粪便，从粪便的颜色、气味、味道、浓度以及消化的良与不良，来判断他们的思想和计划，因为人没有比在拉屎时思考更严肃、周密和专心致志的了，这是他经过许多次试验才发现的：这种时候他如果用来考虑怎样才是暗杀国王最好的办法，粪便就会呈绿色；但他盘算的如果只是搞一次叛乱或者焚烧京城，粪便的颜色就大不一样了。
整篇论文写得十分犀利，其中不少观点对政治家来说是既有趣又有用，不过我觉得还不够完整。这一点我冒昧地对作家说了，并且提出，要是他愿意，我可以再提供他一点补充意见。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这在作家中，尤其在设计家之流的作家中，倒是不多见的。他表示很愿意听听我还有什么意见。
我告诉他，我曾在垂不尼亚王国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管它叫兰敦。那里的人大部分全是由侦探、见证人、告密者、指控者、检举人、证人、咒骂者以及他们的一些爪牙组成的，他们全都受正副大臣们的庇护、指使。在那个王国里，阴谋通常都是那些企图抬高自己大政治家身份的人所为。他们企图使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恢复生机，企图扑灭或者转移群众的不满情绪，企图用没收来的财物填进自己的腰包，企图左右公众舆论以尽量满足个人私利。他们先取得一致意见，定好应控告哪些可疑分子图谋不轨，接着采取有效手段弄到这些人的书信和文件，然后把他们囚禁起来，文件则交给一伙能巧妙地从词语、音节以及字母中找出神秘意义的能手去处理。比如说，他们会破译出“马桶”是指“枢密院”，“一群鹅”指“参议院”，“瘸腿狗”指“侵略者”，“呆头”指“——”（“——”代表“国王”，当时作者不便明白写出，故以“——”代之）。“瘟疫”指“常备军”，“秃鹰”指“大臣”，“痛风”指“祭司长”，“绞刑架”指“国务大臣”，“夜壶”指“贵族委员会”，“筛子”指“宫廷贵妇”，“扫帚”指“革命”，“捕鼠器”指“官职”，“无底洞”指“财政部”，“阴沟”指“朝廷”，“空酒桶”指“将军”，“流脓的疮”指“行政当局”。
如果这种办法行不通，他们还有另外两种更为有效的办法，当地的学者称它们为“离合字谜法”和“颠倒字谜法”。用第一种办法他们能解释出所有单词的第一个字母都具有政治含义。于是，N就是指“阴谋”，B指“一个骑兵团”，L指“海上舰队”。要不就用第二种办法，通过颠倒变换可疑文件上字母排列的顺序，可以揭开对当局不满的政党最深藏着的阴谋。比方说，如果我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汤姆兄弟最近得了痔疮。”一个精于此道的人，同是那个句子里的那些字母，经他一分析，就会变成下面这样的话：“反抗吧！阴谋已经成熟。塔。”这就是“颠倒字谜法”。
教授非常感谢我给他说了这些意见，满口答应要在他的论文中提我一下，以表敬意。
我看这个国家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就不想再住下去了，于是动了回英国老家去的念头。
七
这个王国是一座大陆的一个部分。我有理由相信，这座大陆向东一直延伸到美洲加利福尼亚以西的无名地带，往北是太平洋，离拉格多不到一百五十英里。那儿有一座良港，与位于其西北方大约北纬二十九度、东经一百四十度的拉格奈格大岛之间贸易关系频繁。这座拉格奈格岛东南方大约一百里格就是日本。日本天皇与拉格奈格国王间订立了紧密的同盟，两岛国间因此常有船只来往，于是我就决定走这条路线回欧洲去。我雇了一名向导带路，买了两头骡子驮我那一点行李。我辞别我那高贵的主人，他对我一直那么好，临别又送了我一份厚礼。
一路上我没有碰到什么值得一讲的故事或奇遇。到达马尔多纳达港口时（港口的名称就是这么叫的），港内没有要去拉格奈格的船，而且看来短时间都不会有。这座港市和朴次茅斯差不多大。不久我就结识了一些朋友，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招待。其中一位知名的先生对我说，既然一个月内都不会有船去拉格奈格，我要能去西南方距此约五里格的格勒大锥小岛一游，说不定倒也挺有意思。他主动提出他和另外一位朋友可以陪我前往，并且可以提供一艘轻便的三桅小帆船。